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複又重複 一份早已寫好的預算案？
本周三（2月26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將發表2020/21年度《財政預算案》。若說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有何特別之處，就正如陳茂波所言，香港因為中美貿易戰、反修例風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等問題內外交困，經濟下行，更有指情況比2003年SARS肆虐時更嚴重。弔詭的是，面對新的危機，我們看到的是兩種「重複」——社會對的討論經年地重複着「派錢」與否、派多少；政府聲稱秉持「理財新哲學」，但一再重複稅基狹窄、審慎穩健的大框架——兩種重複之下，這份預算案似乎早有定案。用「重複」來面對新狀況，到底我們是低估還是高估了香港的困境？
《財政預算案》諮詢文件指出，2019年本地生產總值（GDP）實質增長自第二季開始連續下跌，經季節性調整後按季比較，第三季單季下跌了3.2%，是2009年以來首次錄得按年跌幅，令香港步入「衰退」，預計全年經濟收縮1.2%，失業率亦由5至7月的2.9%上升10至12月的3.3%；內需方面，實質私人消費開支在第三季下跌了3.3%，同樣是十年來首次按年下跌。經濟陷入寒冬，陳茂波周日（2月23日）在網誌中直言，紓困措施或赤字規模「也許會是大家的關注點」。他預告預算案中不少措施源自社會各界建議，但「政府的資源始終有限」，無法滿足所有人的要求。
面對經濟下行，政府去年下半年已先後推出多輪紓困措施，涉款共250億元。今年1月14日，特首林鄭月娥又投放100億元經常性開支，推出十項民生新措施。種種迹象顯示，港府的「理財哲學」似乎改變了，這或可從陳茂另一篇網誌見到一些端倪：
但總的來說，我認為在經濟衰退、下行壓力仍大的時候，在財政可承擔的前提下，政府應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透過逆周期措施支撐經濟、減輕市民的痛感、穩住信心。因此，我們會保持甚至在能負擔範圍內增加政府開支，以及盡力為市民及企業緩減壓力。（陳茂波，風雨中的財政預算案，2019年12月8日）
如果所謂「理財新哲學」等於擴張性財政政策，即在經濟下行的時候不減少政府支出，反而增加開支，是否代表香港不會走上像曾俊華（前財政司司長）年代的緊縮之路？事實上，香港政府的總開支自2007/08年財政年度拾級而上，截至2018/2019已上升了126%。各項經常開支之中，社會福利達843億元，是第二大經常性開支，佔了19.1%，只比教育開支少1.4個百分點。社會福利亦是各項經常開支之中升幅最為劇烈，近五年增加了46.4%，這主要歸因於新增的社會福利金，例如長者生活津貼等。
不過，正如政府多次自我推翻地收緊和放寬社會福利政策—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曾在2018年指降低「兩元乘車優惠」門檻會令政府財政承擔大幅增加，但在上月公布的十項民生措施就以鼓勵60至64歲人士就業為名將優惠年齡下降至60歲—面對人口老化造成的社會福利開支持續增加，未來政府會不會隨時收緊福利開支，就如2019年初上調長者綜援的申請年齡至65歲—實屬未知之數。
或者我們又可以從陳茂波的另外一篇文章窺探政府的財政邏輯：
初步估算，相關措施涉及逾一百億元的經常開支，這些措施會在明年及其後時間逐步落實。屆時香港的經濟恢復過來，政府收入將回復較高水平，同時亦可探討需否其他開源措施。此外，過去多年政府持續都有推出一些一次性的措施，例如退稅、寬免差餉、豁免商業登記費等，涉及的金額並不小。在有需要時，當中或許亦可作些調整，騰出資源。（陳茂波，公共財政的可持續性，2020年1月19日）
