一念之間歷史改寫 美國總統曾決定香港命運？
如果有人在旺角行人專用區拉起橫幅，白底黑字寫着「強烈要求香港回歸中華民國」，不少看官大概會一笑置之。然而，「回歸民國」卻在72年前差點成真。不過，一個美國人的一念之差使之頓成海棠殘夢；而這個美國人從客觀結果來看，亦是奠定香港經濟轉型起飛基礎之人──他，就是美國總統杜魯門。
（本文原載2017年3月13日《香港01》周報第51期B6-B7版，按此訂閱周報）
所謂杜魯門主義，是杜魯門在任美國總統期間形成的重要外交政策綱領。具體而言，可以視杜魯門在1947年3月12日的國情咨文內容，為「杜魯門主義」的核心。杜魯門認為共產主義危害自由世界的安全，美國有責任援助自由世界國家的復興，以及抵擋共產主義入侵自由世界。當時正值希臘內戰，杜魯門要求國會撥出四億美元援助有赤化危機的希臘和土耳其政府，作為「美國對共產主義暴君浪潮的回答」。美國國會其後通過杜魯門提案，共產世界與自由世界兩大對立陣營形成，正式開始扭轉香港命運的冷戰。冷戰以外，較少人留意到，若不是杜魯門，香港可能早在二戰後，已回歸到中華民國治下。
第一次前途危機
作為一個國際重要的資金、人才與知識轉口港，香港從開埠至今，皆是國際政治的博弈之地，香港的歷史進程與命運，不可避免的與各國有所牽扯。1945年4月12日，被視為華府少數對國民政府友善的總統羅斯福逝世，由其副手杜魯門接任──相信當時的人不會想到，這位「冷手撿到熱煎堆」的杜魯門，竟然會為往後數十年的冷戰格局一錘定音，亦是把香港回歸推遲了52年與造就香港經濟起飛的關鍵人物。
那杜魯門如何令香港「民國夢斷」呢？故事要從二戰說起。1940年5月10日，法國在納粹德國展開閃擊戰之後，不到兩個月就投降，同時，中國孤軍奮戰已經接近三個年頭。及至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後，以中、英、美及蘇聯為核心的同盟國成立。同盟國成立後，前有國軍名將薛岳指揮的第三次長沙大戰，是為同盟國成立後對軸心國的首勝；後有國軍入緬阻日救英，在仁安羌戰役救出數萬英軍；蔣介石領導着這個內亂不斷、經濟與軍事水平遠遠不及日本的國家，獨力與日本周旋，把三分之二日軍困在中國戰場──中國的貢獻不言而喻，從「理論上」中英兩國亦變成「平等」盟友。
1942年10月9日，對國民政府親善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宣稱美國願意放棄其公民在中國的治外法權、撤銷美國在華租界，並表示願意與國民政府進行談判，簽訂新的平等條約；即便老牌殖民帝國大英帝國並不情願，但也隨之跟上。
同月28日，英國駐華大使薛穆（Horace James Seymour）奉命與中國外交部開始就簽訂新約舉行談判，而香港的前途問題就出現在談判之中──外交部部長宋子文主張廢除英國與清廷簽署的《展拓中英界址專條》，謂新界應在戰後交還予國民政府。不過英國首相邱吉爾極力反對，稱「新界問題」不應包含在「新約」之內，應於戰後才「重新考慮」，否則英國會拒絕簽訂《中英新約》；宋子文同樣在談判中寸土不讓，堅持要收回新界，雙方就此僵持不斷，蔣介石甚至在日記中寫到，「一俟戰後用軍事力量，由日軍手中取回，則彼雖狡猾，亦必無可如何」。
另一邊廂，日本在得悉中、美、英三國正談判新約後，惟恐其威脅日本正在力推的「以華制華」（在不同的中國佔領區成立傀儡政權，以南京汪精衛政權與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為代表）之策，故在同年12月21日於御前會議決定「對於中國的租界、治外法權和其他特殊的各種形態，應以尊重中國主權和領土的精神為基礎，設法盡速予以撤銷，或者予以調整。」但又說「關於九龍租借地的處地，和香港一起另行規定。」
羅斯福堅定支持香港回歸民國
1943年1月9日，日本搶先與南京汪精衛政權簽訂《關於交還租界及撤銷和廢除治外法權之協定》──日本此一舉動加速了中英的談判進程，結果延至1943年公布，美、英取消在華的治外法權及租界，但對戰後香港歸屬並無着墨。然而，有關香港戰後歸屬問題卻在1943年11月23至26日舉行的「開羅會議」裏有所變化。蔣介石與羅斯福達成一致意見，羅斯福表示支持中國收回香港，並將它變成國際自由港──據史家梁敬錞於《開羅會議》中記述，「……即香港地方，羅斯福亦主張應由英國交還中國，由中國宣布為自由港，委員長（蔣介石）同意將香港宣布為自由港，即請羅斯福向英交涉」。
