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解.旅遊|當反消費主義的「城市漫步」遇上消費主義盛行的香港

撰文:王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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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上周三(2月28日)發表的《2024-25財政預算案》提出全方位打造香港品牌,其中旅遊發展局會推動以「城市漫步」(City Walk)等為主題的沉浸式深度遊。當具備反消費主義色彩、主打透過步行體驗市井煙火的City Walk,來到消費主義大行其道、以車輛主導道路規劃的香港,將會碰撞出怎樣的結果?

不少意見認為,香港旅遊業需要能夠體驗本地人文情懷的深度遊。 (資料圖片 / 林若勤攝)

「附近的消失」驅使「City Walk」興起

「City Walk」最初在國外興起,被視為緩解「過度旅遊開發」(Overtourism)的手段,通常以導賞團(Walking Tour)形式進行:一兩位講解員帶領遊客在非傳統旅遊景點中步行,探索城市的自然和人文景觀。去年,「City Walk」成為內地社交媒體上的現象級話題,並且不再侷限於導賞團的形式,而是強調以步行方式和較低消費,追求小眾和非主流敘事。根據「小紅書」去年7月發佈的《小紅書City Walk趨勢報告》,「City Walk」已經演變成為泛指一切「走來走去找快樂的行為」。報告還指出,第一則「City Walk」貼文早在2016年已經出現。那麼,它為什麼在去年突然成為現象級的話題?

消費模式的改變是最直接的催動力。無論是餐飲、購物還是旅遊,越來越多人分享怎樣花更少的錢而獲得更滿足的消費體驗。有人將其歸因為「消費降級」,也有人認為是消費觀念轉變帶來的「反向消費」、「消費分級」,但客觀結果都是消費金額減少。背後的成因或許可以從更廣闊的社會層面去分析,內地人類學家項飆提出「附近的消失」概念,說我們超越了具體而繁瑣的生活之後,周邊的生活好像離我們遠去了。他指出,物流、外賣等平台和居住模式在確保安全和方便的同時,也建立了不需要與周邊的他人進行互動,就能夠滿足吃住出行等需求的陌生人社會。這一概念得到許多人的認同,尤其是新冠疫情封控期間,人們被迫通過鄰里互助的形式生存,也讓大家重新意識到與「附近」建立關係的重要性;於是在防疫結束後,「漫步」便成為探索附近的方式之一。

2023年,「City Walk」突然成為內地社交媒體平台的現象級話題。(圖源:小紅書)

當反消費主義遇上消費主義

當「City Walk」成為內地年輕遊客的新寵,以內地人作為主要客源的香港旅遊業,也不得不想方設法迎合這種全新的旅遊方式。小紅書等社交平台是年輕人出行偏好的風向標,香港旅遊發展局顯然看到這一趨勢,也早已在小紅書、豆瓣、微博等社交媒體平台發佈推廣內容。例如旅發局與小紅書合作推出「香港漫步指南」活動,介紹五條具有特色的香港旅行路線,分別括山海漫步、博物漫步、霓虹漫步、塗鴉漫步和文藝漫步。

《2024-25財政預算案》就提到,旅發局會推動以「城市漫步」等為主題的沉浸式深度遊,亦會針對年青客群喜好,透過例如推廣遠足、單車、直立板、越野跑以至野外觀星等嶄新內容「軟銷」香港。不過,香港引入「City Walk」之際,未知曾否認真探究其演變歷程和興起因由,以及香港是否具備相關土壤?例如,與內地所面臨的「附近的消失」恰恰相反,香港是高密度城市,滿佈食肆商鋪,人們的日常購物和消費基本都可以在「附近」完成,實體經濟仍很繁榮,社區也有活力;同時,香港消費主義大行其道,但City Walk本身具備反消費主義的色彩,似乎不能爲旅遊業帶來太多直接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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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是市井文化而非大商場

《2024-25財政預算案》還提出,將以「盛事活動」和「主題年會」打造香港旅遊品牌。乍看之下,是要塑造一個高端、繁華的國際都市。然而,這又與「City Walk」的邏輯不太吻合。長期以來,訪港遊客的消費場景主要集中於高檔商場和連鎖商鋪,根據旅發局的統計,2018及2019年的過夜遊客都有約五成的消費用在購物;對於沒有過夜的遊客,購物佔比更是超過八成。但「City Walk」導向的關注對象不是「盛事」或「大商場」,而是「市井文化」。內地「City Walk」流行的路段,正是一些具備城市風味的老城區或城中村,而不是市中心的寬馬路、高樓房。這也不免令人疑惑,當官方進場,為原本提倡漫無目的城市探索編寫漫步指南,會否消解隨心所欲、反主流敘事的新奇感?

