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國際化｜大學排名何以令人又愛又恨？

6月1日，英國教育刊物《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公布2022年度亞洲大學排名，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維持在亞洲頭十位。儘管大學排名只是一種商業產品，但常被用以佐證地區的教育水平，例如特區政府、商界精英便對香港擁有五間世界前一百的大學「津津樂道」；然而，不時有聲音質疑高等院校被國際排名「綁架」，又形容追逐排名成「必要之惡」。一個月前，內地官方媒體報道知名高校中國人民大學宣布退出世界大學排名，便引起社會廣泛討論。《香港01》就此與香港大學前校長、香港科學院院長徐立之，以及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對話，透視「大學排名」這一現象，反思大學排名與大學教育之間的關係。

大學對排名敢怒不敢言

「大學要有風骨，堅持理念。」2018年，恒生管理學院獲准「升格」為恒生大學。在正名啟動禮上，何順文明確表示，恒大今後不會投放資源參與排名遊戲，又稱曾勸喻其他院校高層，「排名升，不需回應，下跌就當參考。」

這番說話的背後，是何順文對國際排名的別樣理解：「大學國際排名有太多的流弊，很多人都知道，但就是『敢怒不敢言』。」

首先，是排名機構的獨立性及認受性問題。

何順文指出，世界上主流的大學排名，其調研和排名的機構都是「商業性質」，同時又缺乏監管，「你今日自己『開檔』做個排名都可以，都不需要牌照。」

「可以說是disruptive（破壞性）的企業創新。」徐立之表達了相似的觀點，笑稱「大學排名」是企業「食正條水」。他簡單梳理道，目前世界主流大學排名中，英國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和Quacquarelli Symonds（QS）本身是一家，「THE本身是做教育媒體，並不是做排名的」，當兩間機構合作後發現大學排名有商機，「賺到盤滿缽滿」，便又各自分家，分別推出排名。

評級機構又做球證又做球員

作為商業機構，自然少不了商業合作和金錢交易，而這也勢必有損排名的獨立性。徐立之提到，排名機構評價學校聲譽的方式是「做問卷」，向全球的教育工作者進行調查，「如果你認可某間高校，就勾一下。」但與此同時，這些機構也會就「教育」舉辦國際會議，如果大學派員參與，便能提高自身在同行中的知名度，就有機會獲得較高評分。

徐立之憶述，倫敦大學學院（UCL）前校長Malcolm Grant曾經來港參加一個由排名機構主辦的教育會議，並公開與機構辯論「大學排名是否有用」。自然地，排名機構作為正方，而Malcolm則作為反方論辯。

「Malcolm是學法律的，針對大學排名的問題，講得很有條理、很精彩。一講完，全場就拍爛手掌。」徐立之話鋒一轉，「結果是什麼？那一年，UCL的排名『砰砰聲』上了去。」

「為什麼？因為教育界人士都認識了這間學校。」徐緊接着大笑道，「你說，是不是很諷刺？」

「機構又做球證又做球員，一邊排名，一邊與高校合作在刊物上登廣告。」何順文批評，這些製作排名的機構並未設「防火墻」，一個機構內兼做生意和評分，當中會有利益衝突。「就等於核數師不會做顧問一樣，要分開才是獨立可信的。」

未能客觀衡量人社院校成就

其次，是排名評估的科學性問題。

「機構的指標將教育簡化得『好緊要』。」何順文指出，排名中會多採用能夠被量化的指標，忽視一些不能被量化的指標。例如學術論文的數目，儀器的先進程度，國際師生佔比皆為可以被「數字化」的指標，但是圍繞教學的評估佔比則相對較少，「因為教學質量好難measure（測量）。」

何順文的批評並非無的放矢。台灣中原大學學者王保進、立瑞芳職業學校幹事翁嘉嶸曾發表題為《影響三大世界排名系統關鍵指標》的論文，以主流的大學排名機構THE、QS及上海交通大學學術排名（ARWU）的數據及評分指標為樣本，採用統計學模型分析，找到影響國際大學排名的關鍵表現。

