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思維主導　傳統經濟箝制　香港人才戰略困局

「當前人力資本狀況停留在傳統經濟時代，遠遠未能滿足經濟轉型所需。」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在該院近日發布的《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1》裏為香港敲響警鐘。
蔡洪濱筆下的「經濟轉型」，是指香港應該轉型至「以高端專業服務業為支柱，並由知識型創新驅動的新經濟」。在「知識型創新經濟」中，高技術、高知識的人才是核心生產力，而坐擁優質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資源的香港，人力資本水平本應很有競爭力，但為何會被詬病為停留在傳統經濟時代？教育投入與人才產出之間如何錯位，才導致香港的經濟遲遲不能轉型，甚至屢失龍頭地位，只能搖頭興嘆？
有人把人力資本的滯後歸咎於學校未能作育英才；然而，只要將鏡頭對準香港青年，便可發現問題源於整個教育系統長期受困於兩道枷鎖：精英思維模式和傳統經濟結構。《香港01》與香港大學前校長徐立之、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陳偉儀、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李曉迎及一眾香港創業青年對話，冀能深入解構「人才荒」，為「經濟轉型」鋪路。

香港長期被定義為「經濟城市」，香港人則是「經濟動物」，所以衡量「人才」的唯一指標便是經濟收入的多少，而金融、地產、專業服務等比較發達的經濟支柱就是「人才」集中行業。正是這種狹隘的人才視角，養成了「只見樹木」的精英思維，不但忽略了社會本來就由不同才能的人組成的事實，而且不斷透過資源的傾斜扼殺人們貢獻社會的機會，最終扭曲了人才與社會的關係，導致人才淪為生產活動的奴隸，使得經濟變得庸俗、浮躁、單一。

教育是培育人才的重要系統，偏偏這套系統早就深陷片面「精英主義」的泥沼。首先，香港教育開支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的4.1%，遠低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其次，面對資源的緊絀，均等教育的機會被不斷壓縮—在高等教育方面，學額資助相當有限，導致公立院校苦苦糾纏於數字遊戲，難以提高人才培育效率，私立院校則受入學門檻和政府束縛，未能發揮市場力量；至於基礎教育，官立、津貼、直資、私立這四大學校分類背後又代表着四種截然不同的教育資源分配邏輯，結果往往造成結構不公，尤其經常忽視基層成才的權利，令他們難以透過教育上流，遑論為社會貢獻才智。

因此，若要做到「人盡其才」，特區政府必須重新梳理教育和人才的關係，繼而徹底改變教育政策的思維模式，而首當其衝的是大學教育。正如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在《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1》中所撰《香港「人力資本投資倍增計劃」的建議》（下稱《建議》）所指，在知識型創新驅動式經濟中，大學教育應以「普及」為目的，無奈香港的大學教育至今仍然沿用傳統經濟下的教育模式，以少數精英而非大眾作為收生對象。

追逐排名「必要之惡」

面積僅1,106平方公里的香港，擁有五間全球排名百大的大學，經常為政府和市民津津樂道。不過，香港大學前校長、香港科學院院長徐立之卻不以為然：「大學排名，多是數字遊戲。有些數字講出來簡直笑死人。」他接着和記者分享了任職港大校長時的一件趣事，「有一年，香港大學的排名竟然高過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因為有關排名其中一個評核標準是「非本地職員得分」，而位於美國的史丹福大學自然有不少當地學者，但香港大學卻有大量外聘學者，結果竟憑該項得分超過史丹福，「笑到口都大晒！」

成也「排名」，敗也「排名」。特區政府高舉「精英主義」，令「排名」被異化為教育資源調配的標準，導致公立院校從學位名額、學科內容、到學術研究都被迫捲入「數字漩渦」，而1965年成立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UGC），就是主導這套追逐「排名」的資源分配制度的「罪魁禍首」。徐立之直言，教資會對公立院校的評判標準「好畸形」：「內地是有學科排名的，比如北京大學的文科好過理工科，而清華大學的工科又好過它的文科，但我們香港就不是！（而是）一視同仁，用文章數字等方法去評價大學的研究水平，而且評出來（的結果）是整間大學都通用，名次排得高就可以分配多些學生、撥款。」