不能否認，政府在經濟下行時推出紓困措施的確可以減輕市民的經濟壓力，特別是基層。問題是，政府的收入決定其支出，即使在經濟下行時，增加支出的主要目的只為防止經濟不景氣而帶來的政治不穩定，而這一目的本身可以跟正義平等的經濟轉型—政府如何公平地賺錢、合理地支出—沒有關係。而且，如陳茂波所言，「屆時香港的經濟恢復過來，政府收入將回復較高水平，同時亦可探討需否其他開源措施」，似乎反映政府對於額外的經常性支出並不放心，需要開闢新的收入來源，那麼香港社會是否要開始討論稅制改革？倒也沒看到政府想拓闊稅基的先兆，更何況在市民對現屆政府的信任跌至谷底的情況下，政府要推動改革可謂困難重重。
在這個格局之下，不難理解為何政府在《財政預算案》推出的往往都是退稅、退差餉等毫無新意的措施，政府不敢去撼動既得利益階級進行改革，或者壓根就不覺得這個財政體系是個問題，政黨亦礙於政制、政治文化等原因，裹足於「爭取派糖」，導致《財政預算案》變成「派糖」、「派錢」遊戲。
然而，香港正經歷反修例風波以來的多重危機。第一是一開始的政治危機，市民對政府的不信任和政府拙劣的威權管治；第二是社會危機，支持和反對政府的兩個陣營形成社會高度兩極化；第三重是財政危機，社會衝突加劇經濟下行，政府收入減少同時又要用錢紓解民困；第四重是近期的傳染病危機，政府被指防疫措施太少太慢，市民人人自危，對政府的不信任再度加劇，政府又多了一筆300億元抗疫基金的額外支出。接下來這份萬眾矚目的《財政預算案》，政府有辦法解決這四重危機嗎？以往被視之為理所當然的「派糖」、「派錢」，到底是否可行、又有沒有意思？如果這時提出改革，難度在哪裏、又應該如何入手？
從政府派錢史看公共財政邏輯
不知從何時開始，《財政預算案》由「派糖」（退稅、退差餉）遊戲變成「派錢」（現金）遊戲，每逢預算案諮詢，媒體、政黨都必定會圍繞「會否派錢」你爭我逐，今年也不例外。差別是「派錢」的原因由民間的「還富於民」或官方的「藏富於民」變成今年的「平息民怨」、「刺激消費」。回顧香港簡短的「派錢史」，2011年的「$6,000計劃」是首例，之後是2018年的「關愛共享計劃」（即派錢4,000元），其餘年份只聞樓梯響。輿論傾向認為，「4,000元」的申請步驟繁複、審批耗時、行政成本高、政府又無端遺失大量申請表，所以沒有審查、不用申請、劃一向18歲以上香港居民派發的6,000元計劃派得好，4,000元派得差。回過頭想，一直被形容為「守財奴」的香港政府當初為何會「派錢」？「派錢」對於香港的財政有何含意？比較兩次「派錢」事件的歷史脈絡，我們不難看出香港政府「派錢」的政治面向。
2011/2012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提出不設收入上限地向所有強積金戶口注入6,000元，預計總支出為240億元。據當年的《財政預算案》所述，這個建議的初衷是「希望協助更多市民為退休作好準備」，而且「這既不會增加通脹壓力，也是我們現在財政上可以負擔的」。不過正如當時已經有人提出，類似提案，其實在曾俊華的第一份，即2008/2009年度《財政預算案》，已經出現。兩者的分別是，先前一份計劃目的在於「加強低收入工作人士的退休保障」，所以只為月薪不超過10,000元的基金戶口注入6,000元，總值約90億元；之後一份則沒有收入限制。
更值得注意的是，社會對這兩個類似建議的反應，在三年間出現天壤之別—2008/09年度的注資強積金方案並沒有太大反對聲音，而且積金局很快就在2009/10年度完成向超過140萬合資格強積金及職業退休計劃成員支付政府的特別供款；到了2011/12年，社會反響相當巨大。
該年政府修訂預算時發現收入激增（較原先預計多828億元）但支出減少（比預算少137億元），導致綜合盈餘有713億元，較原先預算的252億元赤字多了足足965億元。雖然政府有推出寬免差餉、電費補貼、代繳公屋租金、社會福利金雙糧和調高供養子女和父母或祖父母免稅額等措施，但仍然被普遍認為「派糖派得差」。歸根究柢，2008年金融海嘯的「量化寬鬆」令大量熱錢流入亞洲，香港樓市在2009年中已經開始回升，到年底已經比金融海嘯前的高位高出5%，結果政府因為經濟復蘇而大賺一筆，又欠缺進取手段壓抑水漲船高的樓價，而市民卻要直接面對通脹。「抗擊通脹」措施力度不足，向強積金注資就像遠水不能救近火，遭市民強烈反彈，不少人質疑為何不直接退稅。加上強積金行政費過高，市民擔心即使公帑注資，錢最後只會去了「基金佬」手中，泛民主派更號召「反對財政預算案」大遊行，逼使政府修改預算案。一星期後，政府讓步，向年滿18歲的香港居民派6,000元，總開支約370億元，民怨宣告平息。
