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25周年．產業｜重構區域競合關係　破除產業困局

「我1997年大學畢業，當時在美國。」團結香港基金高級副總裁、立法會選委界議員黃元山憶述回歸以來的香港變化，「那時候，美國金融與香港金融的體量完全不同，大很多。」二十五年來，香港已成為當之無愧的「國際金融中心」，除了歸功於香港市民的努力，也少不了國家改革開放、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晉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時代大背景，使得支柱產業從「服務本地」壯大至「服務國家」。

然而，儘管經濟繼續繁榮，但發展並不平衡。隨着金融業、專業服務業等支柱行業的獨大，加上香港未有重新建構區域競合關係，香港也出現了產業單一化、就業低端化、生活成本高企、貧富懸殊嚴重及上流渠道收窄等種種社會問題，正在削弱香港長期競爭力，趕走一批又一批原應在這小島安身立命的人才。來到「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中場時期，候任特首李家超團隊應該如何為香港經濟注入全新活力？

「回歸25周年」深度報道系列

從服務香港到服務國家

「經濟發展是有邏輯、有歷史因素的。」黃元山指出，金融業，專業服務業，貿易物流業，都與1960、1970年代本地製造業興盛息息相關，「我們不是『特登』去發展金融業，而是當時香港工業的進出口生意有很多融資需求，同樣也有貿易、物流的需求。」

到1990年代製造業北移，那三大支柱行業仍然繼續為移師內地的港資工廠提供產品生產環節以外的服務——黃元山稱其為「離岸製造業」（offshore manufacture）。

香港工業總會研究報告《香港製造：香港工業啟新章》則把這類為工廠提供服務的行業稱之為「生產性服務業」，與之相對的是為日常生活提供服務的行業，即「生活性服務業」。報告指出，從1980至2019年間，製造業所佔的GDP從10.4%銳減至1.03%，而服務業則從78%增加至93%；若將服務業細分，生產性服務業同期一直有上升趨勢，在2019年佔實質GDP42.2%。除此之外，報告調查了231家港資企業，發現受訪企業中，在港分公司的功能以市場推廣、財務會計、行政管理等服務業為主；而在內地的分公司功能則以生產製造、工程技術、技術支援等工業為主（下圖）。

報告形容：「由於本地生產活動並不多，我們可合理推斷，在內地的港資製造企業對香港本地的生產性服務業造成了強大需求，而且一直以來均是香港經濟中舉足輕重的一部份。」

除了「離岸製造」，還有「離岸貿易」。國家自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後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由於生產成本低廉，國家成為全球舉足輕重的加工集散地，被稱為「世界工廠」，加上珠三角地區輕工業發達，都為香港的轉口貿易提供巨大商機，也造就「港口一哥」的神話。

然而，在商機處處之際，香港並沒有引入科技加強基建，變相削弱自身競爭力；於是，隨着內地放寬「沿海運輸權」，沿海城市紛紛搭建現代化的大型碼頭，基建落後及價格昂貴的香港碼頭競爭力不再，港口吞吐量跌至世界第九（下圖），不敵上海、寧波舟山、深圳、廣州等內地主要港口。

目前，香港航運物流的競爭力體現在高端航運服務業，例如海事保險、航運金融、海事法律和仲裁等。「一箱內地生產的商品，從上海運到加州，甚至物流都不需要香港。但企業在香港、融資在香港、所有單據都在香港。」黃元山如是解釋「離岸貿易」的概念。離岸貿易的壯大，體現出香港的免稅港、自由港的制度優勢，但也進一步固化了香港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

香港過去二十五年的發展，從「服務本地」轉向了「服務內地」，當中最明顯、香港自身獲益最大的便是「離岸金融」。黃元山指出，1990年代的金融業、銀行界都在服務香港本地的經濟活動，「透過這些活動，我們建立了一個basic（基礎）的金融服務體系」，「起了巢」。隨着內地改革開放，擁抱「市場經濟」，大批國有企業改革，「內地的中國人壽、中國石油等企業，需要找地方集資，香港這個細巢就突然變大了。」黃元山說，「我們的經濟轉型，忽略服務本地企業的需求，而是去服務整個內地實體經濟的國際融資需求，蛋糕就大了很多。」

金融業的崛起，帶動專業服務如會計、法律等行業的崛起，也讓香港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國際金融中心」。「我畢業的時候，一個從香港本地大學畢業的學生要入摩根大通這種級別的投行是很難的。當時，我身邊沒有本地學生是可以入到去這種公司，起碼都要在美國大學畢業才能進去。」黃元山對比，「今非昔比，香港有很多國際投行的分公司，本地大學畢業生也有機會入大行、競逐高人工的位置，更不用提由此衍生出的合規、運營等崗位。」

區隔思維箝制新經濟

「從沒有這樣的故事，到有這樣的故事，對一些人來講，機會是大了的。那當然是香港的進步了。」黃元山緊接着說，「但如果是好聰明，卻沒有興趣從事金融工作的人，怎麼辦呢？」

