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金融｜環境危機迫在眉睫　什麼是「綠色轉型」的關鍵？

氣候災害、全球暖化，環境危機頻頻敲響警鐘，「可持續發展」成為越來越受企業和行業重視的關鍵詞，包括金融行業。深圳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等機構主辦的「2023大灣區可持續發展系列活動周」，正於10月27日至11月3日在深港兩地舉行，冀透過不同活動探索粵港澳大灣區在可持續金融與經濟創新方面的發展路徑。在活動周首日，「2023大灣區可持續金融論壇」同步在深圳開幕，深港兩地來自政府、企業、金融界等領域的專家匯聚一堂，分享對於可持續發展的洞察與經驗。

可持續發展危機：關鍵十字路口

「今天我們站在十字路口。」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白雅婷在論壇開幕初時便向所有人發出了警示：「氣候災害衝突、經濟衰退和新冠疫情的持續等綜合影響下，只有15%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仍在正軌上，三分之一處於停滯或倒退狀態。」她指出，目前已有超過7億人受到全球極端貧困現象的影響，實現性別平等的前景已經延長到了的300年之後，而除非所有部門制定改革政策，否則預計到本世紀末，全球氣溫將上升3攝氏度。

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ISSB）主席特別顧問兼北京辦公室主任張政偉則用通俗的方式，進一步解釋了這些現象的嚴峻程度。「（氣溫上升）1.5度，還是一條活路，3度、4度基本死路。」他援引研究報告的內容表示，按照人類現在的生活方式，全球溫升很有可能在2100年到達4度，但人類無法適應氣溫上升4度的環境，我們的子孫——2020年前後出生的這批人，他們整個生命周期都會活在大部分是溫升4度的空間內。到時候，上海已經消失，北京成為沿海城市，那深圳和香港又會在哪裡呢？

正是因為這些危機頻頻敲響警鐘，「可持續發展」成為越來越受企業和行業重視的關鍵詞，包括金融行業。「可持續金融」是指在金融活動中將ESG（Environmental 環境, Social 社會, and Governance 治理）因素納入考慮，通過金融機構和投資者引導資金流向具有環境友好和社會責任的項目和企業，以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性。可持續金融產品「綠色債券」便是用於籌集資金來支持環境友好的項目，如太陽能發電場、風力發電場或能源效率改進計劃，從而推動可持續發展或者減少對環境的不良影響。

期用技術手段化解企業「漂綠」

「漂綠（greenwashing）」是由「綠色」（green，象徵環保）和「漂白」（whitewash）合成的新詞，指企業通過公關、行銷等手段宣傳自己對環保的付出，而實際行動卻背道而馳。香港中文大學2020年發表的論文《供應鏈中的綠色形象管理：企業供應商的戰略性披露》指出，企業策略性地披露了與對環境負責的「好」供應商的關係，同時隱瞞了與「壞」供應商的關係。此外，在極端炎熱、森林大火、大型氣候災害發生的日子裡，公眾對氣候變遷意識有所增強，企業的漂綠行為也往往隨之增加。

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屬下投資推廣署財經金融服務及金融科技主管梁瀚璟在對話環節指出，一些企業存在「漂綠」的行為，導致融資未必能投入到有助於改善氣候問題的項目。他還表示，國際市場中碳信用的價格今年跌得很厲害，因為很多碳信用的買方機構不信任碳信用背後數據的真偽，所以數據可信度成了碳交易市場中一個很大的問題。

碳交易的核心邏輯是通過對碳排放進行定量的監測、報告和驗證，設立碳排放權的市場，讓企業和國家可以進行碳排放的買賣。例如碳排放量未達到上限的企業可以出售多餘的碳信用額，而超標排放的企業可以購買配額。然而，碳交易可能會被當作漂綠的工具，因為一些企業會通過購買大量低價的碳權以宣稱自己達至碳中和。外媒曾披露，向迪士尼、Gucci、殼牌石油等知名企業出售熱帶雨林碳抵減額度的碳信用認證機構Verra，將雨林遭到威脅的程度誇大了400%，實際上有九成的雨林碳抵銷項目沒有環境效益。