如果說歷史有其偶然性，那麼從歷史的重複，我們大概可以看到事件的結構性動因。曾俊華年代的「6,000元計劃」，在陳茂波年代幾近出現了一個翻版。同樣是「派錢」，陳茂波卻搞得怨聲載道。因為幾近相同的歷史在2018/19年度的《財政預算案》重演，當時財政盈餘達1,380億元，比一年前預計的163億元多了七倍，財政儲備達10,920億元。陳茂波明言會和市民「關愛共享」，將約四成盈餘「派糖」，包括退稅、綜援出「三糧」、免差餉、學生獲一次性津貼等等，總值逾500億元。然而市民一樣不收貨，基層覺得退稅、退差餉沒有惠及未有交稅的低收入人士；中產覺得買樓依然是遙不可及，寬免差餉只是益了炒家及地產商。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調查所得，市民對於該份財政預算案的不滿率超過四成，評分只得48.2，是逾十年來的新低，而且這兩項數據在緊接的兩輪民意調查均有超過誤差值的下跌，反映市民的不滿與日俱增。
最終政府在三個多星期後讓步，推出「關愛共享計劃」，向18歲以上通常居住在香港，且沒有任何物業、沒有領取社會福利金、在上一個財政年度沒有繳交薪俸稅或退稅少於4,000元的合資格人士「派錢」最多4,000元。不難想像，複雜的經濟審查條件愈多，相應的行政費也會愈高昂。據政府資料，「關愛共享計劃」在總共發放110億零50萬元的同時，員工開支、辦事處租金和設備就用了3億3千萬元，按該計劃總共收到347萬份申請計，人均行政費達95元。相較之下，「$6,000計劃」的行政費只有1億3千多萬元，按總共612萬宗申請計，人均行政費只要21.5元。
實際執行上，兩次「派錢」的差別在於means-testing，即資產審查—造成了市民在接受程度上的不同。曾經有報道指，有市民取表、填表、交表，忙了一大輪，但經資產審查後所獲發的金額只有4元，結果令人失望。資產審查雖然在香港的各項福利措施中並不罕見，但很明顯，從公共財政的角度而言，錢要派得準，行政費就會貴，「派得唔抵」。而且「派錢」派得不好，反而會造成新的不公平：為什麼老闆業主可以自動退稅、退差餉地租，福利措施受惠不足4,000元的基層反而要花額外精神和麻煩去填寫表格申請？
這麼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政府為何仍然要做？其實從兩次「派錢」經驗可以得知，香港政府壓根非常抗拒。兩次「派錢」的背景都是政府大幅低估財政盈餘，即使在《財政預算案》主動「派糖」，市民仍然覺得不足，造成不滿情緒。「派錢」就是政府安撫市民的最後一招。政府被逼「派錢」，但不想因而有巨額的財政負擔，就以「幫助最有需要的人」為名（或2018年「關愛共享計劃」的說法「補漏拾遺」），將財富分配的幅度減至最低。在這個背景操作下，「理財新哲學」可能「新極有限」。
2020 To 派 Or Not To 派？
到了今年，因為反修例風波，進一步令香港的經濟加速下行，跨政治光譜的各大政黨，包括民主黨、新民黨、自由黨等紛紛建議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向18歲以上居民「派錢」或派消費券，絕大部份的建議金額達10,000元，民建聯則在新型肺炎爆發後建議政府不用等《財政預算案》公布，先向市民派發10,000元用以購買防疫物資，支援生計受影響的人。有了上次「關愛共享計劃」的經驗，輿論一面倒傾向沒有資產審查，那麼這一筆過支出必然超過600億元，甚至逼近700億元。在這個時間點「派錢」，當中想要平息民怨的政治味道就更加明顯。但面對經濟下行，政府會願意負擔這一項支出嗎？一旦政府再次「派得差」，隨時形成新的危機。
