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寶龍考察香港｜看見中共中央　擺正港人治港

原屬國務院辦事機構的「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正在組建成為直屬中共中央辦事機構的「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現任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上周四（4月13日）起考察香港六天。夏寶龍本身是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所以此行明顯就是代表中央巡視香港，但特區政府新聞公報卻只形容他是「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似乎仍然未能正視「中共」和「中央」的存在。

無論治港精英，還是普羅大眾，或多或少都會有種感覺：夏寶龍此次來港調研的意義，將會遠超2011年時任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應特首曾蔭權之邀來港考察三天之行。那麼，除了逗留時間長一些、到訪地方多一些，還有什麼不同？又為什麼會不同？

首先，夏寶龍不是「被動考察」，而是代表中央「主動巡察」。

過去12年，「一國兩制」在港實踐遇到空前挑戰，對內深層結構矛盾日漸突顯，對外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巨變，不但影響特區的安全和穩定，而且牽連國家的主權和利益。經歷2019年反修例風波，中央不得不重整港澳戰略和對策，打破消極和被動的區隔思維，推行積極和主動的融合舉措，最關鍵的是理順「一國」對「兩制」的統領關係和授權關係，強調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統一銜接。若以數學公式呈現，中央全面管治權 = 中央直接對港行使權力 + 中央授予香港高度自治權 + 中央對港監督權；所以，夏寶龍是次來港，既是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的體現，也是對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檢驗。

必須指出的是，「中央全面管治權」當中的「中央」，並非只是「中央人民政府」，更是「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機構「中共中央委員會」。只不過，基於歷史原因，中國共產黨曾經淡化在港色彩，而是以「中央人民政府」（即國務院）作為「香港特區政府」的行政對口單位；直到經歷2019年的混亂，中共終於一改以往的低調作風，更有自信地在香港出現。上月中旬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印發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把原屬國務院辦事機構的「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組建成為直屬中共中央辦事機構的「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可見中央將會更加直接地站上港澳工作的政治台前。因此，本身就是中央港澳工作領導人之一的夏寶龍來港，正是中共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呈現。

其次，夏寶龍的職級和地位，不但高於當年同樣作為港澳辦主任的王光亞，而且高於現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和中聯辦主任鄭雁雄。

一段時間以來，中聯辦和港澳辦一樣，都是國務院轄下的部級機構，所以在政府架構當中，主事官員都屬「正部級」官員。不過，這種「同級」安排變相也導致「九龍治水」，協調效果不如人意；因此，中共通常會再根據黨內職級進行人事佈局，加以區分各個部門的層級關係。2011年王光亞來港考察的時候，整個治港體系正好處於這種混亂局面——王光亞雖是「正部級」官員，但只是中共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並以港澳辦主任的身份出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員；而時任中聯辦主任彭清華，不但同樣是「正部級」官員，也以中聯辦主任的身份擔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員，而且早於2007年當選成為中共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即在黨內地位比王光亞稍高一些。

不過，反修例風波也令中央意識到「九龍治水」的問題，故在重整治港戰略和政策的時候，也着手從「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進行改革。夏寶龍於2020年2月空降港澳辦主任時，本身已是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位居「副國級」之列；而當時作為中共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的駱惠寧，則被委任為港澳辦副主任兼中聯辦主任。同一時期，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升格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夏寶龍更出任領導小組副組長；如今即使已經卸下全國政協副主席，但在港澳系統仍是中央議事協調機構的領導要員。

至於同樣直屬於國務院的特區政府的首長，按理說也是「正部級」官員，但基於中央對香港的厚待，曾被外界視為似乎比中聯辦和港澳辦主事官員稍高半級。然而，當中央逐漸理順央港之間的權力關係和政治倫理，時任特首林鄭月娥的位階自然有所調整，不但明顯低於作為「副國級」的夏寶龍，而且面對同樣是「正部級」的駱惠寧時也說不上是「平起平坐」。不過，今年1月，原任國安公署首任署長的鄭雁雄晉升中聯辦主任時，情況又出現些許變化，因為他目前並不是中共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的委員或候補委員。但無論如何，作為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的夏寶龍，明顯是「高人一等」。

有趣的是，儘管治港精英也都明確感受到夏寶龍的「超然」，但特區政府「面對」夏寶龍時，卻顯得頗為「不自然」。

在政府新聞公告當中，都只形容夏寶龍是「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而在公開活動場合，官員和議員也是一時稱呼他為「夏主席」，一時又把他喚作「夏主任」；但無論如何，他們都未有正視「中共」和「中央」的存在，而這種有意無意的迴避，既是基於港府官僚的不知所「謂」，也反映了他們的不明所以。

明眼人都知道，特區政府之所以對夏寶龍此行隆重以待，最主要是因為他是代表「中央」主動來港巡察，而他能夠與該行程性質相匹配的身份，絕對是他本身擔任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的職位；可是，特區官僚卻對「中共」和「中央」避而不提，而是搬岀「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這個「副國級」頭銜，藉以突顯夏寶龍本人的領導身份和此行的重大意義；然而，那畢竟是個已經卸任的職稱，如今繼續沿用的話，難免造成一種「時空錯亂」，可見那些官僚明顯仍然未能突破直面中國共產黨的心理關口，這種「和稀泥」之態也難免令人質疑他們到底能否直面香港問題所在。

有人或會反駁指，特區政府只是遵循過往傳統，以「中央人民政府」作為「香港特區政府」的行政對口單位，所以採用夏寶龍在「政府機構」而非「政黨組織」的職稱。而且，即使是港澳辦自身所發佈的新聞稿所使用的名銜，似乎也刻意根據夏寶龍的工作性質作出些許區分——例如上周一（4月10日）港澳辦召開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動員大會時，形容夏寶龍是「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兼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黨組書記、主任」，但到上周四（4月13日）來港考察之後，則只稱呼他為「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又如，據報夏寶龍抵港當晚出席特區官員和行會成員晚宴時，曾表示此行「經過習主席親自批准」、「所以我帶來習主席和丁薛祥副總理對大家的親切問候」，同樣沒有提及這兩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黨內職稱。再者，新華社上周六（4月15日）報道夏寶龍在港出席「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3」開幕典禮時，同樣只是沿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一個可能的推論是，無論是港澳辦或新華社，似乎都對夏寶龍是次考察香港的名銜使用有所共識，統一使用他在「政府機構」而非「政黨組織」的職稱。然而，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去年7月1日來港視察時，新華社通稿所使用的名銜卻是「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兩者處理方式明顯有別，到底標準為何？不過，無論官媒如何稱呼，特區政府的新聞公報仍只使用領導人在「政府機構」而非「政黨組織」的職稱。

退一步說，有關做法有其歷史邏輯，但恐怕已經未必符合時代需要。當「一國兩制」在港實踐已經進入全新階段，中共對於「黨政合一」的國家治理認識也越見清晰，港府那些官僚是否也應該換換腦袋，重新確立央港政治倫理？事實上，《黨和國家改革方案》之所以把港澳辦從「國字頭」改成「中字頭」，並且訂明要在六大方面承擔「調查研究、統籌協調、督促落實」等三項職責，正正折射中央在用戰略性的「範式改變」對應香港一直以來的「不變」，同時又用原則性的「方針不變」鼓勵香港大膽「蛻變」。

試問，香港又怎能繼續「以不變應萬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