「我們從1970、1980年代的Made in Hong Kong（在香港製造），走向1990年代之後的Made by Hong Kong（由香港製造）。按道理說，應該要把產業的高增值部份留在香港，但我們沒有做到。」黃元山解釋，「Made by Hong Kong」指香港企業將供應鏈及產業鏈分散到不同地方，具體生產基地甚至貿易並不一定在香港境內進行，但香港能發揮協調統籌作用。例如工業北移後，香港理應從OEM代工模式轉為上游科技研發，藉此打造類似美國矽谷的研發中心、品牌中心、設計中心，但香港顯然錯失升級轉型機會。

「矽港」計劃便是香港錯失升級轉型的例證。香港曾經積累大批電子工程人才和研發資源，據美國國會代表團考察報告記載，摩托羅拉半導體香港有限公司在1967年成立，是企業在亞太區半導體部門中心。往後三十年，摩托羅拉在港搭建實驗室、設計、測試中心等晶片產業上下游設施。1990年，「矽港中心」建成，為21世紀初時亞洲第二大的半導體測試裝配工廠，每周能測試520萬晶片。

回歸後，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委任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前任校長田長霖擔任香港創新科技委員會主席，來港規劃香港的科技產業發展。田長霖則邀請漢鼎亞太創始人徐大麟來港交流，並謀劃在港建設晶片廠。

1999年，徐大麟提出要在香港建立六間晶片廠的「矽港」計劃，希望和台灣半導體工程師張汝京合作，把台灣科學園區的發展經驗移植至香港。然而，「矽港」計劃在推動過程中卻遭到了「三司」中兩位司長帶頭反對。一年後，徐大麟公開表示放棄在港推行「矽港」，將搬往上海執行。他解釋指上海願意以近乎免租的條件提供土地，兼且首五年免稅，其後五年稅款減半，但香港政府不願退讓。

「矽港」在上海落地後更名為「中芯國際」，四年後在香港聯交所和紐約倫敦交易所上市。中芯國際現在已成長為中國唯一能量產14納米的晶片製造商，亦是全球前十的晶片製造商之一，市值達2,075億港元。更重要的是，中芯國際為上海帶來了半導體產業群，由此帶動了本地製造業崗位邁向高增值。

如今，上海本地有超過200家知名半導體企業，2021年半導體銷售收入約2,500億元，從業人員20萬多。2018年，國際知名新能源車品牌Tesla選擇在上海落地「超級工廠」，看中的便是這個城市有世界上吞吐量最大、最為現代化的港口的同時，還具備半導體、鋼鐵等造車上游產業。

時至今日再對「矽港」蓋棺定論，「土地」和「稅務」是否真的是不能退讓的問題？尤其是「土地」方面，「矽港」當年要求200至250公頃的土地，後又退讓為可租用30公頃土地，但司長仍然不改強硬態度。難道是香港真的缺這30公頃土地嗎？回歸後，深圳河拉直而落入香港轄區的落馬洲河套區，面積已有87公頃；去年底公布《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中所規劃土地達300平方公里，可見新界北仍有約3萬公頃土地可供發展。

可以說，徐大麟所提出的土地要求，對於整個香港北部而言都不過是「杯水車薪」。然而，合作失敗所折射出特區政府嚴重的區隔思維，對發展河套區及新界北地區的消極態度，對新興科技產業的保守作風，無一不發人深省。

競爭優勢削減人才為何而留？

回頭看，「矽港」並非個案，這樣的故事發生在每個有資源積累，卻因政府輕視而無奈走向式微的本地產業。「擦肩而過」四個字，回到經濟數字上，不過是製造業和服務業GDP佔比的輕微變化。而落到每個港人上，卻是無法順應世界的新經濟潮流，難以「人盡其才」的殘酷現實。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教授鄧希煒在《香港極需第三次經濟轉型》指出，本地大學生為求穩定高薪選擇修讀醫科、教育或工商管理，而非有助驅動經濟增長的科學或工程學，「一個重要原因是勞動市場並無給科學、工程學畢業生提供學以致用的機會。」

何謂沒有「學以致用的機會」？現時，八大公立院校依然保留大量工程學系（下圖），2019/20年修讀工程科和科技科的畢業人數為4,058人（18.2%），但畢業後能成為全職工程師的僅有1,138人，在全職就業的畢業生中佔比8.34%。相較之下，就讀商科和管理科的4,780位學生（21.4%），畢業後能全職進入商務專業行業的有3,133人。而教育科的畢業生雖僅得1,134人（5.1%），但畢業投身教學專業的則有1,743人，反映教育行業的受歡迎程度。

簡而言之，工程及科技科的畢業生中每三人中僅有一人會成為工程師，而商科畢業生有七成機會進入相關專業行業，教學專業的需求則遠大於供給。黃元山批評，本地創科仍未形成生態系統，因而入讀工程科，循應用教育路徑培養的青年人才難以出頭。

「好多人都說家長教育，在創科、職業教育上宣傳得好些。」黃元山話鋒一轉，「如果行業有機會而人家不知道，你告訴他，那這是『宣傳』。但沒機會就走去『宣傳』，那些不叫宣傳啦！」