去年特區政府推出不少振興旅遊業的舉措,但遺憾的是許多活動都備受爭議。以美食博覽、廟街夜市為例,該些活動本來以小販文化和本土風情作為賣點,結果卻出現販售食物缺乏特色、價格偏高等問題;與此同時,食物環境衛生署也持續打擊無牌熟食小販,變相扼殺那種自下而上誕生的「夜文化」。當局一邊推廣,一邊清除,做法與推廣「城市漫步」同時塑造香港國際都會形象的邏輯相似,好像「市井文化」只有在被官方收編之後才具備正當性,否則就是阻礙市容,不利於經濟高速發展,需要被淘汰的產物。

香港用什麼吸引遊客來漫步

早於2013年,香港已經引入「City Walk」的概念,不少社企、博物館和民間保育群體都會推出步行導賞活動,只是官方從不重視。2017年11月15日,時任立法會會計界議員梁繼昌便就香港發展步行導賞團提出質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僅回覆表示,未有打算針對有關業務設立發牌制度,但政府一直支持業界提供不同旅遊產品。

及後數年,「City Walk」的熱度在本土思潮激盪的語境中升溫;而在新冠疫情期間,由於邊境限制不能外遊,不少市民也開始發掘在香港散步的樂趣。城市研究學者黃宇軒撰寫的《香港散步學》和《城市散步學》兩本書,在過去兩年頻頻登上暢銷書榜單。然而,越來越多特色景觀正在消失:現存流動小販牌照不到300個,大排檔只剩20多間,五年內有1.6萬個霓虹燈被拆卸,深水埗「棚仔」要拆遷,文化博物館也不保⋯⋯如今當局突然大力推廣「City Walk」,但在很多市井文化都已所剩無幾的情況下,難免令人擔心,香港還有什麼在地的街頭文化可以吸引外來遊客?

霓虹燈招牌曾是香港的時代印記,但過去五年內有1.6萬個霓虹燈被拆卸。(網上圖片:Ngamgilani作品)

漫步人流有望重塑商業型態

美國籍加拿大記者、作家珍·雅各(Jane Jacobs)將自己對美國都市街道的觀察,撰寫為《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一書,批評1950年代主流的城市規劃理念影響深遠。她指出,統一規劃建成的街區無法維持多樣性,到最後都容易衰落,反而是小馬路、高密度的街道更有活力:「城市產生的多樣性,不管是哪一種,事實上是因為城市裡有許多人緊密地聚在一起,他們又包含了許多不同的品味、技能、需求、供給和狂熱。」

因此,「City Walk」帶來的不僅是更多的遊客,更是人流量對商業型態的重塑。當城市規劃為人的活動預留空間時,商業活動便自然會發生——對於消費場景集中於封閉商場的香港來說,這是一次資源重新分配的機會,更是一次重新思考城市規劃的機會。

運輸及物流局推出「對角行人過路處」,回應制定運輸整體策略及規劃時「行人優先」的理念。(運輸及物流局)

反思城市規劃打造「步行城市」

2010年代,城市研究逐漸重視「人本交通」的意義,並引入步行友好度(Walkability)的概念,根據一個地區中不用開車就能到達附近的商店、學校和公園的可能性及數量,判斷該地區適合步行的程度。許多歐美國家也在反思以汽車為中心的道路規劃,着力提升步行友好度、打造「步行城市」。「步行城市」的受益對象不僅是旅遊觀光活動,更是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因為它是更加可持續的城市規劃,能夠減少汽車碳排放,為老齡化人口打造無障礙化出行環境,幫助外來人口增加與附近的互動、更快融入社區。

香港「窄馬路、密路網」的規劃,具備打造「步行城市」的基礎,同時由於地少人多,旅遊業界接待能力有限,過度開發的矛盾早有顯現。值得一提的是,「City Walk」在內地火爆後,也引發不少批評,有聲音認為它只是中產階級對「逛街」的偽裝,所謂的深度體驗不過是將城市人文作為「被凝視的景觀」,僅僅具有打卡拍照的意義,或只是帶動文青咖啡店等場景的消費。如果港府只是將「城市漫步」包裝成為時尚的打卡路線,藉以推廣旅遊業,而忽視這亦是對市井文化發展、城市規劃和文旅資源分配進行反思的好時機,那麼最終打造的或許是徒有「國際大都會」空殼、沒有文化內涵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