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企業出海．三｜連接、試點、融合——香港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特區政府去年年底公布《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指出香港有深厚的國際人脈聯繫和豐富經貿經驗，可為國家及粵港澳大灣區的科技企業拓展海外市場、招才引智。香港一直被視為連接中外的重要橋樑，但在創科發展格局當中，隨着越來越多內地互聯網企業出海，香港究竟連接了什麼，融合了什麼，其扮演的角色又是什麼？
「內地互聯網企業出海」專題報道之三
港府發展創科主導性明顯增強
行政長官李家超曾在《施政報告2022》中提出一系列措施以吸引外來企業進駐香港，包括成立由財政司司長帶領的「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向內地和海外的重點企業提供特別配套措施和一站式服務；並在各駐內地辦事處和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經貿辦）設立「招商引才專組」，主動接觸目標企業和人才，積極游說他們來港發展。同年底公布的《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中亦表明，政府需要積極引進海內外的龍頭企業落戶香港，從而創造更多優質職位，吸納和挽留人才，帶動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為完成目標，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的投資推廣署都花了不少力氣。前者開設了「創科企業落戶香港專區」專頁，列舉多項政府的支持政策。後者則聯同中聯辦經濟部貿易處、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及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駐香港代表處，共同編製《一脈「香」通，借「港」出海 ── 香港：中資企業「走出去」的首選平台》小冊子；並在上海、江蘇、浙江等內地城市多次組織研討會，分享藉香港拓展全球業務的經驗。截至今年10月，有約30間重點企業承諾落戶香港，當中八成來自內地。
海闊天空創投基金（Beyond Ventures）的創辦人文立認為，相較於幾年前，香港的角色發生了改變，因為特區政府的主導性強了很多——過往外來企業進入香港後，政府不會管他們，只由得他們自行競爭，但現在會做很多事情，讓企業覺得來香港是有好處的。
「國際化」優勢下的橋樑和試點
內地外賣巨頭美團旗下品牌KeeTa今年5月進駐香港，表明以此作為「海外業務的首站實驗點」——這符合很多研究者對美團來港意圖的猜測：花這麼大力氣爭奪這麼小的一個市場，更像是一種實驗。文立就此分析道，相較於內地，互聯網企業在香港可以更加容易地和國外用戶交流，所以若要發展2C（Business-to-Customer）業務的話，不妨先透過香港了解國際化市場的需求，再不斷優化和調整自己的基建。
國家高端智庫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數字戰略與經濟研究所所長曹鐘雄認為，內地互聯網企業來港拓展業務也有人力資源方面的考慮，因為現在的趨勢是發展大模型、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但有些海外人才可能不願意去內地，而是更願意在香港生活和工作，那麼這些企業在香港駐紮，就能夠借助香港的環境招攬更多的國際人才。他以華為在香港的研究所舉例說，企業招聘國際人才有難度，香港的分部可以給這些人才一個平台。
曹鐘雄還提到了另一個香港國際化的優勢，就是數據。「香港是國際化的，互聯網也是國際化的，需要國際數據的流通，這在深圳或者在內地是不具有的，而這些恰恰是香港的優勢。」他表示，如果發展得好，香港可能有更多的數據中心、研發中心等，未來或可成為美團這些企業全球化的一個總部，至少是大區域的總部，例如大中華區總部。
香港是亞太地區重要的數據中心之一，全球幾乎所有的中央雲和託管服務提供商都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同時也是內地數據出海的主要門戶。不過，曹鐘雄認為香港仍需要為數據法規拆牆鬆綁，「香港的法規制度相對比較完善，完善的法律可以保障各方面的利益，這是好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我們過去一直講『新經濟舊制度』，很多法規過於嚴格死板，用不合新興產業發展要求的法律法規來監管新科技產業，勢必影響科技創新的發展。」他建議，香港需要在新經濟領域增加一定的容忍度，比如說互聯網一定會涉及到個人信息，「如果你這也不能碰、那也不能碰，那就沒法做生意了。」