論文發現四個「關鍵向度」貫穿三個排名：教學、國際化、學術產出與學術聲望。當中，「學術聲望向度之影響力最高，教學向度之影響力最低」；而且，「不論哪一個排名系統，影響排名結果之關鍵因素都是學術產出或學術聲望指標。」

由是觀之，「國際大學排名」的價值取向是着重「國際化」、「學術化」乃至「理工化」。在這種情況之下，有着本土特色、重教學或在人文社科上頗有成就的高校，在國際排名中明顯吃虧。以中國人民大學為例，在2021/22年度，人大的QS世界排名599位，中國內地排名31位；THE世界排名601位，中國內地排名28位。

然而，人大的生源、辦學表現皆是頂尖，其實不輸「清北」。生源方面，人大每年的文科高考招生分數線皆位於內地省市前5%。而人大的人文社科專業可謂首屈一指。辦學方面，在國家教育部發布的《全國第四輪學科評估》中，人大的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統計學、工商管理評級均為最高級的「A+」，即全國前2%或頭兩名。同學科能獲此評級的還有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這意味人大在人文社科的表現與「全球前100」的清華、北大相若，但由於其理工科相對落後，即使有長久積累的文史哲底蘊，也不能為其爭取到國際上合適的排名。

國際評級不能抹殺本地特色

但話說回來，「國際化」、「學術化」和「理工化」是排名機構的評分標準，也是高等教育的「黃金準則」嗎？

前文提及的UCL校長Malcolm曾在英國《衛報》上發文叩問：「最根本的問題是，沒有理想大學的定義。（理想的大學）是大還是小？是做研究還是專注教學？是要成為擁有大量研究收入的專業科技機構，還是優先發展人文社科？辦學要冒險還是規避風險？」

從中國人大與國際排名之間的纏鬥，可見國際排名與大學教育之間存在「價值觀」差異——作為外部評估工具的排名，不能反映大學內部教育實況，反而可能抹殺大學特色。

以「國際化」為例，這一觀念主導香港已久，社會普遍以英美高校為尊，將「英文」與「精英」捆綁。何順文早在2013年在媒體發表評論，質疑高等院校「一味盲目追隨英美的學術模式或套用外國標準」將會導致教育「麥當勞化」。何順文認為，地方院校應先維護本身的文化特色，打造「亞洲大學」或「中華大學」的概念，「在具備條件和清晰策略目標時再去尋求與境外院校合作，推動國際化，才會有成效。」

而在2015年的「香港十大校長教育論壇」上，時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也強調，「國際化並不等於『麥當勞化』，不需要把全世界的大學都倒模複製，像麥當勞的漢堡包一樣，然後比較哪一家的麥當勞大些。」沈祖堯亦指出，中文大學的獨特性在於其「中國文化歷史背景」，能夠吸引全球學生，「毋需亦不應拋開中國文化。」

研究學術不負教書育人職責

話雖如此，中文大學也曾被「國際化」裹挾。從歷史來看，中文大學確實是中國文化研究之佼佼者。中大於1963年正式成立，不止打破英國「殖民地只能有一所高等學府」的不成文慣例，也是香港第一所「中文授課」的大學。由中大所點起的「中文」之火，後演變成「中文運動」，更成功爭取令港英政府在1974年將中文定為法定語文。

不過，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由曾赴英國習醫的李國章出任校長後，中大的教學也改以英文為主。據中文大學招生網站，其本科學士課程「中國研究」便是「以英語授課」。對於本地學生而言，要通過一門外來語言來學習自己國家的文化與知識，實在難以理解。