時任（蔣介石）侍從室高級參議杜建時中將在1984年在《憶開羅會議》時回憶到，蔣介石、羅斯福與邱吉爾三人在會議中談及香港問題時有着以下一段對話，可見當時邱吉爾對香港問題的堅決──「蔣介石在會議上提出戰後拒絕英國軍艦駛入中國港口，取消英國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和收回租借地問題，美國總統羅斯福支持蔣介石的意見」，羅斯福又問「你對香港有何打算？」話音未落，邱吉爾即大聲疾呼：「你們請注意，香港是英國的領土。」蔣介石立刻駁斥，謂「英國以暴力入侵中國，與清廷所訂的不平等條約，國民政府概不予承認，戰後隨時可收回香港。」邱吉爾則隨即抱怨，「盟國共同戰勝日本，為什麽英國必須像殘暴的日本一樣，受到被剝奪土地的懲罰？」香港前途問題在「開羅會議」中仍未有定論。
1945年，二次大戰接近尾聲，香港前途問題再次浮上水面。2月8日，病重的羅斯福拖着病軀，千里迢迢遠赴位於東歐雅爾達出席「三巨頭」（美國、蘇聯、英國）會議，並且瞞着英國說服史太林同意英國交還香港給國民政府，然後由中方宣布香港為自由港；4月5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遠赴倫敦會見邱吉爾，要求英國按照《大西洋憲章》精神，放棄重新佔領香港的企圖。不過，邱吉爾態度堅決，並且提出抗議，香港問題繼續「卡關」，不過在香港主權之爭上似乎佔着上風。
羅斯福的逝世使「香港回歸」成為夢幻泡影──這位中年因病癱瘓、在戰時為美國以至全人類鞠躬盡瘁、長年位居「美國最偉大總統」三甲、甚至令國民政府遷往台灣後把第一學府國立台灣大學的地址命名為「羅斯福路」的美國總統，就在指派赫爾利會見邱吉爾的七天後因為腦出血病逝。
羅斯福逝世，由當時的副總統杜魯門接任──但其實杜魯門任職副總統的時間只有不到三個月，兩人在任內沒有開展過重要的合作，一些主要計劃如曼哈頓計劃（研發原子彈），杜魯門亦沒有參與。1945年8月15日，杜魯門決定以曼哈頓計劃的成果（兩顆原子彈）終結戰爭，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羅斯福猝逝、戰爭結束得比預期「突然」，受降問題亦因而成為焦點──中國戰區內的日軍要向合法政府國民政府投降，還是中共有權受降？戰後香港該由英國受降，還是中國？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的翌日（16日），外交部次長吳國楨電告英國，香港位於盟軍中國戰區，應由中國戰區司令蔣介石受降，英國沒有中國戰區司令蔣介石與麥克阿瑟之授權，不得進兵香港；然而，同日杜魯門卻電告英國，表示麥克阿瑟將安排香港由英國受降。17日，遠東盟軍統帥「麥帥」麥克阿瑟，在杜魯門授權下，正式發布《一般命令第一號》，曰：「中國（滿洲除外）、台灣及北緯16度以北之法屬印度支那境內的日軍高階司令官及所有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應向蔣介石大元帥投降」──中英雙方對此亦不滿意，國民政府認為此令沒有對「中國範圍之內」的措詞作明確交代，英方則認為香港乃英國屬土，戰區不能凌駕主權，香港日軍受降權屬於英國，並向杜魯門抗議。此令一出，蔣介石急令駐廣東的張發奎第二方面軍往香港進發，執行香港受降事宜；至於英國其實早在日本投降之前，即8月13日，由英國戰時內閣國防委員會決定，安排艦隊在離香港水域不遠的地區活動，以搶先接收。
蔣介石的痛憤：弱國無外交
根據香港史專家謝永光的說法，雙方就香港歸屬不斷拉鋸，皆望能得到美國作為後援，為其主張背書。如果說羅斯福主政下的美國，在香港問題上是站在國民政府一方，那杜魯門則是一改羅斯福立場，轉而支持英國，命令「麥帥」要求香港日軍向英軍投降，並電告蔣介石稱其「不反對英方接收香港」，並希望蔣介石能同意他的看法。杜魯門之所以一改前任總統羅斯福的立場，全因他的如意盤算是，納粹德國投降後，美國與蘇聯在歐洲即已明爭暗鬥，而在這場事關美國切身利益之爭中，美國需要英國支持，而香港問題與美國並無直接利益關係，沒有必要在香港問題上得罪英國──美國因而「轉軚」，支持英國。