今年6月29日，特區政府與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簽署《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的合作備忘錄》，將商討具體的數據跨境流動措施。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次日的記者會上表示，《合作備忘錄》將有助內地數據有序、安全的流動到香港；他又強調香港對於個人數據有很清晰的規範，相關部門在傳輸數據時會簽訂嚴格的合同，以確保數據的安全。
香港「中間人」角色何去何從
為何要吸引內地及海外企業？這與香港本地創科生態及發展條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沒有巨頭」和「市場太小」是多位受訪者對於香港互聯網行業的評價。那麼，這樣的策略能夠為本地產業帶來什麼樣的機會？
曹鐘雄看好平台企業進入香港後的發展。他認為當前全球數字經濟都進入了一種以平台型企業為主導的發展模式。平台的意思不只是龍頭企業，而是有自己的產業生態、供應商、技術和目標消費群體等方方面面。他不贊同平台企業會對香港的中小型企業產生擠壓的說法，「你需要這種大平台去做嫁接，香港本地人口規模有限，如果企業僅僅依靠香港市場去發展的話，不可能成為世界性企業，最多就是固守在香港的一畝三分地裡。比如說『貨拉拉』是由香港的團隊在香港創業，不怎麽成功，甚至說創業遇到困境後才去內地市場，那你再看看現在的貨拉拉，跟當年香港的貨拉拉是完全不一樣的。」
不過，亦有聲音認為，香港扮演連結中點的效益無法成為可持續性的增長。亞太策略研究所在一篇2017年的文章中指出，香港在「一帶一路」戰略中，扮演着「超級聯絡人」的重要角色，是「一國兩制」下內地對外的聯繫窗口；不過，香港作為一個世界發達經濟體，不應僅僅充當「聯絡人」的「中間人」角色，更應有創造獨有價值的硬實力。文章提醒，隨著內地深化開放程度、加強建設自貿區，香港這個「中間人」作用已經逐漸減弱，如果香港只把自己定位成自由貿易的窗口，那麼必將失去灣區建設帶來的紅利。
在《2030香港經濟將會如何？》報告中，亞太策略研究所亦指出「數碼港」沒有引進大量的世界、或者亞洲科技企業進駐，內部也沒有孵化出大量的知名科技企業；而「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未來進駐的可能大多都是內地科技企業，香港或許還能起到「聯絡人」的作用——一方面，為內地企業提供更好的基建設施，另一方面，能紓緩諸如「大疆創新」（DJI）的本土創業者直接北上深圳的衝動，不過，如果它要成為香港創新的競爭來源，仍然需要更多的產業來配套，才能激發香港內在的創新能量。
「創科香港基金會」於2021年11月22日公布的「香港獨角獸榜單 Unicorns HK 2021」中，「大疆科技」作為具有「香港基因」（指的是企業在香港創立/早期孵化/總部在香港，或者創始人、聯合創始人為香港居民）的企業赫然在列，但實際上，大疆成長故事中的香港元素並不多。大疆的創始人汪滔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就讀研究生期間與幾位同學一起創業，在深圳一個城中村中租房作為大疆的辦公室，雖然創業項目在香港科大孵化，母公司是港資公司，但總部基地、生產和研發都在深圳。這導致大疆雖然被視為深港創科合作的代表，但在香港以外提起大疆時，更多人還是將它視為深圳企業。
說好的更具宏觀意義的「融合」呢？
本地資深的IT從業者Terry說，深港兩地「融合」是他工作的常態，因為很多公司的技術人員都是由來自兩岸三地的員工組成。他也曾前往深圳，在最大的互聯網企業之一「騰訊」的技術部門工作。當時有位相識的產品總監入職騰訊，打算帶他一起過檔。「我就是好奇，這些互聯網公司是不是像傳言中那樣厲害？」那時Terry只是在媒體的技術部門工作過，還沒有任職互聯網企業的經驗，他想看一看大型互聯網公司究竟是什麼樣的，加上深圳正在極速發展，「深圳速度」甚至是種城市文化......這些都引起了他的好奇。
在深港兩地人員的合作中，距離和溝通都不是難題，因為兩地通勤較為方便，而最大的困難在於兩地人員做事理念常常出現衝突。內地互聯網企業的產品規劃非常符合「互聯網模式」，比如要有產品需求文檔，要做技術評審，再做技術開發，全部都有規範性的流程；而且，他們非常重視「速度」，有的需求可能是按天來算。然而，香港的互聯網從業人員專注於「質量」，動手之前會想很多，比如為了預測市場收益進行長時間的研究，思考未來的擴展模式——凡此種種都與深圳的「先把產品做完」理念背道而馳。於是，香港員工覺得深圳員工做得太快、缺乏質素，深圳則覺得香港的開發速度太慢。
不過，Terry並沒有感受到更宏觀意義上的「融合」。他表示，「大灣區」概念提出多年，但究竟應該如何利用地理優勢深化港深合作，他笑言至今沒有清晰的感知。
去年年底，特區政府公布《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指出香港有深厚的國際人脈聯繫和豐富經貿經驗，有助香港成為國家及大灣區科技企業拓展海外市場、招才引智的重要平台。文件對於香港的定位，仍然是「做好連通內地和世界的橋樑角色」。至於對本地創科產業的扶持，政策主要集中於土地建設，政策目標是於2025年完成數碼港第五期的工程，以及科學園第二階段第一批次的擴建工程，此外，政府已邀請科技園公司研究在大埔創新園興建第二個先進製造業中心，力爭於2027年或之前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