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不開政治 「母語教學」根本是個偽命題
回歸後，香港的語言政策從「兩文」步入「兩文三語」時代。這本是既貼合本地現實又高瞻遠矚的政策目標，可惜未有切實執行，結果社會仍然「重英輕中」，學生則被指「中英皆差」。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在於，儘管特區政府提倡以「母語教學」配合「兩文三語」，卻連什麼才是「母語」都無法釐清，更加不敢面對隨着時代改變的「母語」概念變遷，而是被政治化操作扭曲了語言政策。
「母語教學」卻連什麼是「母語」也說不清楚
1996年3月，距離回歸還有一年多時間，《教育統籌委員會第六號報告書：提高語文能力整體策略》率先提出「兩文三語」(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政策方針。至回歸後的1997年10月，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第一份《施政報告》確定推行「兩文三語」：「我們的理想，是所有中學畢業生都能夠書寫流暢的中文和英文，並有信心用廣東話、英語和普通話與人溝通。」然而，時至今日，社會仍然明顯存在「重英輕中」的現象，甚至有不少人批評「兩文三語」反而導致香港學生「中英皆差」。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李曉迎認為，「兩文三語」是明確的政策目標，但「目標不是政策」，而「香港最大的問題，就是語言政策不清晰。」
其中一種「不清晰」，就是連「母語」是什麼也說不清楚，便侃侃而談要推廣「母語教學」以配合「兩文三語」。在港英殖民期間，基於國際化和精英化的迷思，大多數中學採用英文作為主要教學語言；隨著香港回歸，特區政府也展開「語文教育改革」，推動大部份中學以母語教學（中中），只容許100多所中學可以保留原有的英文教學（英中）。問題是，香港人的「母語」究竟是什麼呢？如果單憑《法定語文條例》裏的答案——中文，顯然不夠具體，而這種對於關鍵概念和政策目標的曖昧態度，正正為日後的爭論埋下伏線。
多數香港人都會認同自己的母語為「中文」，而若具體問及慣用語言，則是「廣東話」。按每五年期的人口普查數據來看，五歲以上、以廣東話為慣用語言的人口長期維持在近九成左右（見下圖），而操普通話的人口僅為1%-2%。因此，香港社會長期認知的「母語」，就是以「廣東話」作為口頭表達語言的「中文」。
「自然母語」有別於「社會母語」
然而，常年研究港澳中文教育的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寧，曾對「母語」作出更深層次的解釋和區分。她認為，香港社會的「廣東話」應屬「自然母語」，而普通話則是「社會母語」。那麼，何謂「自然母語」和「社會母語」？王寧在《語言文字與文化認同——談港澳中文教育的重大意義》一文指出，自然母語概念符合多數人的看法，是出生時自然習得的本民族語言，而社會母語則是本民族或本國的標準語。
王寧隨後梳理了「母語」概念變遷的原因。在工業現代化之前，原生家庭語言即「自然母語」，也大多是本族的方言；但步入現代工業化社會，人們的語言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因為家族、家園的觀念也被改變，例如出現家庭成員遷移、父母並非新生兒照看者等等情況，「自然母語轉移的情況也經常發生」。
「 籠統地把在原生家庭的方言當成『母語』，已經不能用以確定個人的語言面貌，對個人特點的論定和教育措施的規劃，失去意義。」王寧總結道。
誠然，在現代化的社會中，「母語教學」本身就是個「偽命題」。
例如，在各年的人口普查中，以其他中國方言作為習慣用語的人口佔3%-7%，當中包括福建話、潮汕話、客家話等各種語音系統與廣東話/普通話並不相通的方言。假設父母操中國方言，子女的「自然母語」便是「方言」，但現行教育制度中，該名子女卻要在英語、廣東話、普通話中選擇一種既定的「社會母語」作為學習媒介，根本無法真正實踐「自然母語」的教學模式。
事實上，當特區政府推行「母語教學」時，亦沒有釐清什麼是「母語」，更沒有明確「母語教學」的意義所在——究竟是指「自然母語」還是「社會母語」？究竟是為了提高「教學效能」，還是為了確立「身份認同」？當教育改革的概念和目的未明，路徑和成效自然也會大打折扣；例如當上述種種問題懸而未決，變相留下灰色爭論空間，而民間和政界的討論又因「泛政治化」的輿論環境而逐漸失焦，政府政策亦因而朝令夕改，最後變成原地打轉——至2009年，當局宣布微調中學教學語言，不再區分「中中」和「英中」，而是容許學校採取不同模式的教學語言安排，同時加強校內英語環境，以增加學生運用和接觸英文的機會。
政治化導致教學語言討論失焦
特區政府之所以未有清楚區分所謂「母語」到底是「自然母語」（廣東話）還是「社會母語」（普通話），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可能是不想面對政治考慮，因為儘管兩者同屬中文，但在香港社會的使用頻率、熟悉程度乃至背後的政治標籤皆不盡相同。
然而，不能迴避的是，語言本來就是政治，母語更是身份政治。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助理教授梁慧敏所著《兩文三語：香港語文教育政策研究》（下稱為《語文研究》）一書指出，香港廣受接納的非標記（unmarked）語言就是廣東話，而香港人的語言身份意識根深蒂固，在日常生活中亦甚少以外語溝通，例如社會普遍牴觸的普通話，便被港人當作「外來語言」。