英國號稱「日不落帝國」，縱使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元氣大傷，但其實力是中國尚不能及，而英國在香港問題上始終堅決，中國彼時沒有與之作軍事對抗的底氣與國力；加上抗戰勝利後，大量部隊尚在西南的國民政府，亟需美國的海、空運輸協助，迅速把國軍東轉至沿海以恢復統治，另外要北調國軍至華北及東北，以防得到蘇聯扶植的中共，進一步接收侵華日軍的軍備，壯大實力，赤化中國。英國挾其強大的軍事實力，加上「轉軚」的美國杜魯門支持作後盾，事已至此，中國屈服了──蔣介石發電杜魯門，「日本在香港的部隊應向我的代表投降，在受降儀式上，將邀請美國與英國的代表參加。在受降後，由我授權英國部隊登陸並重新佔領香港。英國不得利用任何藉口，命令部隊在中國大陸登陸。」
弱國無外交，英方連給國民政府留個臉子亦不願意──英國堅持要由英軍接受香港日軍投降，以雪「3年零8個月」之恥。蔣介石就此問電杜魯門，措辭極其強硬，不願意在受降問題上讓步；不過，杜魯門仍然不願支持國民政府的提議，並表示希望中方「同意我的勸告，與英國人取得軍事協調。以便給予麥克阿瑟將軍相應的命令，叫他部署香港日軍向英國司令官投降的事宜」。蔣介石在8月23日與27日再發電報兩份，稱中國已經作「最大讓步」，並在27日召見英國駐華大使薛穆，如英國擅自受降，中國必予抵抗。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回憶，蔣介石指「他從英國方面接到的每一通知，都帶着武力威脅，這還不僅僅限於香港和九龍，而且還牽連到中國其他地區。委員長說，他認為英國的態度是帝國主義式的，表現飛揚跋扈，是與聯合國的資格不相稱的」──弱國無外交，蔣介石在其日記的每月反省錄（8月）上悲痛的寫到，「英國強欲重佔香港，不許我接收，並拒絕我委派其英國軍官接收香港之指令，痛憤不已！」
及後，中、英兩國終於達成協議，中方授權英國海軍少將夏愨在香港代表蔣介石與英國受降。8月30日，夏愨率領日本投降時停泊在菲律賓蘇比克灣英國皇家海軍特遣艦隊抵港，並在港九街頭刊發英艦重新入港的號外。9月1日，夏愨刊憲，宣布成立由英軍領導的臨時軍政府──不過，香港日軍司令部遲至9月16日才正式在港督府向夏愨投降，原因在國民政府堅持香港的受降儀式不能在南京的受降儀式前進行。二戰中的所謂同盟國「四巨頭」，只有羅斯福主政下的美國對華親善，但杜魯門接任後，扭轉美國對華態勢，在失去這個強大的「朋友」之情況下，香港亦告回歸夢斷；作為民族主義之心極重的蔣介石，難怪在其9月1日的日記寫到，「惟英國侮華之思想，乃為其傳統之政策，如我國不能自強，今後益被侮辱矣！」
1946年3月5日，邱吉爾在美國發表著名的「鐵幕演說」，稱「從波羅的海邊的斯塞新到亞得里亞海邊的的第里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拉下。這張鐵幕後面坐落着所有中歐、東歐古老國家的首都」，由此拉開了冷戰序幕。
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在致美國國會的咨文中聲稱，美國有責任領導「自由世界」，有着「必須幫助自由民族通過他們自己的方式來安排自己的命運」，對抗「極權政制的種子」之使命，防止共產主義滲透，「美國支持自由國家抵禦極權政體」。此一主張，被普遍認為是美國外交政策上的一個重要轉向，其國際秩序與格局的影響不下於1823年的所謂「門羅主義」（時任美國總統門羅宣布西半球不再受歐洲殖民主義支配），並與稍後公布的馬歇爾計劃共同構成美國往後30年對外政策的基礎，亦標誌着美蘇在二次大戰中同盟關係的結束與冷戰之開始。這場主宰了國際格局近50年的意識形態之爭，影響着全球各個角落，身為中國的南大門，同時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亦不例外。
