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崇銘專欄｜經濟失語與政治失靈

香港回歸廿五周年，我在過去數個月的專欄文章中，皆在意無意間進行了一些盤點，但並不是什麼「歷史大事回顧」式的紀述，反而是就一些相當重要、但又相對不受重視的概念（或應說是概念組合），進行了一些釐清和反思。坦白地說，也就是在多篇文章出版之後，我才更清晰體察到它們之間的連貫性：

一、小政府vs.大政府：現實中無遠弗屆的政府「有形之手」，總是被「小政府」的迷思所深深掩藏著（4/4/2022）

二、有限政府vs.無限政府：「有限政府」是現代文明的基石，而職權不斷擴大、不受約束的政體，應該正名為「法西斯主義」才較準繩（8/4/2022）

三、工業vs.後工業社會：當經濟活動愈來愈趨向虛擬化，理解經濟規律和政府角色的轉變，亦必須與時並進（2/5/2022）

四、中國基因vs.西方基因：置身東西方文化的交滙點上，對如何理解我們「從何處來」的問題，撇除政治口號和鬥爭思維，是否又能更事實求地看待？（16/5/2022）

五、政治危機vs.社會經濟危機：全球面對的是路人皆見的政治危機，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但背後隱藏着的社會經濟危機，政經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又是否過份被忽略呢？（13/6/2022）

六、科學語言vs.人本語言：對上述種種問題的理解或誤解，皆多少源於我們早就習以為常、浸沉其中而不自知的一套語言——主流經濟學的語言。形象化地說，它賦予了香港人一本應用文讀本，卻用作修讀一個文學欣賞的課程——其後遺症大家還不太察覺到嗎？（30/5/2022）

誤用語言的掃盲工作

當我們長期錯用一本教科書去認識一個不相干的世界，久而久之，我們的思維模式會被扭曲，以至看到一個畸形的「現實」。這大概就是我在新出版的書《經濟學？講呢啲！》（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及發展中心，2022）中，重點嘗試帶出的問題（註）。同樣坦白地說，這並非一本有系統的學術專著，大部份文章只是來自歷年的報章欄目；事後回看，我才能更清晰體察到文章之間微妙的連貫性。

追本溯源，主流經濟學帶來語言的誤用和誤導，故事起點是大半世紀前的1944年，兩位來自奧地利的經濟學大師海耶克（1899-1992）和波蘭尼（1886-1964）分別出版了《到奴僕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和《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兩本巨著。海耶克隨即在美國大受歡迎，其後並前赴芝加哥大學任教，普遍被認定為「新自由主義」的奠基人。波蘭尼則堅持社會民主的信念，並被奉為海耶克最有力的批判者。

在二戰後的冷戰時代，歐美仍是由凱恩斯主義的福利國家主導，芝加哥學派只是位處邊緣的學術小圈子。直至1970年代福利國家發展停滯不前，右翼思潮漸漸取得政治上風，新自由主義遂被當權者奉為金科玉律，芝大學者儼然以國師的身分自居。在那個年代學成歸來的香港本土第一代學者，在同樣右傾的港英殖民地統治下，難免也就把「市場至上」的信仰照單全收。

波蘭尼則自始至終流行於社會科學領域，並成為全球化年代、經濟危機迭起、貧富懸殊急劇惡化下最重要的批判工具。但他所倡導的回歸現實處境、實體的經濟研究（substantivist economics），始終並未對裝模作樣、形式主義的主流經濟學（formalist economics），構成任何威脅。

就正如我在書中指出：「那些深受毒癮困擾的道友，很難用藥性太烈的藥物醫治；要復元主流經濟學造成的思維創傷，回歸社會生活的真實情境，亦較適宜採用循序漸進的配方，讓大家可以慢慢調整大腦神經元，逐步重返比較合乎常識的經濟思考模式。對此行為經濟學（behavioural economics）作為經濟學的分枝，實可充當過渡性的功能。」

可惜的是，在香港接觸和教授行為經濟學的人，仍有如鳯毛麟角，反而只有較多內地背景的學者。但願《經濟學？講呢啲！》能拋磚引玉，為引介、普及以至反思行為經濟學，踏出較早的一步。未來有機會再在這裏向大家介紹。

王于漸、宋恩榮和雷鼎鳴

假如上述討論顯得有點抽象，就請容許我不太禮貌地，直接介紹幾位德高望重的本土第一代學者，看看他們在香港最尊貴的高等學府中，都在教我們的學生一些什麼東西：

一、王于漸：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團結香港基金顧問，曾師從芝大典堂級教授、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bert Lucas。這一派學說被稱為「內生增長理論」（endogenous growth theory），強調學院和科研機構對經濟創新的貢獻，對實體產業結構的扭曲卻噤若寒蟬——或者可以更加直接地說，經濟學從來都沒有真正的產業研究。

二、宋恩榮：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榮休系主任、支持「明日大嶼」38經濟學者召集人。曾高調提倡「明日大嶼」對土地需求與社會效益的貢獻，力證政府一開始便投放6250億元是物有所值。可惜所謂的「論據」皆來自政府文件，鸚鵡學舌也未免過於着迹。

三、雷鼎鳴：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榮休系主任、團結香港基金的顧問和幫港出聲的成員。曾以「郊野公園應該用來建屋」、「叫雞都可以用電子支付」等言論一鳴驚人，在主流媒體中更廣為人熟悉。據說曾力邀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aul Romer來港任教，並對後者的產業群聚理論推崇備至——但到底是支持群聚的市場優勢、壟斷優勢抑或「國進民退」的優勢呢？那就難以辨清。

應如何看待上述諸公的貢獻呢？我倒想起2019年諾獎得主Abhijit Banerjee與Esther Duflo，在同年的新作《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 Better Answers to Our Biggest Problems》中指出：英國一項民調曾詢問被訪者，哪些專業意見最為可信，結果發現護士的信任比率最高，達 84%；政客最低，只有5%；而經濟學家則排尾二，只有25%的人相信其專業意見。二人在美國進行同類調查，訪問了一萬名美國人，結果亦是一樣：政客信任度最低，經濟學家倒數第二。

Banerjee與Duflo接着說：我們，作為經濟學者，太多時候自困於理論模型中，時常忘記哪裏是科學的邊界，哪裏是意識形態的開端。我們常常提出政策建議，但卻建基於對我們來說唐而皇之的假設，只因它們是經濟學模型的必然基礎。然而，這並不意味它們總是正確。

政策失效和政治失靈，到底有多少禍患源於政客？又有多少源於經濟學家？這筆賬最終總有人會算。出得嚟行，預咗要還！

註： https://commons.ln.edu.hk/ccrd_econbook/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