近年「反中情緒」加劇，在泛政治化的環境下，「語言」成為了區分「他者」與「我者」的重要標準，「普通話」亦被置於尷尬的地位。2018年便發生了「母語風波」，當時有網民發現，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網站上載的學術論文把香港人熟悉的「母語」廣東話稱為「方言」，並把香港人排斥的「外來語」普通話稱為「母語」，激起社會極大反彈。前立法會社福界議員邵家臻便在特首答問大會上兩度追問特首林鄭月娥母語是什麼；但特首批評問題無聊，並無正面回答，惟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事後表態母語為「廣東話」（粵語），並強調會延續「兩文三語」政策目標。
楊潤雄的回答自然符合當下社會的「政治正確」，卻令「母語教學」變得更加曖昧，無助於語言政策的推進。諸如此類的「母語風波」，常見於「泛政治化」下的教學語言討論，但「政治」往往成為當中的焦點，導致語言變成「政治標籤」的工具，而無法客觀面對語言在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其他功能，更加無法因而制定最有利香港學生的語言政策。
再者，即使是以「政治」主導語言政策的討論，但那些持份者所認識的政治其實非常狹隘，根本未有觸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屬性」——「一國兩制」。以往香港社會對待「一國兩制」時，總是強調「兩制」，自然追求「區分」而非「融合」；然而，「一國」才是「兩制」的前提，當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又怎能繼續只著眼於自己，認定香港必須堅持廣東話這種「自然母語」並排拒普通話作為「社會母語」？正因如此，王寧才會在文章中強調，香港中小學中文課堂語言從廣東話過渡到國家標準語普通話的「普教中政策」，是「民族認同的大事」，「不能含糊」。
新加坡以「社會母語」推「雙語教育」
可以說，「普教中」的政治功能絕對有助塑造「中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香港一樣曾被英國殖民的新加坡，正是出於「民族認同」，而以「社會母語」推行「雙語教育」——學校以英文作為第一語言和主要教學語言，另以華語、馬來語、泰米爾語等民族語言作為第二語言，而所有學生在學習英文之餘，還需按照其種族學習一種民族語。
對於佔新加坡國民七成以上的華人群體而言，其民族語就是「華語」（與普通話音調大致相同，詞彙有別）。據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教授張學謙《新加坡語言地位規劃及其對家庭母語保存的影響》一文指出，彼時新加坡華人有十個方言群，其中閩南語人口佔華人人口六成（福建話四成、潮汕話兩成），但是政府仍把華語定位為「華人的母語」。他評價，這種母語是不自然的「官方指定的母語」。
新加坡之所以選擇與「普通話」相似的「華語」作為「華人的母語」，少不了政治、經濟和文化層面的考慮。張學謙指出，閩南語的應用，除了和中台民間有商業來往，經濟價值不高，而閩南語文化亦不夠活躍。相較之下，華語有較為普及的書面語，且記錄着中華文化中的精英文化，能擔當「文化堡壘」。之所以如此重視文化的傳承，事源新加坡已故建國總理李光耀強調，放棄雙語教育的話將會喪失國族文化，導致新加坡成為偽西方社會：「英語和母語存在着互補關係，前者作為工具性的語言，後者作為認同標記的語言。母語在雙語教育中，扮演傳承民族文化的使命，滿足民族認同的情感需求。」
相較之下，香港的中文教育實在難有「傳承民族文化」的功能。當中，當然有殖民的因素，正如李曉迎所分析，「回歸之前，香港是沒有語文政策的，只有語言政策，因為他（港英政府）要『去母族化』，所以不學『中國歷史』，『中國文學』也只學部份」，而回歸後的中國語文改革，也的確承載了更多中華民族文化的內涵。
然而，這恐怕並不足夠。
「現在的語文政策是明確的，但是語言政策是不明確的。」李曉迎指出，「目標當然是學好中文，但如何學好中文這門『語言』，又是另外一回事。」他舉了一個淺顯例子：「我是中國語文老師，但是我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我的老師是不允許我把『中國語文』翻譯成『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要我寫成『Chinese Language』，中國語言。」這就是香港對語文教育的理解，強調「語言」而忽視「文學」，
「國家情懷、文化認同愈來愈少，是客觀事實。」香港教育大學榮休教授鄭燕祥則指，中文科課程改革刪掉不少古文，淪為了「語言科」；然而，「古文學習不是為了要學生認識古文那麼簡單，而是學『氣節』、『愛國』等情懷」，而現時教育中很少談到中國國情，尤其精英學校是「全英語境」，難達「文化認同」、「身份認同」，「拿英語去認同，是不是有困難？」
這種對教育語言的文化認同、政治認同等「功能」的忽視，其實與社會乃至政府對於「效能」的過於關注是「一幣兩面」，最終結果便是教育政策「因小失大」的不斷微調，語文教育的原地踏步。正如李曉迎所指，「一直以來，關於教學語言的討論都集中在『效能』，而非『功能』」，這種莫名其妙的障礙，導致香港困在圈子裏頭不停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