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語忌諱與地方命名——從汲水門到信德街
上期於香港粵語中的忌諱與委婉一文提到，語言忌諱與古代「迷信」有關，人們因害怕不幸之事來臨，而避免提及有關字詞。同時，語言忌諱也與人際關係有關，為了避免惹人反感，人們會避免提及被視為不雅及無禮的字詞，更會因應聽者的身份及近況，而調節及篩選說話的主題和用語，從而達到理想的傳意效果。
粵語有着大量因語言忌諱而生的委婉語（euphemism），而粵語忌諱現象不單在民間流傳，更能在官方文件中看見其影子。例如1995年法律改革委員會發表的《法律改革委員會發表售樓說明研究報告書》：「售樓書須註明建築完成日期、交易完成的預計日期和交出空置管有權（俗稱交吉）的預計日期。」當中就以「交吉」補充說明「空置管有權」。粵語忌諱甚至會影響地方名的官方命名，以下將為讀者解析數個本地與粵語忌諱有關的地方名字由來。
一、汲水門
汲水門是香港大嶼山東北及馬灣之間的海峽，當處水流急湍，因此得「急水門」之名，「急水門」一名早於明代郭棐《粵大記．廣東沿海圖》（1595年）便有所記載，見下圖：
「急水」一語，可能讓人聯想起「意外」、「水災」及「危險」，對以打魚為生的漁民而言，尤為忌諱。因此，粵語以近音字「汲」（kap1）委婉取代「急」（gap1），最終變成了「汲水門」。根據張之洞著的《廣東海圖說》（1889年）：「汲水門本作急水門，今皆書作汲。」由此推斷，此一更名最晚於清末已經出現。「汲水門」之名改得相當巧妙，一方面避免直接提及漁民的忌諱「急」，但同時以其近音「汲」來提醒行經船隻要注意水流。
二、樂富
樂富位處九龍北獅子山山腳，相傳曾有老虎在當地岩洞出沒，因此當地原本名為「老虎岩」。可是由於對「老虎」的忌諱，害怕虎縱再現，加上以「老虎」為名煞氣大，故在1970年代，港英政府在徵集居民意見後，把當地改稱為「樂富」（lok6 fu3），取「老虎」（lou5 fu2）的諧音。更名後當地居民不但沒有對新名感到抗拒，反而認為「樂富」有「安樂」及「富足」的意思而加以接受，後來當地新建的屋邨及地鐵站均以「樂富」來命名。有趣的是，本地居民為何只對「老虎」有所忌諱，而不曾有人提出要為「獅子山」更名？蓋因香港歷史上，只有虎患而沒有獅患，而且「獅子山」不是住宅區，不會引起居民心理反彈。不過，虎患問題始終不常見，因此「老虎」也不算是香港粵語中常見的忌諱。然而，在國內部份地區，例如溫州，歷史上曾出現過嚴重的虎患，百姓聞虎色變，故慣以「大貓」委婉替代「老虎」。
三、調景嶺
吊頸作為常用的自殺方式，自然讓人感到毛骨悚然，若然以「吊頸」為地方命名，可算是「忌諱」中的「忌諱」。1905年加拿大籍退休公務員倫尼（Alfred Herbert Rennie）在香港將軍澳營運麵粉廠，因經營不善，該廠不幸於三年後倒閉，同年倫尼自殺身亡。傳聞指他在麵粉廠內上吊自殺，該處因之被稱為「吊頸嶺」。「吊頸」一詞不單讓人感到「不吉利」，更讓人產生莫大恐懼。時至1950年代，當時社會局救濟署署長李孑農以其諧音「調景嶺」取代「吊頸嶺」，「調景」意為「調整景況」，不含不吉利的聯想。下圖為50年代運作的「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難民委員會」駐營服務處，可見當時英語地名不變，仍為Rennie’s Mill，至1997年後才改用粵語音譯Tiu Keng Leng（從拼音可見「景」讀「頸」，而「嶺」為白讀音），一直沿用至今。
四、秀茂坪
對於秀茂坪的名稱起源有兩家之說。一論認為當地屬「坪」，即形勢廣闊而稍高的平原地，從前該處一帶長滿「蘇茅草」，「蘇茅」（sou1 maau4）諧音「秀茂」（sau3 mau6），加上「坪」便成了「秀茂坪」。一論則認為「秀茂坪」原名是「掃墓坪」，因為當地一帶曾為墳場，日治時期更是皇軍屠殺本地華人後埋葬屍首的「亂葬崗」。由於從前清明時節有不少人到該處「掃墓」，故被稱為「掃墓坪」。雖然中國文化重視慎宗追遠，「掃墓」是對先人表達敬意和緬懷的活動，然而「掃墓」難免讓人聯想起「死亡」及「陰間」，屬忌諱類的大凶。為了避免直接提及「掃墓」這個忌諱詞，港英政府在城市發展過程中遂把「掃墓坪」改名成「秀茂坪」。
五、信德街
位於銅鑼灣避風塘附近的「信德街」（Shelter Street）原名為「舒潦濤街」，由英文直接音譯而成。可是在粵語中，「舒潦濤」的「舒」（syu1）與「輸」同音，「潦濤」又與「潦倒」的發音接近。可想而之，每逢提及「舒潦濤街」，難免讓人聯想到「輸潦倒」。港澳地區以貿易為主，賭風盛行，對商家和賭者而言，「輸潦倒」三字尤為忌諱，做生意或賭枱上不單止「輸」錢，後續景況更是淒涼「潦倒」。從翻譯角度，以「舒潦濤」作為Shelter的粵語譯名並無不妥，但顧及到其發音容易使人產生負面聯想，最終港英政府在1970年代把「舒潦濤街」改成現在的「信德街」。「信德」語義既正面，發音又與Shelter相似。
傳遞訊息是語言的基本功能，過程中需要顧及社會文化規範、說話可能帶來的「後果」，以及別人的面子和感受，才能滿足彼此溝通要求。因此，不管日常交流，甚或部份地方的命名也相繼出現「避俗求雅」及「趨吉避凶」的傾向——因忌諱「吊頸」，故把「吊頸嶺」改成較為中性的「調景嶺」；因忌諱「輸潦倒」，故把「舒潦濤街」改成帶褒義的「信德街」。若把上述各例進行簡單歸納與分析，便會發現部份語言忌諱帶「普遍性」，例如與「死亡」有關的「吊頸」、「掃墓」，而另一部份則具「獨特性」，例如「急水」之於漁民的忌諱程度，遠高於一般市民，這是由於漁民經常出海，遇上「風高浪急」，不只影響生計，更威脅生命，故寧緩勿急。
可見語言忌諱的產生，一方面來自人類對未可知的大自然共有的恐懼，另一方面則來自個別行業的特定恐懼。不論為顧及「大眾」或是「特定群體」的感受，為地方、街道命名時，「語言忌諱」及「文化風俗」都經常被納入考慮之列。
王晉熙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碩士生
梁慧敏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助理教授
詳細內容請閱讀第310期《香港01》電子周報（2022年3月28日）《粵語忌諱與地方命名——從汲水門到信德街》。按此試閱電子周報，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