徐立之形容，盲目追逐大學排名已然成為香港人才培育的「必要之惡」，因為排名的高低影響招生的優劣和資源的多少，老師和學生只好追着排名走，但排得高不代表教和學好。「排名主要看研究，不是看教育。」徐立之一再為我們釐清「排名」的迷思，強調學校排名高是因為研究好，研究好則是源於國際知名的大教授比較多，研究生通常會跟着大教授，但本科生未必如此，而大教授打分也相對嚴謹，又「嚇怕」了本科生。

知名度主導了大教授，大教授主導了學術研究，學術研究主導了學校排名，學校排名又主導了資源和生源的分配，這正好展示出精英思維之下「資源投放」和「教育產出」之間的層層錯位—大資源跟着大教授。若在傳統經濟時代，這套「優勝劣汰」的分配制度或許還能派上用場，畢竟大教授對舊經濟的研究相對成熟；但當新經濟異軍突起，新學者都還在適應和探索當中，大教授更難及時轉型，結果，新興學科往往不受重視，遑論培育創科人才。

為什麼一個僅由24名海內外專業人士組成的教資會就足以定奪全港八間公立大學的資源分配？蔡洪濱在《建議》中指出，因高等教育管理制度「過於行政主導」，而大學辦學自主權力太小，八大院校只能在同一考核指標架構下進行獲取公帑資助的同質競爭，根本未能按社會需要和自身特點發揮個別優勢；另外，「高等教育投入過於依賴僵硬的規劃和公式，資源調配墨守成規，無法適應時代變化。」

私校未能發揮作用

計及八大直接受教資會資助的院校，連同私立院校，全港共有22所可以頒授學位的高等院校；按理說，只是收取教資會極少補助的私立院校，理應能夠擺脫「精英主義」的行政干預，但實際上，它們也很難做到「辦學自主」，就更別說要為社會培育多元人才。

早於2010年根據《專上學院條例》註冊成為認可專上學院、至兩年前獲升格的香港恒生大學，是全港最為知名而資源也最充足的私立大學，卻也面對重重障礙。先後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和澳門大學，現為恒生大學校長的何順文直言，明明自資院校的學科通通經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的嚴格審核，全都具備國際水平，可是，社會至今普遍仍對自資院校存在誤解；更令他灰心的是，連特區政府也戴着「有色眼鏡」看待私立院校，不但未曾主動擔當澄清角色，好好解釋自資院校的認可資歷，甚至跟隨社會認定自資院校質素參差的偏見，加強學位頒授的監管。

何順文所言的「加強監管」，是指教育局早前表示全盤接納「檢討自資專上教育專責小組」於2018年發表的報告意見，更新自資專上院校頒授學位的申請機制。以恒生大學為例，原有機制下，大學開辦學位課程前，先要經過校內學院委員會和教務委員會的審批，再逐級提交至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教育局、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等部門審核；但在新機制下，教育局的審視工作將提早於評審局進行學術評審之前進行，當中會就相關行業或界別的人力需求徵詢決策部門，參考院校的培訓策略、學術計劃、專精範疇，了解類近課程的市場供求，比較擬議課程的特色和優劣，再向院校提供意見。何順文擔心，教育局和評審局的工作有所重複，可能拖慢整個評審進度至少兩年，不利於開展新興課程；另一方面，若由政府決定學校開辦科目，而當局只由GDP或行業需求思考學科建設，有違教育理念。

以業界意見來指導自資院校的學科課程，恐會加深香港產業結構固化的問題。何順文上任恒生大學校長後，一直推崇博雅教育，希望做到「文理兼備」。恒大近年也開辦了不少具有前瞻性的新穎課程，如2015年開辦的「數據科學及商業智能學（榮譽）理學士」、2019年開辦的「文化及創意創業（榮譽）文學士」、2020年開辦的「藝術設計學士」等。「不止於開設市場需要的學科，私立大學才能補充、平衡到公校。」何順文嘆道，恒大的學士課程大多瞄準新興產業，可助香港朝多元產業轉型，但如果以教育局現時的「業界需求」來審視，大多都需「回爐重造」，因為香港人力市場最高薪、最短缺的永遠是商科和專業科。

「年輕人應有不同的理想和志趣。有些人需早些『搵食』，有些人卻未必需要。」何順文坦言，「學生成為哲學家或文學家，我都很高興。最重要是他能否找到滿足感、能否創造價值。」為此，他最近正在籌辦新課程「PPE」，「即政治（Politics）、哲學（Philosophy）和經濟（Economics）三科合在一起」，雖不符合政府需求，卻可為社會提供有思考能力、創新能力和溝通能力的多元人才。「香港的本科教育一路走『精英主義』，以政府營運為主。」何順文認為，「一個成熟的經濟體不應只有公立學校。美國、歐洲最好的大學都是私校，美國的私校比例亦高過公校。」他感嘆，私校不用公帑辦學，而用市場力量提供學額，本是一件好事，「但由於政府操控整個高等教育的生態，根本沒有發揮民間的資本與力量」，並不健康。

