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科發展藍圖｜與資深院士呂堅對話：香港科研成果轉化率有多低？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近日（12月22日）發布《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提出發展「先進製造」產業以實現「新型工業化」，計劃在未來5年把本地研發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GDP）比率由0.99%提升至1.3%，並把製造業GDP佔比由1%增加至1.5%。該目標引發外界質疑不夠進取，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解釋指香港創科仍處起步階段，需時釋放土地、吸納人才、扶持產業。當局所謂的「起步階段」到底是個什麼概念？著名科學家、香港城市大學香港高等研究院資深院士兼機械工程學系講座教授呂堅接受《香港01》訪問時指出，香港科研論文與科創產業化之間仍有相當大的距離，希望港府可以出台統一的指導意見，加快科創產業化的速度。

科研水平較高
科創產業不足

《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公佈前夕（12月19日），立法會選委界議員李浩然率先舉辦創報告發布暨交流會。期間發佈李浩然議辦團隊早前進行的《融合、 突破、創新香港創科產業未來可期研究報告》和《美國科技創新機制成功案例研究》兩份研究報告，當中以美國的「SEMATECH（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和「MUSA（先進製造業科技創新網絡）」項目為成功案例，說明政府統籌產業規劃的重要。與會嘉賓包括多位學者和科創企業工作者，他們大多提到香港科創發展所面對的瓶頸：基礎研究領先，但將科研成果轉化為實際應用的轉化率不足，因此需要政府牽頭進行資源整合、推動官產學研合作。

以視像形式出席交流會的城大香港高等研究院資深院士呂堅，本身是法國國家技術科學院首位華裔院士，又曾於2018年榮獲中國工程院光華工程科技獎，目前擁有33項國際專利，自2005年起來港任教，見證機械工程和先進製造的成就。他在交流會後接受《香港01》專訪，用親身經歷分享科創產業亟待擊破的痛點——科研成果轉化率過低。

香港高校科研水平高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本地有5所大學在QS世界大學排名前100，並建有16個國家重點實驗室、5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然而，這些科研卻難以轉化為實際的科創產業成果。上述《融合、 突破、創新香港創科產業未來可期研究報告》報告指出，香港高校科研項目以基礎性學術性為主，應用導向不足，上游科技研發與終端科技應用未能結合，而且大學自身的技術轉移機制尚不完善。

成果落地緩慢
陷入惡性循環

團結香港基金在2020年發布的《搭建技術轉移大橋   構築科研創新基地》顯示，美國大學早在1945年就成立技術轉移辦公室來推動研究成果商品化，但香港進程遲緩，直到2009/10學年，主導大學經費撥款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才開始就知識轉移提供經常性資助。申請專利通常是大學研究成果商品化的第一步，香港高校獲批專利總數顯然落後於英美院校，這一落後也體現在大學的知識產權收入及其研究開支佔比上（見上圖）。

以2019年數據為例，在獲批國際專利方面，表現最好的是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擁有781個，其次則是英國牛津大學，擁有434個，但在香港，除了科大和中大分別取得112個和202個之外，城大、浸大、理大及港大的數量全都少於70個，可見香港與英美頂尖院校差距甚遠；至於有關科研成果為大學帶來的知識產權收入方面，即使是收入最高的中大，也只有5307萬港元，僅為倫敦大學學院總收入（1.347億港元）的四成。

這些收入並不只關乎於盈利，更關乎於研發花費的利用率有多高。比較高校知識產權收入對研究開支佔比就會發現，英美高校研發開支高，回報率也較高，也即能夠通過投資獲取更多的商業利潤，有利於形成高投入、高回報的良性循環。同樣是在2019年（見下圖），香港大學的知識產權收入佔科研比例只有0.3%，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倫敦大學學院、英國劍橋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卻分別達到1.9%、3.4%、5.7%和15.2%。

呂堅所在的香港城市大學，早已著手推進科研產業化的工作，但他和團隊全都面對不少困難。他解釋，高校科研成果的產業化都是由學校的各個相關機構自己負責，每次融資都需要教授自己去與投資人談判。他強調科研成功具有時效性，例如「iphone12前兩年可能很值錢，但這兩年就不值錢了」，因而希望政府能有一個統一的政策指導，提升專利轉化的速度，否則會導致科研成果貶值。呂堅又批評現有的機制不夠靈活，各個學校的科研轉化情況不一而足，可能有些教授比較出名，轉化就容易些，相反就很難得到融資；另外學校對於是否批准產業化的決策比較保守，這些瓶頸全都需要政府引導突破。

市場思維短視
有待政府引導

前述《融合、 突破、創新香港創科產業未來可期研究報告》報告指出，香港以應用為主要導向的研究僅有45%，而由政府投入、大學主導的比例高達55%。呂堅表示，香港雖然有很多資金，但風險投資比較少，因為現在還在起步初期、成功案例少，較少私人基金願意投入，因為企業更傾向於投資實用性強、能在短期內快速得到應用的技術。

呂堅所在的團隊正在進行一個納米探針芯片（晶片）的項目，這種芯片可以檢測化學物質的光譜特徵——相比於傳統的探針芯片，灵敏度可以提高10倍到100倍，而技術可應用在生物、食品等多個領域，比如檢測食物裡面有沒有細菌、抗生素。呂堅說，這種實用性強的技術較受投資人青睞，但他們團隊本身擁有一些更加顛覆性的技術成果，反而乏人問津，目前正在考慮前往歐美或者內地市場尋求投資。

