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崇銘專欄｜法西斯主義的時代意義

關於「小政府」和「大政府」的爭論，乃源於由來已久的傳統既定政治取向——信奉「小政府」便是自由主義，信奉「大政府」的則是社會主義。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框架，壁壘分明的固有政治疆界，大大地束縛着人們的認知能力，扭曲了對社會真實情況的認識，並且要為誤解和無知付上沉重代價。

這種「非大即小」、「非公即私」、「非政府即市場」的非此即彼、截然二分，在相當程度上乃源於主流經濟學的成見。基於尊貴學者們對自由市場和價格機制、即所謂「無形之手」的盲目信奉，致力避免「大政府」的出現、提倡減少公權力的干預，遂成為金科玉律般的思維模式——彷彿只需使用同一把尺，便能放諸四海而皆準，論斷世上所有制度和政策的優劣。

「進軍羅馬」一百周年

1922年10年，墨索里尼發動「進軍羅馬」行動，法西斯黨一舉奪取意大利政權，進而建立長逾廿年的穩固統治。轉眼間一百年快要過去了，法西斯亦早已隨着二戰的暴行，被歸類為違反人類價值的極端主張，與德國納粹一併被丟進歷史的垃圾桶。但法西斯主義的觀念，對理解當代的極端和民粹的政治主張，仍具有重大的時代意義，實在應該加以認真看待。

最近在圖書館借得Paul Einzig的《法西斯主義之經濟基礎》（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Fascism，1934），乃是八十八年前閻實的中譯本，翻開撲面是一股深藏已久的塵封味。但正如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西方社會只普遍看到法西斯極端和狂熱的政治主張，卻完全忽視它原是深具實用主義的經濟發展策略。議論者訴諸簡化的意識形態框架，同樣無法認清法西斯主義的立體面貌和當代價值。

閻實在中譯本序中更指出：「因公共衞生之改進，民族之體力日強；因教育之普及，國民之道德及知識大有進步。這一切一切，都有賴於墨氏之偉大的人格及法西斯之制度。吾生於中華，值此內憂外患、交相煎迫之時，目睹他人之振衰起廢，更感傷自我之腐化墮落。他人之前例，乃是自我之殷鑑。」

折衷的「第三條道路」

Paul Einzig是生於奧匈帝國、後移居英國的猶太裔人，以撰寫經濟評論著稱，對兩戰之間經濟學的發展貢獻甚多。正如他在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十月革命和列寧主義的壓力下，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皆自覺或不自覺地出現蛻變，並且多少走在墨索里尼的相近道路上。事實上，當時的法西斯主義亦被稱作「第三條道路」——在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尋求的折衷模式。

法西斯主義經濟的最大特點，在於維持原有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權基礎，再附加政府的適度介入和市場調控。其主要目標是調和尖銳的階級對立、促進民族的和諧團結，藉以謀求整體社會的共同利益。而為了達至這些高層次的目標，政治權力便有需要更高度的集中，壓抑利益集團的山頭主義傾向，避免無謂的內部爭論和內耗，致力把焦點放在經濟發展之上。

Einzig藉其在意大利的實地經歷指出：「大戰前意國火車之不守時刻，已是人所共知。時至今日，意國之火車——不只是國際快車並是國內火車——嚴守時刻。馬車及車站，都是非常的整潔……誠實之標準，已經確切的增高。諸多旅館，不再企圖敲詐遊客。旅客們也不再受乞丐、小販和指路人之窘困。旅客們所接觸的人，其禮貌已臻於善。」

正如Einzig還不忘提醒讀者：「特別是因為意大利人——不像德國人——並不是天然的愛好整潔及遵守紀律。」將「意大利人」換成「香港人」或「中國人」，顯然同樣適用。

法西斯主義致力約束（而非禁制）私人利益，弘揚公共和國家利益，其中一項主要的政策工具，便是在公共工程上的大量投入。墨索里尼自始至終皆甚關心工人階級，但卻以更長遠發展的目光，避免短期內派發太多福利，而將精力集中在拓展經濟機遇。由政府主導的工務工程開支，不但有利於提升國家的硬件基礎，紓緩國內不同區域間的發展差異，同時更為工人帶來大量就業職位。工人普遍消費力的提升，則帶來刺激經濟的作用，進一步惠及工商百業。

科學管理的精神

在更基礎的層次上，法西斯主義經濟乃植根於對科技的推崇，以及理性化和可預測的科學管理模式。中央集權體制在技術官僚的主導下，以機械化和數據化的方式進行規劃，充分發揮社會經濟資源、包括人力資源的效率和優勢，促進生產力和國家競爭力的提高，並配合自上而下訂定的各種任務指標。

歸根結底，法西斯主義的科學進步觀，最終乃依賴人民精神面貌的改造，以及人類潛能的全面迸發。要令「不是天然愛好整潔及遵守紀律」的人，達到科學管理的期望和要求，相應的教育改革、傳媒管理和群眾宣講自然必不可少。在相當程度上，這看似偏重於物質文明的提升，其實更着重精神文化上的提升，將一般平民打造成具有強大意志的「新人」（new man）。由此千差萬異的個人取向，遂能逐步整合到宏偉的社會大方向上。

正如晚近以色列知名學者Yuval Noah Harari在《人類大命運：從智人到神人》（Homo Deus: The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2016）中指出，假如以往的法西斯以至一切的中央集權體制，仍然由於統籌和管理的成本過高，無法真正落實全面覆蓋的科學管理，則在廿一世紀創新科技的飛躍發展下，資訊科技滲透至生活的所有層面，人工智能技術鋪天蓋地，微觀調控和優化每一個人的行為，再也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自墨索里尼的「進軍羅馬」起計，法西斯主義在經歷了百年滄桑之後，最終獲得重新發揚光大的契機。

無遠弗屆的智能科技

傳統上信奉「小政府」的經濟學者，往往傾向將各種社會職能下放給商界精英，跨過臃腫低效的官僚架構，運用市場自我調節的力量，力求提升資源使用的效率。但在智能科技的大潮流下，商界精英大概亦只能靠邊站，因為他們勢必讓位予更精準的電腦演算法，藉着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分析及決策將遠較市場機制更理性和可預測。科學管理遂能在最少的人為干預下，機械化和數據化地達成各種任務指標，但對「小政府」的迷信，則仍可以一如既往的延續。

至於同樣信奉「小政府」的政府官員，往往就更樂意妄自菲薄、拋低自我，甘願承認一己的低效低能，將管治重責下放給商界精英以至電腦演算法，放任那隻取代市場的嶄新「無形之手」，無遠弗屆地向每名市民延伸。展望未來，在更隱密、神秘和遠離公眾視線的數據庫中，更整潔及具紀律的美麗新世界將被塑造——但天曉得，那仍可被稱作覆蓋極小、權能有限的自由主義，抑或應重新正名為覆蓋極大、權能無限的法西斯主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