專注香港稅制、公共財政史的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助教馮志強分析：「『派錢』從來不是簡單地派了錢政府就有授權（endorsement），是整個package，你『派錢』還要知道怎樣派。」他舉例說政府和旅發局舉辦的元旦大抽獎，也是「派糖」，明明是一件開心的事，竟然因為伺服器不勝負荷，再次令市民更加不滿、甚至憤怒。「怎樣表達整個package，怎樣勾勒市民想要的東西，政府真的沒想過，所以派多少錢都是沒用的。因為問題是，『派錢』是個方法，你要人感受得到。『派錢』總體是個表演，當政治是一個表演的時候，這個『派錢』的動作，你派得不好，場戲演得不好，你就輸了。民主政體輸了市民可以vote them out，但非民主政體輸了他們不是vote you out了，他們是kick you out。」
馮志強不但質疑政府的操作能力，他更懷疑在今天的香港，「派錢」的政治回報是否還存在。「是不是派了錢大家就會消了氣？」馮志強覺得，在現時的政治氣氛下，更多人可能抱着「食窮民建聯」的心態，「有沒有『淺藍』或者『淺黃』的人會動搖呢？我又不覺得，因為你「派錢」的時候『淺藍』的覺得你不應該助長這些（即安撫『黃絲』），他會更加怨你，他會保持沉默；『淺黃』仍然會挑剔你。我想帶出的是，今日的要求真的不是政府以前那種行政主導的思維。」
更遑論，政府還有一個很確切的考慮—簡單低稅制。根據庫務署新公布的政府每月財務狀況，截至去年12月31日，2019/20財政年度首九個月錄得500億元赤字。雖然今年度的部份薪俸稅和利得稅仍然未入帳，但比較政府過去同期的財政狀況，年尾錄得赤字相當罕見，對上一次已經是2009/10財政年度，而當年年尾的赤字只有12億元，最後整個年度下來仍錄得盈餘。可以說，香港在2019/20年整個財政年度下來，幾乎可以肯定會錄得赤字，更有會計界別估計，赤字可能高達700億元。雖說香港政府目前仍然有超過11,200億元盈餘，然若果每年都出現「派錢」與否這個問題，每年600多億元的經常性開支，錢從何來？
馮志強從中看到一個新危機：「政府如果真的『派錢』，很容易，派了一次派第二次。政府現在的財政狀況，及政體的財政基礎其實支持不了。那麼你便要徵稅，誰『埋單』？你又要投資，但最近又被人降低信貸評級，之後又再賣地又不好。現在由這個政治危機，政府想安撫市民，它形成了一個社會危機，再形成一個財政危機。當出現財政危機的時候，要處理錢從哪裏來的時候，很可能要問商家拿的時候，談不攏可能造成政體內很大的裂痕。」
或許有人會比較香港和澳門的財政策略，質疑香港政府為何不可以像澳門政府一樣恆常「派錢」。這個說法忽略了兩點。第一，澳門人口比香港少很多，以「2019年度現金分享計劃」為例，只有716,110人登記取款，總共派出不足70億澳門幣，對於在2018年財政盈餘達538.7億澳門幣的澳門政府而言，負擔不算很大。其次，澳門政府有穩定且大量的「批給賭博專營權之直接稅」作為主要收入，而且這項稅收在過去五年都佔澳門政府總收入約八成，可謂澳門政府的金主。相應的結果是，澳門的博彩業主宰了這個城市的經濟命脈，在2018年，澳門的博彩及博彩中介業對澳門的GDP貢獻高達49.13%，同期博彩業的就業人數佔整體22%，他們的月入中位數達20,000澳門幣，比非博彩業僱員多6,000澳門幣。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經常批評香港的產業結構單一，澳門便應該是極為單一，起碼主導香港經濟的產業有四個，澳門只得一頭馬車。在這個脈絡下理解，其實澳門的恆常「派錢」政策才是畸形。因為其經濟結構嚴重傾斜在一方—在賭博業工作的人比其他人的月入中位數高43%—所以政府用全民「派錢」來再分配，並在政治上安撫其他人。不過負擔70億澳門幣，經濟結構不均的問題隨即消散，賭場、酒店的霓虹燈得以長期璀璨，這個「賭場政體」的金權政治又是不是值得香港參考呢？如果我們經常批評香港政府的退稅、退差餉了無新意，那麼我們根本不應該學習澳門。