人才產出效率低下

大學生產潛能被壓抑，無法培育更多人才；坊間卻埋怨學位過多，造成「學歷貶值」。「大學教育的最終目標，應是任何人想讀大學就可讀到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陳偉儀表示，如果將大學教育當作基本教育，那種認為學位應該「貴精不貴多」的說法就會不攻自破；他強調，「大學教育其實真的很基礎。譬如要投票，如果連基本的政治理念都聽不懂，那怎麼投？」可惜，以精英思維主導的教育系統當中，大學教育僅屬「聰明人」的資源，而非基本教育權利，故港府不願提高公立院校的資助學額，又立下嚴苛的入學門檻，極大地削弱高等教育普及性和人才培育的效率。

首先是學額問題。教資會自1994/1995學年開始，每年合共為八間公立大學資助1.45萬個第一年學士學位的學額，至2000年稍微提升至1.5萬個，目前佔每年文憑試考生人數不足兩成。然而，「1.5萬個學額」的釐定既沒合理標準，又已落後時代，純粹是港府當年曾以18%適齡學生入讀大學作為目標，即使後來提出六成大專學生比率的目標，但實際增加的資助學額也只有500個；更可笑的是，教育局曾於2008年指出，資助學額的多少要考慮中學學生數量、入學學生質素、政府財政狀況、香港人力需求等因素，但至今仍然未再修訂。

社會上每次提倡增加資助學額，特區政府都會反駁稱，目前有超過五成學生能夠入讀高等院校。但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澄清，有關數據把副學士和高級文憑的學額計算在內，有「谷數」之嫌，實際上只有約35%學生能入讀本地認可的學士課程，遠低於歐洲和很多成熟經濟體的六成入學率。在他看來，有能力的年輕人應接受完整的大學教育：「我們的核心是，有沒有給年輕人足夠機會和資助去完成四年制課程，而不是去爭取副學士和高級文憑學額。」

何順文所指的35%，已包含資助學額和私立學額。理論上，當公立院校的資助學額有限，私立院校本應積極擔負提高入學率的職責，正如徐立之憶述，2000年，時任特首董建華正正希望社會有多些大學生，呼籲私立機構辦學，才有了現時大批的自資院校。但現實是，自資院校的出現雖然令入學率翻了一倍，但仍遠低於六成的目標，到底原因何在呢？香港大學前校長、香港科學院院長徐立之認為，「學額」的深層次癥結，在於入學門檻過高：「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能夠』入大學的學生人數並不足夠。」他把矛頭指向文憑試的「3-3-2-2」門檻（指文憑試考生考獲中文及英文3等、數學及通識2等，可達到大學收生最低門檻）—與公立院校「供不應求」的學額相比，私立院校年年都要為收生煩惱，學位多是「求過於供」，皆因門入學門檻之高，基本上已排拒三分之二考生就讀學士學位的機會。加上學生人數本來就按年大幅遞減，能夠達到入學門檻的考生就少之又少了。

以2013至2019年間的考生與學額統計為例（表一），文憑試考生人數由近7萬跌至4.7萬，成功考取入學門檻的考生人數亦由2.7萬減至1.97萬；然而，當政府資助學額維持在每年1.5萬個，即符合入學資格而未能獲得資助的考生人數已由1.2萬減少至4,700，但自資學士學位學額卻由6,989個增加至9,881個，可見生源競爭十分激烈。例如本港歷史最悠久、以新聞及傳播學系著稱的私立院校珠海學院，近年收生狀況奇差，連續四年實際收生不達預計學額的四分之一。徐立之慨嘆，「自資院校收生時，是『麵包浸水，渣都唔剩』！」

何順文亦同意「3-3-2-2」門檻應予以調整，「對很多國家來講，香港的收生門檻相對較高。好多學生被迫去外地升學，或者『無得揀』下讀副學士。」他建議，政府可適當放寬收生標準，讓私校可以接納更多有體藝天賦、領袖才能的學生，「公校基本上都『睇星星』啦！現時私校容許3%學生不達門檻，我希望可以擴大到10%，令入讀本科的標準更多元化。」

