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精英化」促成「英文狂熱」

長達150年的港英殖民歷史，促使英文成為香港精英階層的「高階」語言。在不少專業界別當中，例如公共行政、金融、法律、商業、醫療、工程等等，英文的使用幾乎凌駕於中文之上。然而，「英文化」本非「國際化」和「精英化」的必要條件，香港卻已漸漸失去「中國香港」獨有的主體價值，形成一種只懂盲目追求歐美標準的「英文霸權」。

潛移默化的「重英抑中」

「其實殖民地時期並沒有立下法律、確立英文的地位，但大家都知道它是官方語言。」《兩文三語：香港語文教育政策研究》（下稱為《語文研究》）作者之一、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助理教授梁慧敏說。

《語文研究》指出，在港英時期，絕大多數香港居民是操中文的華人——當中以廣東話（又稱粵語）為日常溝通的口語，並以普通話為基礎的現代漢語作為書面語；不過，「英語在教學、法律、金融和公共事務等語域處於主導地位」。

事源港英政府採取「重英抑中」的單一語言政策，以「英語作為殖民地語言的屬性」，結果造成中文地位矮化和英文地位的提升，甚至影響香港居民作為「中華民族」的身份建構。正如《語文研究》所言：「以英語為尊的語文政策違背了香港語言生活的實際情況，有意地壓抑了中文的發展，或者可以說，『抑中』損害了香港居民在各層面使用母語的權利。」

「抑中」的最直接後果，是連一眾本地精英都摒棄對中文的重視，推崇英文成為「精英語言」——超過150年歷史的傳統名校皇仁書院，就是「重英抑中」的典型。皇仁書院前稱「中央書院」，是香港第一所官立學校，為港英政府培養不少政務精英，被香港教育研究學者視為「殖民教育中心」。

據資深教育工作者王齊樂所著的《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下稱《發展史》），中央書院在1862年創立之初，原本以華人學生為主，推行「中英兼重」的教育；但至1866年進入港督麥當奴時代，書院開始招納各國學生，自此以英文教育為主；爾後，港英政府反複強調英文教育和英文人才的重要性，到1895年書院甚至取消歷史悠久的中文部，「只留下一個可有可無的中文科，任人隨意選讀」。

有別於獲港英政府資助營辦、以英文教育為重的精英院校，當時一些由華人社團（如東華醫院、孔聖會）開辦、供基層學生入讀的中文私塾，不但學位有限，而且地位低微。例如王齊樂在書中記載一段1919年東華醫院義務學校主席何世光對於「應否將文武廟後的餘地作為辦學之用」的發言：「計是年來院掛號入學者，一千三百六十四名，學額僅得二百四十三名，其不得入學者有一千一百二十一名，甚至有多數學生，因執籌不中，無從向學而至痛哭者。又有為父母攜子來院，懇求收學而至淚下者。似此情形，殊屬可憫！」——可見華人子弟和中文教育的辛酸。

語言教育與現實脫節

《語文研究》也指，相對於使用英文的上流階層，不諳英文的普羅大眾難以獲得足夠保障，例如市民無法閱讀英文政府或法律文件，亦無法表達意見，「社會充斥着因為中文地位低下而引起的不公平和民怨，為當時社會埋下了不穩定的伏線。」

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接連發生「六七暴動」、「中文運動」等一系列華人社會運動，促使港英政府於1971年成立中文委員會，後於1974年訂立《法定語文條例》，中文才能名正言順地登上香港舞台，成為與英文並駕齊驅的法定語文之一。不過，教育資源的天秤並沒有向中文教育傾斜，所以語文教育的結構性不公也沒有因而扭轉。

例如即使港英政府自1971年推行「免費教育」，並且陸續開辦官立中文中學、資助中文中學，但英文中學的規模和教育資源仍然高於中文中學，導致1967至1980年間英中學生人數增長速度遠超中中（見表），而中中與英中學生人數比例更由1:2.6拉闊至驚人的1:7.2。

至於高等教育方面，當時香港只有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前者是本地最高學府，向來採取全英授課；後者本以雙語並行，至上世紀九十年代由曾赴英國習醫的李國章出任校長後也改以英文為主——在學位競爭相當激烈的情況下，兩大學生彷如「天之驕子」，而英文教育更成為他們的身份象徵，市民亦難免加深對英文的「精英濾鏡」。

王齊樂總結，港英政府的語文教育策略是——儘管不斷表示對中文教育的尊重，但從不熱心發展，「實際去熱心發展的，只是英文教育。」所以，正如《語文研究》所形容，「時至今日，通曉英語仍然是高學歷、高社會階層的象徵。」

但荒謬的是，使用英文的人口，從來並非香港這座城市的大多數。根據回歸後四次人口普查，以英文為慣用語言者只佔總人口2.8%至4.3%，但英文卻是不少隆重或正式場合、尤其特區政府內部的「慣用語言」。

特區官員應該在「英文狂熱」當中反思什麼？

前政府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曾經撰文，根據自己參與政策委員會會議的觀察指出，關乎全港市民福祉的政策文件和書信來往全都使用英文，明顯與有九成中文使用人口的香港脫節。他提到，「若你堅持用中文回覆，會被視為異類，因為外籍同事看不懂」，例如有次參加只有一名外籍人事與會的會議，「但全特區最高級的一批人（由司長、局長、常秘到筆者全是中國人）都要『移船就磡』，立馬『轉台』（即轉用英文開會）。」

「重英輕中」的工作場景可能是香港社會已然司空見慣的現象，但仍值得深入思考——一位外籍人士，既然要服務說中文的香港市民，為何無須主動學習中文，反而要大家遷就對方的語言習慣？而特區政府對外招聘公務員時雖已設置英文門檻，又是否需要加設廣東話甚至普通話的要求？為什麼一名外籍人士能夠使用其母語在特區政府順暢工作，但本地港人卻必須學習外語才能參與管治和執政？

當然，不能忽視殖民所帶來的歷史因素。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李曉迎就認為，應具體了解「語言和教育政策的脈絡」再作批評。他指出，高級官員成長的年代，並沒有普通話教育，且皆接受殖民教育；其次，「兩文三語」政策意味着中文和英文地位相若，而非中文在前，英文在後，「這個好處是，它可以尊重不同語言。其實有些高級場合，如果提問者用普通話，官員也會用普通話回答。」他提醒，「語言政策不是排斥性的，而是包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