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天鳳案｜新聞與時代互為因果　資深傳媒人：善惡界線知曉於心

「新聞是歷史的初稿。」這個時代生產出什麼樣的新聞，不是由媒體單方面決定的結果，也與讀者選擇閱讀什麼樣的新聞息息相關。讀者每一次點擊都是在用腳投票，儘管有的會對血腥獵奇的內容忿忿不平，也有的會把錯綜複雜的關係當成茶餘談資，但都給媒體帶來了不少流量，而媒體就又拼命地生產新的消遣資本。

蔡天鳳案關注度高
多花資源報道合理

蔡天鳳遇害案震驚全城。由於疑兇作案手法極其殘忍，加上受害人擁有一定知名度，媒體迅速展開鋪天蓋地的報道，不少涉及「獵奇」和「性」兩大元素，掀起新聞道德爭議。而媒體怎樣報道，也形塑着讀者對事件的認識，亦影響着一定程度的社會規範。

《香港01》發現，Google搜尋排行榜上，網民搜索「蔡天鳳」時，最熱門的相關搜尋詞是她的社會關係、社交媒體、外貌和家世，沒有一個與案件偵辦或反對暴力犯罪有關。

擁有40多年新聞從業經驗的資深媒體人、《信報》前總編輯陳景祥去年在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出任專業應用教授，主要負責媒體倫理操守相關課程。他接受《香港01》訪問，認為蔡天鳳案具備謀殺性質、作案手段、社會地位等要素，必然極具社會關注度，所以媒體多花篇幅和資源去報道也是合理的，問題在於有些內容是不是「過界」了。

陳景祥又指，媒體大肆報道蔡天鳳案，與網絡興起息息相關。一來是因為網絡媒體沒有報紙的篇幅限制，二來是因為網絡使得個人私隱暴露得更加普遍，社交媒體的貼文都可能成為新聞報道的素材。但陳景祥相信，即使是在人人都能做記者的時代，新聞業界也應該有標準要遵守，「難道架着台相機出門、寫寫東西，就算是『記者』了嗎？」

報道過了界線
社會應當出聲

對於新聞報道，何謂「過界」？應該遵守什麼「標準」？陳景祥表示，新聞操守中最重要的是私隱權，即尊重事主和家人，防止他們受到二度傷害；其次則要注意的就是在報道兇殺案或者自殺時，會否引發社會模仿效應。他提到，香港和外國都有一些報道指引，基本精神都是不要渲染、不要過分誇張，以及尊重事主私隱，所以媒體應該避免「窺秘」，不要用八卦的心態去發掘無關重要的內容，而是應該關注事實本身。

面對「事主私隱權」，有傳媒從業員往往祭出「公眾知情權」，認為媒體對犯罪事實進行鉅細無遺的報道，就是符合「公眾利益」。到底應該如何理解「公眾利益」這一概念？陳景祥表示，「公眾利益」要視乎事件對公眾構成多大影響。例如兇殺案對公眾來說，最大的關注點就是這個兇徒會否對公眾造成威脅；其次就是社會如何從案件吸取教訓，延伸思考同類案件發生的普遍性有多大、社會的道德標準會不會受到衝擊等等。

有人擔心，一旦過於執着「新聞倫理」，就會損害「新聞自由」。陳景祥也坦言，情況可能無可避免，因此他希望媒體可以自行制定專業標準，成為行內自覺遵守的原則，以免政府插手處理。他認為，在比較成熟的公民社會裡，應該有一些專注於媒體倫理的壓力團體，能就傳媒報道的問題發聲。正如社會有婦女組織反暴力反性侵、有病人組織關注醫療權益，不同團體可以就自己角色所觀察到的問題而建言，「當媒體越過界線的時候，這個社會應當出聲，如果整個社會都保持沈默，那就說明社會本身出了問題。」

你與時代互為因果
善惡界線知曉於心

「出去做記者時能守住這些倫理嗎？（大學）教給我這些有什麼作用呢？」面對學生的疑惑，陳景祥認為，媒體倫理是記者的職業道德，是一條基本底線；即使在實際操作中會受到其他因素影響，但記者起碼要知道「標準」何在，才能知道自己如何「過界」，而如果連這樣的底線都沒有，就更沒有能力去制約和譴責其他人的失范行為了。

曾有學生問陳景祥：「如果我畢業後出去做記者，我的老闆不care（在意）這些倫理該怎麼辦？」陳景祥回答：「他不care不重要，但你要care啊！你知道自己的操守在哪裡，未來有一日你作主的時候，你不就有標準了嗎？」

對於媒體倫理未來的發展，陳景祥保持比較樂觀的態度：「我希望這個社會是慢慢進步的，即使不能夠全部人馬上做到，但善惡的界線是要知曉於心的。」他以早前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引發的倫理爭議為例，認為蔡天鳳案的報道爭議也可讓媒體吸取經驗，知道今後處理同類報道時有哪些地方需要多加注意，例如TVB在報道時，會在開頭發出預警標示「以下報道會引起不安、以大家注意」等等。陳景祥建議網絡媒體參考有關做法，在文章開頭發出預警，讓讀者自行決定要不要繼續閱讀。

內容同質性極高
媒體還可做什麼

儘管蔡天鳳案的報道鋪天蓋地，但從內容上看同質性極高，除了案情進展之外，主要報道他人對案件的評價，以及受害人生前的個人經歷。但媒體可以做的，不止於此。

除了作案手段，案件背景也被揭發各種問題，值得深究。正如一些媒體願意投放資源不斷追問：疑犯一家在作案前已經涉嫌各種犯罪，例如蔡天鳳前夫鄺廣智是涉嫌詐騙的通緝犯，卻依然能夠享受奢華生活、頻繁往返中港兩地——出入境部門的管制是否存在缺陷？前家翁鄺球曾經是旺角警署警長，在涉嫌性侵被捕後卻未有向傳媒通報，也未有被檢控上庭，而是待他離職退出警隊後便草草收尾——警隊是否有保庇之嫌？檢控性罪行的標準是怎樣的？近年常有警員牽涉風化案件，是否反映警隊本身的反性騷擾培訓不足？另外，鄺球在持有私樓的情況下仍然以公屋住戶身份（綠表）購入居屋，因為現行機制並無入息、資產及物業擁有權的限制——房屋局如何堵塞有關漏洞？

媒體也可以和更多專業人士對話，誠如個別媒體也有嘗試為當下發生的問題給出解答，例如如何平復閱讀犯罪報道後的恐慌心情、如何識別潛在的犯罪者、面臨危險可以採取什麼措施進行自保。《紐約時報》曾推出「Fixes」專欄以推廣「解困式新聞（Solution Journalism）」的概念，相比於揭露問題，這一類型的報道更關注問題的解決方案，主張積極介入社會問題、給出解決途徑，並比較不同方案的優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