「派錢」在解決香港過去的政治危機或許可行，但已經不合時宜；在現行財政結構下亦是不可持續的財政決策。更深一層的問題是，當我們習慣了年年「派錢」，很容易會忽略了香港財政的結構性問題—政府的其他支出合理嗎？香港的稅制本身公平嗎？情況就好像當我們過份強調做好環保、回收、再造，就不會花時間反思我們本身是否需要如此龐大的消費。擺在面前的事實是，「派錢」在香港的公共財政，本來就是一個政治角力。為何會出現這個現象固然有其結構性因素—不肯進行全面的公共財政改革，但又要安撫市民—但這一招在短期內或許管用，然而對於長遠根本解決階級分化、貧富懸殊，一次性的「派錢」根本毫無作用，長期「派錢」在財政上也不現實。同樣的批評也適用於其他一次性「派糖」措施，為何政府在過去十年有「結構性盈餘」，累積坐擁過萬億元儲備，但對完善社會保障和改善公共服務如此抗拒，反而一再告誡市民香港會有結構性財赤危機？弔詭的是，政府一再重複稅基狹窄，卻又能經常祭出退稅、退差餉這種措施，這不是自相矛盾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將香港政府的財政收入和支出一併理解。
賺錢的政府無良缺錢的政府無用
香港需要稅務改革？
據政府資料顯示，利得稅（25.5%）、地價收入（22.8%）、印花稅（12.1%）和薪俸稅（10.6%）合共佔2019/20年度政府總收入的71%。在這些主要收入之中，地價收入波動最大，回歸後的低位在2003/04年度的54億元，高峰則在2017/18年度的1,648億元，連帶印花稅在2003/04年只有75億元，以及在2017/18年升至952億元。一個有趣的對比是，地價收入和印花稅合共佔去了香港政府約三分之一的收入，是薪俸稅的逾三倍。
再分析薪俸稅的數據，在2017/18課稅年度，只有49%的工作人口須要繳納薪俸稅，其餘的196萬工作人口毋須繳付薪俸稅。而在187萬名繳納薪俸稅的人士當中，納稅最多的5%（約9萬3千人）所納稅款佔了所有薪俸稅收入的66%。利得稅方面，香港只有9%註冊公司需要繳納利得稅，即約有115萬8千間註冊公司不用納稅。納稅最多的5%註冊公司所納稅款佔了政府整體利得稅收入約87%。
香港奉為圭臬的「簡單低稅制」造成的後果是，社會要交稅的人沒有很多，繳交高額稅款的人就更少。馮志強形容這個簡單低稅制令人「又愛又恨」，愛的是，政府經常掛在口邊的「可以創造有利營商條件」，而更讓普通市民親身感受得到的是，沒有直接稅造成的「痛感」，你的月薪扣了5%強積金後，就是實質可動用收入。
然而換句話說，對於政府而言，真正影響她錢包厚度的，並不是社會上的大部份人，甚至不是只納少部份稅的大部份納稅人—畢竟年薪30萬元以下的39.1%薪俸稅納稅人所繳納的稅款只佔整體薪俸稅收入不足1%—而是社會的上層、地產商、炒樓的人。或者因為這個結構，所以政府都不時樂於退稅、退差餉，但長遠而言，這個稅務結構是否健康呢？諷刺的是，與這個稅務結構互為因果的正正就是一個近幾年被千夫所指的「深層次矛盾」而帶來的收入，即香港政府過分依賴的土地和物業相關稅—土地收入及印花稅。
「這是為什麼香港被形容為real property state。她跟新加坡某程度上相似，但因為她簡單低稅制，更依賴土地收入，然後會怎樣呢？她就不可以建這麼多公屋。新加坡是real property state，即她是透過房地產提供政府的財務支持，但同時間又不留情地建很多『公屋』去安撫國民，即組屋……但係香港走不了這一套，這是為什麼香港真的超級複雜。」
或者沒有一種解釋比陳茂波的一個「感嘆」更具意味。他在1月26日出席電台節目再次被主持人問會否有「派錢」或類似措施。陳茂波表示「仲諗緊」，他隨後指在前年的「關愛共享」下，政府最終竟然收到300多萬份申請。他慨嘆香港人的人均收入如此高，用退稅退差餉等一次性措施都不能受惠足4,000元者，原來也有這麼多，是值得深思的現象。陳茂波的這個反思正正說明了上述的這個稅收結構—政府從來不是從廣大的市民身上徵稅，而是少部份高收入人士和企業，以及賣地收入及印花稅—的結果，就是稅基狹窄和房屋問題。必須要說明，這個結構指向的顯然不是向低收入人士徵稅，因為單純在收入上，香港的貧富懸殊實在太嚴重。要知道現時的基本免稅額為132,000元，平均月薪不過11,000元，再向他們徵稅則必須先解答如何處理他們的低收入問題，否則對他們並不公平。
