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官媒失聲談起：中國需要怎樣的媒體環境
近月江蘇省徐州市「豐縣鐵鏈女事件」，一直在中國輿論場發酵，民意洶湧不斷，與同時間熱火朝天的北京冬奧會形成複雜中國的兩個面相。為了平息輿情，徐州市和豐縣發出四份官方聲明，但疑點重重，尤其是前兩份官方通報有以闢謠的方式傳謠、造謠的嫌疑，使得網絡輿情更加洶湧和猛烈，徐州市和豐縣的政府公信力備受衝擊。民眾渴望了解真相，中國官方媒體卻處於失語狀態，只有民間一直持續關注和發聲。
事已至此，日前，江蘇省政府決定成立調查組，「徹底查明事實真相，對有關違法犯罪行為依法嚴懲，對有關責任人員嚴肅追責，結果及時向社會公布」。目前人們大多期望江蘇省能拿出一份紮實、客觀、全面的調查結果，給被拐賣傷害的女性和世道人心一個交代，從而為這宗本來完全不至於發酵到如此沸反盈天程度、當地官方理應有能力妥善處置的輿情事件劃上句號。
官媒失語網民發聲 倒逼官方徹查真相
縱觀整個事件脈絡，令人感到遺憾和詫異的是，面對如此洶湧的輿情，面對民眾對於事情真相的渴望，中國官方媒體，包括《人民日報》、新華社、央視在內的中央級媒體，幾乎普遍處於失語狀態，既沒有紮實的報道，又沒有評論，彷彿豐縣八孩女子事件不存在。
反倒是中國大量的自媒體、網民，面對無時不在的刪帖封號壓力，持續關注和發聲，將整個事件的熱度不斷推向高潮，倒逼官方查明真相。兩位已經改行的《雲南訊息報》前記者有感於整個輿論場沒有一份關於八孩女子事件的調查報道，自願自費前往雲南福貢縣走訪調查，寫出爆紅網絡的調查文章《尋找小花梅》，初步為世人勾勒出小花梅的不幸身世和家庭背景。此情此景，既讓輿論場上不少人感嘆近些年調查報道在中國的萎縮，又與2021年5月成都四十九中學生墜樓事件發生後，新華社通過發布詳細的調查報道一舉平息輿情形成對比。
正是因為有感於豐縣八孩女子事件中官方媒體調查報道的缺失，中國《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在個人微信公眾號呼籲：「老胡強烈希望有國家級媒體的權威記者組深入開展調查。現在徐州方面的通報訊息太少，網上的訊息更新很快，疑問迭出，需要有一組權威的調查記者嚴守新聞專業性，把所有證據和疑問連起來，搞清楚鐵鏈女的確切身份。我知道那些國家級大媒體裏有經驗非常豐富、同時也具有高度責任感的記者能夠承擔這樣的任務，他們一定可以搞清事實，將真相負責任地公之於眾，回答天下人的疑問。」在這種情況下，2月17日晚，即江蘇省決定成立調查組後，中國網絡上有消息傳出，中央級媒體已經派記者前去調查。消息的真實性暫時不得而知，但希望是真實的，早點補救已經受損的公信力。
健康社會不可能只有一種聲音
豐縣八孩女子事件讓許多人感到疑惑或痛心的是，為何中國官媒大多失聲？為何在近些年壓制了市場化媒體的調查報道空間後，官方媒體未能及時跟上？難道是因為豐縣八孩女子事件是負面新聞，不是正能量，所以官方媒體都在層層等命令？如果真是如此，那官方媒體的新聞客觀性、專業操守和職業倫理，都去哪了？官方媒體究竟是代表誰的聲音？還是為人民發聲嗎？社會上這些疑問，既嚴重侵蝕中國官方媒體的公信力，又讓人不能不去反思中國需要什麼樣的媒體環境。
這個話題比較複雜，本文嘗試從兩個維度來回答。第一，中國應該根據現實情況，有序構建一個寬鬆、包容、多元的媒體環境。道理很簡單，一個健康的社會，不可能只有一種聲音。不論是為了讓人民能夠發出聲音，有基本的知情權，還是為了讓人民可以行使輿論監督權，限制權力濫用，防止資本作惡，推動解決現實問題，都有賴一個有合理限度、寬鬆、包容、多元的媒體環境。這既是人民的基本權益，又是確保社會進步，實現良政善治的前提條件。