「回頭來講，教育多元化是要出路多元化，出路多元化還是要產業多元化。」黃元山指出，曾與香港「叮噹碼頭」的新加坡，過去的發展則均衡得多。

據新加坡統計局（下圖），新加坡除了有GDP佔比七成的服務業，還有佔比兩成以上的製造業。而製造業中，經濟貢獻最高的三個行業便是電子產品、化學製品及生物醫藥產品，去年分別貢獻了498億、140億及104億新加坡元，提供了7.4萬、1.8萬及約9,000個工作職位。三十年前，這三個行業的產值合計1,808億新加坡元，如今已翻了41倍。就業人數方面，三個行業1980年的從業者合共為8.3萬，如今為10.2萬人。可以說，新加坡在轉型至以服務業為主導的高增值知識型經濟時，並沒有像香港一樣放棄了自身的人才、知識和技術積累，而是順着新經濟的潮流，邁向了真正的「多元產業」。

重構區域競合關係食「四方飯」

「新加坡的憂患意識是很高的，政府希望社會穩定、多元、和諧協調。」黃元山說，「他們知道只食『金融』是『食唔飽』，所以會發展其他。歷史就是這麼演進，回頭看他們整個發展是更加均勻和有戰略性的。」

造成本土新經濟人才奇缺的，不只是產業結構固化的問題，還有香港冠絕全球的房價和生活成本，人力資源顧問機構ECA International最新報告顯示，香港連續第三年成為全球外派僱員生活費用最高的城市。ECA International亞洲區域總監關禮廉表示，香港生活費用高企，但生活質素並沒有比其他城市好。他又稱，本港出現人才流失的情況，外派僱員選擇返回原居地或流去新加坡或杜拜等。

外派僱員都是行業精英，起碼「有得揀」，但基層出身卻「無得揀」，只能「困」在香港，眼見着上流的渠道愈來愈窄，承受着停滯的薪酬和日益下降的生活質素。鄧希煒在《香港極需第三次經濟轉型》一文中指出，過去二十年，香港的人均GDP增幅達89%，但同期的家庭入息中位數增幅僅得63%，而食品價格漲幅超過80%，住房開支激增加306%。由此可見，儘管香港這二十年來整體經濟蓬勃發展，但每個香港家庭到手、可支配的錢卻愈來愈少，在食和住上都備受壓力。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 」古代愛國詩人屈原曾在楚辭《離騷》中發出喟嘆，勸誡楚王實行美政，揚棄穢政，改革舊制。在黃元山的眼中，由候任特首李家超領導的新一屆特區政府亦應加速改革，尋求改變不平衡經濟結構的破局點。

黃元山指出，國家的「十四五」規劃為香港劃下了八大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貿易中心、亞太地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國際航空樞紐中心、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及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定位，香港必須循着八大中心的目標，制定「頂層設計」。他強調：「這八大中心不是憑空而來。就好像創新科技和文化藝術，完全是香港曾經有基礎、有優勢，卻一直忽視發展的範疇。」

黃元山認為創新科技的破局點在「河套區」：「河套區是「十四五」規劃寫明的，粵港澳合作平台之一，另外還有前海、橫琴和南沙。」他續指，河套將是深港「深度合作」的試點地區，要在河套實現「一國兩制」的突破，以及深港的「雙贏」。他分析，對深圳而言，可以藉助與香港的合作解決企業國際化的問題，例如知識產權保護、產品認證及海外營銷；而對香港而言，則能藉助深圳成熟的產業鏈，解決科研成果商品化難的問題，「同時，兩地共同去國際上招商引資，吸納人才時便極具競爭力。企業落地不但能享受香港的制度及科研優勢，又能坐享進入深圳、大灣區乃至中國的市場的機會。」

不過，黃元山強調，兩地在產業鏈的每個環節都應該深度合作，不應該以「前研後廠」簡單分工，因為這無助於兩地解決自身問題，也不能展示出河套區的制度優勢。他先以基礎研究舉例，「香港在研究有優勢，但不能忽視內地有大量科研資金投入，河套區的實驗室，應該是能同時拿到陸港兩地的資金。」下一個環節是原型生產，「河套也可以做小批量生產，將科研成果『從一到十』，然後拿去內地市場作測試、調整。」但是，他也提醒，特區政府應該加速北部都會區的建設及深港合作，「時間好緊張，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好緊密的合作，十年後又是另一個光景，人家未必會願意跟我們合作了。」

黃元山以「食四方飯」來比喻香港的經濟模式。「香港金融是國際化的，賺全世界的錢，所以金融業收入高。同理，我們的創科、品牌、設計也不能只看着本地市場，而是要以國際為目標，是globally competitive（具全球競爭力）的，這樣才能提供高收入的崗位。」黃元山認為，「十四五」所提出要強化「八大中心」的功能，其實是強化香港「食四方飯」的能力。

「香港有很多機會，大灣區內的粵港澳合作平台、內地市場及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等，這碗『飯』會愈來愈大。」黃元山如是形容香港的未來，「我期望，香港能夠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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