冷戰之初，神州色變，英國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杜魯門亦在1950年1月5日宣布「美國不會防衛台灣」，杜魯門大有放棄中華民國此盟友之勢。彼時，美國對中共的基本態度就是防止其倒向蘇聯，美國對中共的貿易管制亦僅涉及軍火與鋼鐵等戰略物資（《美國1949年出口管制法》），相較於蘇聯與東歐等「鐵幕的那一邊」要寬鬆得多；可以說，杜魯門一如美國記者史諾（Edgar Snow）一樣，視中共純粹為一群「熱誠的土地改革者」的一樣，對中共並不了解，對其能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心存幻想。
厲行禁運 香港經濟受重壓
然而，杜魯門這個幻想很快就實實在在地破滅──1950年6月25日，朝鮮軍隊越過「三八線」入侵南韓，韓戰爆發；同年10月，中共派遣「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美國對中共的態度丕變，由限制貿易走向全面封鎖（禁運）。同年12月3日，杜魯門宣布，對中國大陸、香港與澳門地區的出口實行全面之許可證制度（以前只對戰略物資實行許可證管理），明確要求「美國應當運用一切努力防止中國共產黨人從非蘇聯的來源獲得直接用於軍事目的的物資與裝備」、「凡是一個士兵可以利用的東西都不許運往中國」，甚至包括紡織品與廢橡膠，對中國實行了實際上的全面禁運。此後，杜魯門限令美國船隻與飛機不得運輸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香港和澳門）為目的地的戰略物資與重要工業原料。
杜魯門主導的禁運，可謂鋪天蓋地、包山包海，務求在經濟上迫使中共屈服。1951年5月，美國主導的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進一步對中共實施軍械、彈藥、汽油與其他軍用物資的禁運；同年10月26日，美國國會通過《1951年相互防禦援助管制法》（巴特爾法案），凡是接受美國援助的國家，如將「軍械、彈藥、戰爭工具、原子能物資、石油、有戰略價值之運輸器材，以及用於製造軍械、彈藥及戰爭工具之首要戰略性物資」運往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美國就「立即停止供給其全部軍事、經濟或財政援助」。
在杜魯門的強大壓力下，英國工黨政府亦只能聽命；港英殖民政府其時就祭出了一系列禁運法令，禁止出入口之指定物品接近200種，其中大部分為戰略物資，但亦有汽車、一般鋼鐵產品，連「容量四加侖以上的汽油桶」、「紡織品及衣料」等生活用品亦在名列。同時，當時出口到美國的香港貨品亦受到嚴格限制──由於美國政府擔心中國貨品冒充港貨出口，華府對進口港貨實施非常嚴格的檢驗，例如香港出口的「臘鴨」，美國就以鴨蛋來自大陸為由，一度拒絕進口；港英殖民政府則堅持鴨蛋是在香港孵化與加工，乃百分百之香港產品，雙方幾經商討，最後才同意所有在港孵出的鴨子必須加上標記，才可加工成臘鴨，出口美國。
亂世尚能崛起 今日更應圖強
二次大戰前，香港憑藉其優越的地理環境，已經發展成為一個以外貿、銀行、航運業為基礎的轉口港，轉口貿易相當發達；戰後，香港的對外貿易恢復迅速，中國大陸的進出口物資大量經由香港轉運，轉口貿易重新發展。及至韓戰爆發，杜魯門主導的禁運對香港的轉口貿易造成嚴重打擊──1951年，中國大陸是香港轉口最重要的市場，香港對大陸的輸出總額為16億港元，佔出口總額的36%，到了1952年，該輸出額驟降至5.2億港元，比上一年下滑了67%；五金、工業原料、花紗布、西藥、洋瓶以及出口貨等六大類主要進出口貨物批價的總指數，1952年較1951年下跌了36%，香港進出口以至轉口的貿易大受打擊，這亦是香港從轉口港轉型為「製造業大港」，「Made in Hong Kong」（香港製造）起飛的關鍵時刻。
不論是冷戰，還是「回歸」，都可以見到香港早就成為大國博弈、間諜活動的「亞太中心」──時至今日，各國在港的情報、政治活動仍然沒有斷絕。眾所周知，香港民主派與外國多個政府溝通密切，建制派與北京當局的關係更是擺在枱面的秘密。今日一如冷戰開始後，大國在香港棋盤上的博弈爭鬥從未斷絕，香港人雖然無法實質影響大國的政策方針，但曾經在她們博弈的夾縫之中，成功利用政治與地緣優勢，在內戰、韓戰引起的大亂世下，成功蛻變成重要工業城市。過往在亂世中求取的成功，實在值得我們反思，今日太平盛世下，香港為什麼好像完全迷失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