「3-3-2-2」的門檻不止影響自資院校收生，更令中學教育變得「應試化」，造成學生心理疲勞與迷茫。香港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講座講授賀潔婷早前發表獲政府「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資助研究項目《探討香港學生如何築構未來願景》報告，為有關問題斷症：「大部份學生都希望獲得大學文憑，然而，現實情况是本地大學的錄取率僅約兩三成，這意味着只有少數成績優異的學生才能獲得進大學的入場券。現實和理想的差距讓學生更加感受到來自教育體制的壓力，並形成了心理上的癥結。幾位學生均以『令人窒息』等字眼形容該情况，其中一位更直接指出問題核心：『學校中有太多阻礙學生發展的枷鎖。學生們在這樣的環境中接受教育，然後參加工作，那時候他們發現社會強調的反而是創新和突破。』」

在學額限制與門檻限制下，香港一流的教育資源無法有效地轉化為人才產出。歐洲工商管理學院聯同塔塔通訊（Tata Communications） 發表的《2019年全球人才競爭力指數》顯示，香港排在全球第27位，排名低過首爾、台北、新加坡和東京。其中，培養人才這項的評分有三個細分，分別為主流大學排名、青年入學率和社會連接度，在排名前30的城市中，香港的主流大學得分排名第四，但青年入學率就只有27.9分，排名墊底（表二）。

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2015年的資料， 25歲以上成人的人均教育年數，以色列是12.8年，日本和韓國分別是12.5年和12.2年，香港只有11.6年。蔡洪濱在《建議》中分析「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幾乎所有人都有9至10年義務教育的情況下，這個差距反映的是成年人獲得大學教育的比例」，可見，香港總體教育水平落後於很多OECD成員國。

基礎教育基層缺位

在落後的總體教育水平背後，存在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而且從小學至中學的基礎教育已形成「貧者愈少，富者愈多」的結構困局。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香港未來教育協會總幹事李曉迎直言，雖然特區政府長期聲言推動基礎教育的普及化，卻依然不能擺脫「精英思維」，「你數一數，楊潤雄局長上任後去過幾次基層學校？不會超過十次！」

香港的小、中學教育系統中有官立、津貼、直資及私立學校，然而，私立學校與普通官津學校之間存在極大資源差異。「國際學校是什麼資源？本地課程又是什麼資源？」李曉迎以他所在的國際學校（屬私校）裏的「飛盤運動」舉例道，「我們學校發現最懂飛盤的是西方人，就請了一幫西方老師來教，學校有錢嘛！那沒錢的學校呢？就只能請香港本地的老師，但根本沒有資源讓他去進修，他也沒有參加比賽，這個差別就非常大了！比如說，我們學校有一年就在飛盤比賽裏拿了全國第二。學校都可以給學生提供飛盤這個東西，但這個東西能不能上升到對他升學有用呢？我的學生去哪裏升學都可以說自己是全中國第二，而你的學校只能拿來做個興趣班。」

私立學校雖好，但學費由幾萬到幾十萬元不等，因而基層家庭大多會選擇官立及津貼學校。但是，優質的官津學校對基層亦難言公平。官津學校的收生、派位存在「世襲制度」，亦即有兄姊在校就讀或父母在校任職的學童將有更高的機會入讀名校，這種制度上的精英「保護主義」，令基層很難入讀部份傳統名校。以小一收生為例，官津學校每年入學有約四分之一的學生是「世襲生」，自行收生階段成功獲派學位中有超過一半為「世襲生」（表三）。一些熱門學校由於面向世襲生的自行收生名額供不應求，不得不動用統一派位學額，令普通家庭獲得優質教育的機會大減。以2020年中西區排名第一的聖公會聖彼得小學派位情況為例，今年180人中有120個是「世襲生」，即有三分之二學童是「世襲」入學。

世襲制度令欠缺家世背景的基層進入優質官立學校的機會大減；經濟能力不足的家庭亦很難支持孩子接受直資、私立教育。基層家庭在整個基礎教育系統中尤顯被動。更殘忍的是，被政府所忽視、無法享受公平教育資源的基層孩子其實是香港的多數。據《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近十年來，有兒童住戶的貧窮率維持在兩成以上，即每五戶有兒童家庭，就有一戶為貧窮家庭。對基層乃至貧窮家庭而言，教育本是他們改變命運的賽道，但不公平的起跑線早已將大部份基層孩子擋在大學門外，他們只能淪為精英及中產家庭的陪跑者。

