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下行不適宜提高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委員會近日正就最低工資檢討進行公眾諮詢，上星期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建議增加逾兩成至時薪46元或以上，並將兩年檢討改為每年檢討。作為勞工組織，勞聯提出進取的上調建議並不令人意外。而商界代表還價反駁，也是預期之內。然而，反駁是否言之成理，箇中理據是否靠得住，又是另一回事。

例如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以本港首季本地生產總值收縮、不少企業面臨結業壓力為由，質疑現在並非適合時間討論上調最低工資，並認為此舉會帶來漣漪效應，上司亦會要求加薪。事實上，最低工資委員會的諮詢文件中亦提及，檢討工資水平要考慮對企業的盈利情況及長遠經營策略的影響 ，並指出上調最低工資可能會令僱主傾向聘請工作能力較高或經驗較多的員工，變相打擊弱勢社群的就業機會。

這些推論雖然合理，但現實情況未必如此。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研究正是我們很應該參考的對象。David Card等三位學者因為致力於「自然實驗」此有別主流的研究方法而獲獎，而當中Card在1990年代曾進行一項最低工資研究，成為經濟學界經典。1992年，美國新澤西州將最低工資由時薪4.25美元升至5.05美元，鄰近的賓夕法尼亞州則維持在4.25美元不變。Card與一名現時已作古的經濟學者於是比較兩地的就業情況，包括快餐店的職位，得出調高最低工資的負面就業效應微乎其微，有時甚至可以帶來更多就業機會。

David Card等學者的「自然實驗」研究方法說明了經濟學的因果推論不必然正確，實際情況往往未必如此。

當然，政策不能紙上談兵、抽空泛論，最低工資的檢討必須放回其經濟環境考慮。而目前香港經濟面臨嚴峻壓力，多間商戶和食肆甚至因為第五波疫情而已經結業，增加工資的影響誠然要慎重考慮。但換個角度，我們也可以說正正因為僱主受壓，可能會犧牲員工的收入來應對挑戰，此際最低工資的保障更是來得必要。基層勞工的收入增加，其實也等如有更大的消費能力，最終社會整體可能一同受惠。而且此時環球進入高通脹時代，香港首季三個月的通脹率雖分別為1.2%、1.6%及1.7%，但明顯已愈走愈高，工資若不能追上趨勢，只會令低收入勞工愈來愈陷於劣勢。

說到最後，最低工資不只是經濟或數學題，更是一道道德題：到底經濟成果應該如何分配給不同市民？多年來由金融及地產主導經濟的香港，應在新冠疫情中認識到清潔、餐飲、運輸等提供必要服務的勞工貢獻良多，默默耕耘地維持了社會的運作。即或上調最低工資要承受一定的代價也好，真正的問題其實還是在於我們這個社會，是否同意要給予這些基層勞工更充分的肯定、更大的保障？

詳細內容請閱讀第316期《香港01》電子周報（2022年5月10日）《經濟下行不可以提高最低工資？》。按此試閱電子周報，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