然而很明顯，只要政府在賣地上有持續而可觀的收入，即上文所述的「結構性盈餘」，香港政府根本沒有誘因改革稅制。回歸後唯一一次例外，要數2006年政府銳意開徵的「商品及服務稅」。2006年7月，時任財政司司長唐英年推出名為《擴闊稅基、促進繁榮、最佳方案齊商定》的諮詢文件，其中指出，稅制改革的目的在於「穩定公共財政、使香港的經濟可持續發展，以維持我們的長遠繁榮」，並明言「稅制改革並不是為了增加稅收」。
政府在該文件中比較香港和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的稅務結構，指香港過分依賴利得稅、與物業有關的稅項和非稅項收入，而且這些稅項的波幅大，令政府稅收不穩定。加上政府評估香港未來的勞動人口比例會因為人口老化而逐漸下跌，當時估計2014年的勞動人口佔總人口比例會跌至51%，長遠而言會令薪俸稅的收入減少。然而，必須要指出，香港的勞動人口自2006年以來仍然在緩慢增長，整體多了約40萬人，只有2010年一年錄得跌幅。截至2018年，香港勞動人口佔總人口比例約52.7%，可見人口老化速度未如當年預期快。
雖然人口老化的確是個可預見的長遠問題，但當年政府委任的「稅基廣闊的新稅項事宜諮詢委員會」先後考慮過起碼十四項方案，當中包括今日較多被談及的股息稅，或者已經因為樓價高企問題而被逼實行的額外印花稅，以及比較少提及但其實很常見的「對企業及個人在世界各地的收入徵稅」。馮志強指，開徵商品及服務稅有幾個缺點，銷售稅屬累退性質，即隨着納稅人的收入，他們承受的實際稅率將會下降，換句話說，銷售稅會大大加重中下階層的負擔。雖然政府提出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紓緩措施，但這些措施又會衍生更多行政成本。更加詭異的是，政府明言開徵的商品及服務稅可以提供下調利得稅的機會，不禁令人質疑將本來已經只有少數企業負責的納稅責任，再轉嫁至中下階層身上—當然是為了保持香港因為「簡單低稅制」而帶來的競爭力。
2006年的加稅方案最終因為受到社會廣泛反對而擱置，而在整個社會討論內，值得深思的是加稅的政治面向。馮志強提到，「最搞笑」的是當年政府加稅的舉措甚至引來關注低收入家庭的社區組織協會威脅要司法覆核，指其違反《基本法》的低稅制條文，「簡單低稅制」由政府的擋箭牌搖身一變成為普羅大眾的保護傘。「那個『好玩』的地方在於政府要問市民『伸大手板攞錢』，市民都未必easy going。就像政府現在請人去參與獨立檢討委員會，都請不到的時候，你如何『埋牙』？你硬搶你一定死。」
以現屆政府跌至谷底的民望，幾近沒可能期望她可以領導一次走向公平正義的稅務改革。如果沒有公平正義的稅務改革，每年的《財政預算案》似乎注定在一次性的「派糖」、「派錢」中空轉，這就是香港在簡單低稅制和回應民意之間拉扯，環環相扣的「死局」。
問錢從何來不如問為何收錢：
政治不回歸財務財、政改革如何談起？
單就稅制而言，港府仍然有很多可修改的空間，顯然向資本徵稅更符合公平正義原則，例如資產增值稅、股息稅，甚至從企業及個人在外地的收入徵稅也是相當合理且在世界十分常見的稅項，相信廣大市民對開徵這些新稅項異議會更少。「即是在其他地方但係賺回來香港的錢，你不徵稅，很多地方都徵……就像你天生已經斷了腳。」馮志強提醒這個雖然是殖民地遺留下來的問題，但大部份英國殖民地在獨立之後都有就全球化帶來的全球收入改革稅制，「政府的稅制天生就殘廢，不是不可行，問題是要讓它可行就要賣地，所以要填海，填那個很奇怪的島（指東大嶼人工島）。」然而經常強調「簡單低稅制」，過分傾斜於資本的政府似乎不肯走這條路，畢竟2006年的稅改委員會是有研究過這個題目，最後卻否決了。
「在財政政治來講，那個是死局。」馮志強特別提到美國獨立的例子。當時為什麼會有波士頓Tea Party要求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即「無代表，不納稅」） ，是因為當時的英國政府向這個殖民地的茶商資產階級開徵茶葉稅，「但你問他要錢，他不想給的時候便提出，好，可以給，我們交換，一換一。這次讓你加稅，但你也要分權，要不然你為何要隨便加稅？你要得到我的同意。只不過香港的殖民地歷史，令我們省略了這個部份，因為殖民的時候，省略了要得到人民擴大的普遍授權（popular endorsement），才會有我們今天一直交稅這個行為……你（指政府）強迫人民授權而已，那個不是真正自願的授權。」