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著名窯洞對當中就曾說過，要想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關於這一點，中國前總理朱鎔基任內視察央視，與央視負責人和《焦點訪談》節目的編輯、記者座談的一段話，頗能說明問題：「過去我們經常說，宣傳工作要『以正面報道為主，以宣傳成績為主』，這是正確的方針，但這種觀點也束縛了我們。什麼叫以正面報道為主？是指99％都應該正面報道嗎？98％、80％就不行嗎？我看51％不也行嗎？大部份節目以宣傳成績為主，有這麼一兩個節目來指出我們前進過程中的問題，動員全黨的力量去解決它，這樣做的效果比單純宣傳成績好得多。沒有這樣的節目，群眾的聲音反映不出來，那還有什麼民主？還有什麼監督？現在，《焦點訪談》以它自己的工作成績和實際效果，證明全國人民都接受了這個節目。並不是因為它開展了批評、報道了問題，大家就垂頭喪氣，而是從中接受批評，改進工作，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前途，堅定了鬥志……把老百姓的疾苦反映出來，把政府的毛病揭露出來，馬上就改。有錯就改，這才是共產黨人的姿態，對人民群眾的鼓舞很大……現在把問題揭露出來，改正以後就給人民帶來極大希望，真正把人民群眾凝聚起來，就有了信心。」
對於近些年日益重視以正面宣傳為主的中國，朱鎔基這番話尤其具有強烈的警醒意義。畢竟，中國古人早已說過，「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表達權和知情權，讓他們監督社會和政府，才是長治久安的根本之道。
媒體生態應相互制衡 發揮監督互補作用
第二，從媒體的構成結構來說，中國應該建立一個官方媒體（公共媒體）、市場化媒體和自媒體相互補充、相互制衡的媒體生態。官方媒體應該發揮公共屬性，從人民和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發揮輿論監督、保障人民知情權的作用。
儘管官方媒體應該盡最大努力保障公共屬性，不能被官僚利益集團裹挾，但考慮官方媒體的控制者是政府，故官方媒體監督政府的效用往往是有限的，因此更多只能監督資本，揭露社會問題。市場化媒體則因為其性質不同於政府控制的官媒，利益深受市場和人民大眾的喜好影響，剛好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彌補官方媒體監督政府的短板。只不過，考慮到市場化媒體有可能被資本壟斷或被民粹裹挾的風險，政府需要為市場化媒體劃定清晰的監管紅線，既不能讓某一種資本或某種狹隘意識形態壟斷市場化媒體，又不能讓假新聞、謠言氾濫，制衡民粹對市場化媒體的影響。自媒體的情況同樣如此，一方面自媒體是移動網路時代人人都能發聲的具體形式，有巨大的正面作用，是人民表達權和監督權的正當延伸，理當尊重和依法保障，另一方面自媒體同樣有可能被資本和民粹裹挾，故合理限度的政府監管是必要的。
官方媒體、市場化媒體和自媒體的關係，某種程度上可以用經濟學的鯰魚效應來比喻。官方媒體只要能恪守公共屬性，便能制衡市場化媒體和自媒體的潛在問題，而市場化媒體和自媒體的存在，又可以彌補官方媒體的不足，刺激官方媒體積極參與到公共輿論和觀念世界的競爭之中，從而增加官方媒體的活力和競爭力。這就像中國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和國有經濟為主導，但不能沒有民營經濟和外資，後者的存在如同鯰魚，能促使公有制企業自我革新和進步，從而激活整個中國經濟。媒體生態同樣如此，只有官方媒體、市場化媒體、自媒體各自找到合適的位置，扮演不同的角色，相互制衡和補充，整個中國的媒體環境才會變得更加健康可持續。而這正是豐縣八孩女子事件帶來的媒體生態之思，亦是中國應該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