至於「學術化」，不能否認大學有着「學術研究」使命，但也肩負「教書育人」職責。誠然，科學、科技、工程及數理學科（STEM）在改善社會生產力上有直接貢獻，但人文社科同樣有益於提高社會運作效率和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大學固然要追逐「皇冠上的珍珠」，但絕不應因此忽視人才培養。畢竟，人力資源才是學術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可以說，以學術產出為導向的排名，在評估「人才增值」這一高等教育的核心功能時，難免有失偏頗。「排名是只看output（結果），不看input（投入）的。」何順文指出，若一些處於經濟落後地區、欠缺財政支持的高校，在排名中處於天然弱勢，「但這並不等於高校的教學水平低」，「比較其投入或發現其培養人才效率是高的。」

排名與質素沒有必然聯繫

徐立之坦言，大學排名與大學的教學質素「沒有必然聯繫」。「你可以說，會有少少關係。例如，學校有名牌教授，知識水平是高的。排名會考量師生比例，同樣會影響教學質素。」他續指，「但是，關鍵是，你怎麼去衡量學校畢業生對社會的貢獻？」

例如，排名機構曾試過用「畢業生捐款」來衡量「學生成就」，「捐錢多，說明學生成就高，學校教學素質高。」但這一衡量標準的弊端也顯而易見，「那麼大學就會招一些家底厚、出身較好的學生咯！」

更嚴重的問題是，偏頗的評價體系會「倒逼」高校去做「門面功夫」。無謂的競爭不止在消耗高校管理者的精力和資源，更對高校的教育質素帶來負面影響。

「國際排名入面有好多細節，是可以去『做數』的。」徐立之舉了一個例子，學術水平的衡量指標一般是論文數量、知名教授的數量，於是會出現高校「買文章」的亂象。「什麼意思呢？學校會請一位有很多論文著作的教授回來，（即使）他不教書到退休，他的文章數量會跟過來，那麼學校的學術評分就會變高。」他解釋道。

「競爭」侵襲高校辦學初心

「整件事變成『做數』之後，大家就去『鬥做』囉！」徐立之強調，規則偏頗便會衍生問題，「假如奧林匹克的規則是可以『食藥』去跑馬拉松，那大家一齊『食藥』啦！」

「食藥」固然不可取，但卻正好折射出這場「排名遊戲」所造之「惡」——「競爭」正在侵襲高校辦學初心。「競爭」是好事嗎？自由主義經濟崇尚「競爭」，認為「競爭」能倒逼市場主體提升生產效率，降低產品價格。但問題的核心是，高等院校並不是純粹的企業，高校間比拼也不是純粹的市場競爭。

何順文表示，教育是潛移默化的，價值顯現需要時間，然而，機構出於商業考慮，會年年公布排名，「學校『上上落落』才能吸引眼球。」在這種情況下，短視的排名很難公允地衡量教育的長期影響，「做教育不是打球賽，不應鼓勵競爭，而是希望大家都可以進步，以少的資源發揮最大價值，更多創新。」

當然，國際排名並非「一無是處」，其作為一種「包裝策略」，在大學招生宣傳時更為「高效」，也減低大眾的認知成本。THE與QS在2004年開始合作推出「國際大學排名」，如今已被廣泛接受。例如，有僱主將「畢業於前一百名的大學」作為招聘準則，特區政府亦將「香港有五所百名以內的高校」掛在嘴邊，以例證香港高教水平不俗。

從來如此，便對嗎？

「其實國際排名，就好像時下流行的『懶人包』。」徐立之說。

然而，流行的、廣泛應用的，並不代表一定是「正確的」，就如魯迅在《狂人日記》裏對舊中國封建制度發出的叩問——「從來如此，便對嗎？」——排名雖易用，但社會亦應客觀、理性地看待。

何順文建議，排名機構應該摒棄「單一排名」，轉按具體主題來排名，會更有意義，「即使是企業排行榜，也會有市值、僱員人數、營業額等具體的指標，那麼大學排名也可以按主題來排，例如國際化比例、環保、專利、某一學科貢獻」，因為具體排名能夠讓大學在優化辦學時作參考，找到自己不足之處，也能讓大眾更好地了解高校的優勢。

「世界比較功利主義，如果連大學都向功利主義投降的話，就會很危險。」何順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