「我覺得這個很難處理，政府不放權，市民沒有那種覺得他們能夠決定怎樣用錢的時候，他們是不會交多了錢的，因為我交給政府，政府用在其他地方，我怎會交給你？」上屆觀塘區議會耗資逾半億元在觀塘海濱興建的音樂噴泉就是最好例子，明明很多居民都反對這項工程，加上新當選的區議員在第一次區議會會議已經大比數議決叫停項目，政府竟然用「基於尊重程序和合約精神」、「珍惜公帑」為理由硬要繼續，馮志強覺得：「這裏有一個很大問題，區議會那裏你說撥款給她使用，撥款給她決定社區事宜，但這次事件再一次暴露，其實那個是很假的東西。」
區議員是透過選舉進入議會，並且有市民賦予的權力作出叫停興建的決定，偏偏政府就要生硬地「行政主導」，且又欠缺令人信服的理據，不透明的態度不禁令人懷疑這當中是否有什麼利益輸送，完全將「亂用錢」、不符合廣大群衆利益的用錢方法和用錢決定表露無遺。「這樣選進去（指區議會）沒有意義啦，當所有人覺得選進去都沒有意義，而他們又真的很有決心要改變一些東西的時候，他們就不會進入制度了。難得他們進入制度，雖然他們沒有信心但難得他們願意繼續『玩』，你（指政府）就要陪他們『玩』的了，你不可以『扭計』說不想『玩』的。」
要讓市民真正自願地投入香港的財政改革，那就必須處理「財、政」的政治面向，讓所有市民參與辯論一個大部份人願意承擔的稅務責任，及大部份人授權支持的公共支出體系，讓資源分配的權力真正交由每一個人民主決定。這一個討論的根本問題應該是：我們徵稅的原則是什麼？現行的稅務結構除了要支撐政府的公共支出外，是否公平？即社會不同群體階層所背負的合理稅務責任為何？
「我想唯一出路就是要特區政府大膽放權。」馮志強分析，雖然政府始終擔心權力易放難收，但其實同時間有可能讓市民重拾對制度、對政府的信任。當然，如何在放權的同時維持香港行政主導的政治原則，極為考驗當權者，而社會大眾並不會替他們想出一個萬全之策。「你『派錢』那些措施根本重建不了信心，政府自己很清楚，（去年）6月、7月的時候，林鄭在記者會講得很準確，it's a matter of political trust，市民就是不信任你，市民不信任便怎麼也不會給（稅款）你，你硬拿便是搶，搶得多自然會反抗。沒有比市民自我培養公共財政責任更有用，而要做到的必要條件，就是市民要有決定權。而這個決定權問題——其實也是最大的問題—如果市民能夠下決定，香港就不是威權政體了。這就很考驗政府放權的同時，又能夠保持到自己位置，即是很難。」
當我們再翻開香港回歸後的財政史，原來今天的問題早在殖民地時期已經種下，而很明顯我們已經錯失了循序漸進地改革的時機。而在當下香港，經過反修例運動、新型肺炎疫症兩場大風波，政府和民間之間的信任細小到用顯微鏡放大也看不到，應該沒有人覺得政府會有這個膽識、魄力和政治手腕去放權，進行五年，甚至十年為單位的財政轉型。所以我們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派錢」、「派糖」等一次性措施，然後期望她什麼時候頂不住社會壓力，推出像「十大民生措施」當是償還積欠的「公共財政利息」。即便如此，社會應該着重增加在財政角度討論結構轉型，不要動不動就祭出《基本法》第108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低稅政策」來否定一切值得討論的稅務和公共財政改革，因為上文已經說明，這些舊時訂立下來的條文很可能已經不能應對現時的社會需要和未來的可見變化，香港政府會選擇迎難而上還是原地踏步，端看接下來發表的《財政預算案》，或者說，她醒了沒有、有足夠勇氣沒有。
【編按】
本文原刊於第202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24日出版），可點擊同期周報閱讀以下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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