曾任亞太教育研究學會會長的香港教育大學榮休教授鄭燕祥在其著作《香港教改：三部變奏》中，反思教育改革對基層家庭的不公：「教改形成的局面是，弱勢區域及低下階層的高能力學生也處於不利，難於進入英中及較強的中中，而這些中學幾乎壟斷所有政府資助的大學學位及高增值學系。整體來說，低下階層學生升入政府資助大學的機會大減，若要讀其他專上課程，將要自費承擔。」早在2016年，《香港01》據學生資助處資料發現，在2006至2015，公立院校資助學額雖一直增加，但獲得助學金（須經入息審查）的學生人數及比例卻錄得跌幅。鄭燕祥在書中評價道，「就讀於八大的清貧學生，由2006/07學年每10人中有3.8人，減少至2015/16學年的2.4人」，「清貧學生在公營大學的人數及比率在過去十年不斷減少的現象，只是這派位機制弊病的必然後果，非常不公。」

低估應用科目效能

基礎教育的課程設計亦同樣存在問題。應用型教育本是產生科學及技術人才的重要路徑，但在香港卻成了「差生」的標籤。李曉迎說，學科分為應用科和學術科本是「因材施教」，最後卻成了「標籤作用」：「你是學應用科的，說明你學習不好。」。他更直言，社會對應用科存在誤解，反問：「學旅遊就是疊被子、端茶倒水嗎？」據考評局數據，2020年中學文憑試中，報考應用學習科目的中學生人數為3,651人，佔比僅有總考生的6.8%。

社會的偏見不是一日形成的，而是政府由上至下對應用科的忽視，導致整個考評制度的斷層，最終令應用科的認受性大減。本港智庫「團結香港基金」在2019年報告《應用教育：成就非凡多元出路 迎接嶄新數碼時代》中就建議政府應重拾應用教育。報告針對應用課程的低報讀率列出兩大原因：第一，應用科目認受性有限，學術科目考生表現實際可分為七級（一級至五級，五級又設兩個星級），但應用科目最多只有四級，分數上限令學生卻步；第二，職專文憑缺乏升學階梯，修讀職業訓練局青年學院或學校/業界結構提供的文憑課程，不能直接升讀學士學位；職專國際文憑課程成效有待觀察。

據團結香港基金資料，在OECD經濟體中，畢業於應用/職業型課程的高中生平均佔比為42%，但香港只有12%（圖一）。在芬蘭及德國，高中實行職業與學術並列體制，學生完成初中課程後，可選擇升讀職業型或學術型高中，畢業後可升讀普通大學或應用科技大學。根據德國聯邦數據統計，在2018至2019年，德國共有426所高等教育機構，其中216所是應用科技大學，106所是綜合型大學。當地應用科技大學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開始出現，在工程、經濟、社會及資訊科技領域提供應用型高等教育，以培養相關的應用型專才。

反觀香港，政府在發展基礎教育時仍抱着傳統的精英思維，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低估了應用型教育在整個社會中的重要作用，令整個應用型教育的系統發展滯後於學術型教育。整個基礎教育雖有「多元學科」之名，卻難行「因材施教」之實。李曉迎嘆道：「家長普遍會認為孩子還是選擇學術科比較好，但孩子是不是真的適合學術科呢？」更重要的是，此事不止關於青年的多元出路，更關乎城市發展。應用學科升學渠道阻塞，令科技型人才產出效率大減，香港在未來以科技為核心的經濟競爭只會顯得滯後和被動。

《香港01》曾倡議政府應考慮主流中學以外重辦高級別職專高中。香港中學教育以前有「文法中學」、「工業中學」和「職業先修學校」之分，其中後兩者是為了培育具備工業知識與技能的年輕人。基於時代轉變，工業中學和職業先修學校的課程被視為陳舊過時，有必要改革。政府自1997年起容許相關學校刪除校名中「職業先修」和「工業中學」字眼，隨着時間過去，文法中學、工業中學和職業先修學校最終合流。工業中學和職業先修學校的「死因」在於課程不合時宜，要避免重蹈覆轍，必須讓課程切合時代需要。現在政府希望在創科方面大展拳腳，課程自應以此為設計及投資依據，包括推廣其他高端服務業的價值所在，改變市民的固有認識，培育適合新時代的高技術創新型服務人才。

【編按】
本文原刊於第251期《香港01》周報（2021年2月1日出版），可點擊同期周報閱讀以下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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