梁瀚璟指出，香港政府大力推動Web 3.0行業的發展，一些本地機構正以區塊鏈技術作為底層基建，搭建去中心化的平台，這或許能夠改善交易環節中存在的數據可信度問題。

ESG信息披露推動可持續發展

香港大學中國商業學院ESG中心主任、亞洲開發銀行價值鏈與循環經濟國際顧問施涵，在規劃和實施可持續發展方面擁有超過30年的經驗。他多次強調，單靠企業意願，其實較難推動企業的綠色轉型。施涵倡議通過提升ESG信息披露來推動企業ESG管理的發展，「本來應該是一個企業ESG管理的系統以及管理績效對外的一種闡述，但不可否認的是，在ESG發展的初期，我們往往看到的是ESG信息披露來帶動ESG的管理。」

在論壇後的媒體群訪中，施涵指出中國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ESG報告或者特殊發展報告方面，披露的總體比例停留在30%左右，低於國際的平均水平；且報告缺乏投資者關心的、企業的ESG對其績效或者風險影響的相關信息。而香港在ESG的監管以及信息披露方面，走在整個亞太地區的前列，因此，他建議可以借鑒香港交易所和其他地區對於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強制性的要求，並提供更加明確的披露指引，因為企業往往會選擇披露對自己有利的信息，避開一些實際上對投資決策非常重要、但是對企業看上去不利的信息。他重申：「各個國家的經驗都表明，靠企業自願地去做ESG工作，效果肯定是很差的，所以政府的法規和標準就變成了最低的要求。」

施涵以歐盟為例，歐盟推出《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CSRD)》統一可持續報告信息披露的標準，將做可持續發展報告的企業數量從原先的大約1萬家提升到接近5萬家。中國往往是從政策的角度推動信息披露，現時還缺乏針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規，但很多國家包括亞洲的日本、韓國，都已經出台了專門法律，明確企業的法律責任。

深圳與香港都是以金融業為支柱產業的城市，前者近年在發展可持續金融方面作出許多努力。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黨組書記舒毓民發言時介紹，深圳出台了規範綠色金融的綜合性法案《深圳經濟特區綠色金融條例》，並制定了系列配套制度及標準體系。

每個個體都是重要的行動者

除了強制性的法律法規，施涵也介紹了其他可以推動可持續發展的責任主體。他認為，非政府機構在國際語境下能夠發揮特別重要的作用，他們可以在社交媒體上發起一些宣傳活動，還可以通過法律訴訟的手段，針對在氣候變化等方面表現不佳的大型企業進行公益訴訟，這些在國際上都能夠引起非常大的關注，甚至會超過媒體方面的關注。

公眾也能夠在監督和推動可持續發展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施涵指出，推動企業發展ESG最有利的行動者應該是我們個體，「我們每個個體實際上都是消費者，可以說你每一次的消費行為，都是ESG的投票。現在很多企業擔憂：如果我採用更高的ESG標準，就會增加成本，但客戶或消費者卻不會為我買單，那我的競爭對手就會取得優勢。」

世界科技巨頭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曾在他的著作《氣候經濟與人類未來》中提出「綠色溢價」的概念，意指使用更環保、低排放的原料或技術所需要的額外成本。例如，美國航空燃油的平均零售價約為2.22美元/加侖，而供噴射機使用的高級生物燃料價格約為5.35美元/加侖，想讓飛機使用生質燃料的話，就要多花140%的成本，但航空公司不願意支付超過兩倍的燃料費用，很多乘客也不滿機票價格上漲。比爾蓋茲認為，綠色溢價是綠色轉型面臨的成本阻礙，要使得企業願意使用綠色技術，必須設法降低綠色溢價。

今年4月下旬至6月上旬，日本服裝零售商UNIQLO連同香港理工大學時裝及紡織學院進行港澳消費者可持續時尚認知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六成消費者表示願意購買並向他人推薦可持續時尚產品；不過消費者的意向與實際行為存在差異，不足六成消費者於過去六個月曾購買可持續時尚產品，約四分一消費者過去一年未曾購買可持續時尚產品。

「2023大灣區可持續發展系列活動周」由深圳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羅湖區人民政府指導，南方財經全媒體集團、社會價值投資聯盟（深圳）、21世紀經濟報道、廣東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聯合主辦，並且獲得香港特區政府投資推廣署和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的共同支持，以及渣打銀行的戰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