企業出於商業邏輯考量無可厚非，但那些創新性強的前沿研究同樣需要得到支持。美國政府正正在引導科技創新發展當中扮演積極角色，李浩然發起的交流會也分析了當地的「SEMATCH（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和「MUSA（現金製造業科技創新網絡）」項目，指出這兩個計劃的成功正是源於美國政府在項目初期提供了重要的啟動資金，並透過項目監督、方向指引、戰略諮詢等方式間接給予幫助。此外，針對一些顛覆性高、風險性較大的技術，美國政府也會出資設立小型投資方案。

師生人才流失
重建科創生態

《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銳意從「完善創科生態圈，推進香港『新型工業化』」、「壯大創科人才庫，增強發展動能」、「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建設智慧香港」及「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做好連通內地與世界的橋樑」四大方向發展創科產業。在人才培養方面，會通過加強資助和增加人才住宿配套措施等方式吸引人才來港。但在「吸引人才」之前，更加應該檢視的是：本地人才是否不足？為何不能在地培訓？如果沒有適合本地創科人才成長的土壤，即使吸引到人才來港，也無法保證他們會長期留港。

在呂堅看來，人才問題在於香港科創行業缺乏好的平台建設。根據呂堅多年來的教學經驗，他們培養的本科生大多是本地學生，想要從事科技行業的並不多，因為收入不高、發展有限。這就構成惡性循環——學生都不想做科研，人才都想賺快錢，市場就難以形成輔助大家發展的平台。這又陷入「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困境：發展不了是因為人才不夠？還是發展不好導致人才流失？呂堅感慨：「從長遠角度來講，這實際上是非常危險的。因為房地產、保險業不會生產出新的財富，從無中生有才能產生新的財富」。

呂堅擔心，大學的人才培養和政府對市場預測有一定差距，過早和過晚介入都會引發人才流失，所以更加需要擬定清晰定位，並在不同時期彌補市場資金錯位，「如果很多本科生都變成獨角獸，相信以香港學生們的智慧和能力，能開創出更多的初創企業。」

除了缺乏年輕創科人才，呂堅認識的許多教授和院士都離開了香港，前往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尋求發展，例如位於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區、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校區等。呂堅分析，他們之所以選擇離開，一方面是覺得深圳等城市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是香港教授的退休制度讓他們看不到60歲之後的前景。值得一提的是，《施政報告2020》曾經推出為時5年、預計動用20億元的「傑出創科學人計劃」（Global STEM Professorship），專門吸收從海外歸來的學者；而呂堅質疑，透過該計劃招來的教授都已接近退休之齡，即使來了香港，所能發揮的教學作用也相當有限。

仍處起步階段
大政府追落後

港府為了表明建設創科生態、轉化科研成果的決心，在《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提出具體經濟目標，計劃未來5年把本地研發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GDP）比率由目前的0.99%提升至1.3%，並把製造業GDP佔比由1%增加至1.5%。這些數字到底是什麼概念？以2020年為例，在收益方面，香港創新及科技創新產業增加值為243.83億港元，GDP佔比僅為0.91%，而金融和保險產業的佔比卻超過20%；在成本方面，香港研發支出也僅佔GDP比重的0.99%，而這一數字的世界平均水平為2.63%，內地為2.40%。

該目標引發外界質疑不夠進取，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解釋指香港創科仍處起步階段，需時釋放土地、吸納人才、扶持產業，而當局將會設立100億元「產學研1+計劃」、50億元的「策略性創科基金」、由2024年起在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科園）提供土地和空間，並研究在大埔創新園興建第二個先進製造業中心。

乍看之下，政府對科創產業投入不少，但呂堅認為，很多資源並沒有用在科技上，而是在裝修、建樓上。「建設土地這能算科技嗎？這不算科技啊！」根據政府統計處數據，河套港深創科園已於2021年年初獲立法會批准撥款，其中143.17億元用於工務計劃項目，181.35億元用以開展第一批次發展及支持科技園公司的早期營運開支。

出席交流會的香港理工大學創新及科技發展處助理總監趙培提出，政府需要加強對創科資助計劃的宣傳工作，因為許多資助計劃依據不同發展方向而設立，附屬於不同的機構，其複雜程度使得許多教授學者對基金計劃了解不足。此外，部分基金類別重疊，他建議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可以考慮將部分基金項目進行合併優化。呂堅也表示，各個行業的風險不同，政府應該用不同比例來投不同行業，但現有投資方式比較粗獷。

新加坡常被視為香港在經濟方面最大的競爭對象，目前已是「獨角獸」比例全球第二最多的地方。新加坡創科行業的發展得益於「大政府」的施政理念，早在2005年制定「iN2015策略」，由資訊通訊發展管理局跨部門統籌全國應用科技發展。「並不一定要一個強大的政府，但如果想做新工業化或者再工業化，就要學習新加坡、瑞士、瑞典等這樣和我們類似的經濟體，看看他們在科研領域的『大政府』是怎麼做的。」呂堅表示，香港在科研方面的投資已經欠了很多帳，而光靠金融、房地產這些行業養活不了整個香港，「如果要750萬人都能夠高水平地生活，應該有更多元化的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