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解．預算案 | 數碼轉型舊酒新瓶　香港離「智慧城市」又遠了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周三（2月23日）公佈任內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下稱《預算案22/23》），當中針對香港數碼經濟轉型需求，提出成立「數字化經濟發展委員會」等。相信無論是商界、政界、學界還是一般市民，都樂見香港經濟邁向數碼化，成為「智慧城市」，但細究整份預算案所提及的措施，不難看出港府對「數碼經濟」的理解仍很粗淺，甚至有將各路政策「炒埋一碟」，再套「數碼化」的嫌疑。什麼才是真正的「數碼經濟」和「數碼化轉型」？香港到底還缺什麼？

五大數碼措施四項舊酒新瓶

就「數碼（數字）化轉型」議題，《預算案22/23》共提及五項實質措施：

第一項是「數字化經濟發展委員會」，因為數字化工具能更好認識經濟、提高效率、激勵創新，所以匯集專家學者、精英及官員成為委員會以「加速數字化經濟進程」。

第二項是「電子消費券」，去年已推行的五千元電子消費券再加碼至一萬元，冀藉此「進一步鞏固商戶及市民使用電子支付的習慣，促進數碼經濟的發展。 」

第三項是「推動政府運作數碼化」，會預留六億元，在未來三年進行一次全面電子政府審計，檢視政府數碼化進度，通過科技方案協助提高公共服務效率。

第四項是「智慧港口」，包括建立一個數碼化系統以提升港口效率、減少貨物處理時間及成本。

第五項是「商業數據通」，金管局將研究引入更多商業數據源，以擴充商業數據通的功能；政府亦會研究讓金融機構授權政府部門取得其數據並優先處理有助中小企業的申請金融服務的數據。

委員會只是基本步

值得注意的是，五項措施中，除了「成立委員會」外，其他皆是對過去已有項目的優化。至於「成立委員會」這一措施，坊間已有不少質疑，批評當局似是「為做而做」的「官僚操作」。事實上，「委員會制度」早已千瘡百孔，例如《香港01》深度報道曾檢視510個諮詢及法定組織的成效，總結該制度架床疊屋、成效不彰、欠缺執政效能。

不過，團結香港基金高級研究員陳穎茵認為，在香港今天的創科生態當中，「數字化經濟發展委員會」的成立是必要之舉。她解釋，每個產業都需要數碼轉型，委員會有助產業之間的協調和合作；而且，由於香港欠缺系統、前瞻的數碼轉型規劃，相關性較高的《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亦甚少被回顧和更新，因此更加需要委員會牽頭制定數碼轉型藍圖，「對不同行業去做規劃，整合不同領域的一些進展，『力往一處使』」。

例如歐盟委員會已經公佈歐洲的數碼金融套餐（Digital Finance Pakcage），首項就是數碼金融戰略。但陳穎茵亦強調，數字化經濟發展委員會的具體成效還看具體執行，當中委員會的組成十分重要，要盡可能要納入多元行業，尤其新興行業的持份者。

官、產、學、研合作固然能幫助轉型，但相對於更多能夠切實推動改變的具體措施，例如去年派發的電子消費券，新增超過300萬個電子支付戶口和數萬個商戶，確實能在一定程度上普及電子支付的應用、加速零售經濟的數碼化轉型，「委員會」似乎只是基本步，而根據政府往往「虎頭蛇尾」的劣跡來看，確實令人擔心難有下文。

電子消費券應設CBDC模式

事實上，香港距離真正的數碼化轉型，還有很多有待落實的工作。同樣以電子消費券為例，陳茂波表示將會沿用去年與電子支付營運商合作的模式進行派發，這就未免過於「原地踏步」了，因為八達通、支付寶、微信支付和Tap & Go早已不是電子支付形式的最新形態了，世界各地政府和央行正在熱烈探索「央行數字貨幣」（CBDC）。

陳穎茵建議，政府可以在沿用原有派發模式上，增加CBDC的派發模式供市民選擇。她解釋，因CBDC具備可編程、離線支付、多載體等特點，不僅能縮短行政籌備時間，給予市民更大消費自由度，減少投訴個案。

其實，早在2019年末，內地已開啟零售型CBDC的試點，深圳、上海、杭州等內地11個城市，皆有通過數字人民幣錢包派發消費券的先例。而在剛剛結束的北京冬奧會上，已有35.9萬個數字人民幣應用場景。而香港金管局在CBDC的研發可謂是領先全球，在零售型CBDC方面，去年更推出技術白皮書，可見以CBDC派發消費券並非存在不可逾越的技術難度，港府若真想做，大可向內地「取經」。

陳穎茵認為，推廣CBDC不止於消費券，更事關香港優化金融基建，轉型為數字金融中心，「用CBDC做保險智能賠付、數字資產交易等場景，都是需要中央銀行先提供了CBDC這樣的公共產品，私營機構才有機會去創新、去搭建應用場景，實現金融科技的轉型升級。」她強調，歐盟、美國都已經就央行數字貨幣開啟公眾討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不應落後。

電子化文件就是智慧政府？

陳茂波「數碼化」的第三招，是預留六億元令政府運作「進一步數碼化」。目前未知有什麼具體措施，但細數香港政府過去的內部數碼化轉型，成效同樣令人擔憂。

無可否認，特區政府算是很早就展開數碼化轉型。早在2001年的《數碼21資訊科技策略》，港府已提出建設「電子政府」，後又在2014年更新版中承諾，會加強「跨平台政府服務」，讓公眾可隨時隨地透過任何裝置及平台獲得資訊及使用服務。同時，政府也不斷更新服務數碼化的目標，例如2017年和2020年的《香港智慧城市藍圖》和《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中，港府目標已從「電子政府」升格為「智慧政府」。

然而，儘管「智慧政府」的口號已高呼五年有餘，特區政府顯然仍停留在「電子政府」階段——即將過往需要紙本文件的行政事務電子化，變為網上填寫表格、遞交資料，電郵處理事務等。但是，所謂的「智慧政府」，應是通過監測、收集日常的數據，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進行數據分析，以此優化決策或優化政府處理民生事務的運作效率。

毗鄰的深圳就有這樣的「智慧政府」。2020年度，在被譽為「智慧城市奧斯卡」的「全球智慧城市大會」上，深圳市福田區獲得「科技賦能獎」（Enabling Technologies Award）。深圳市福田區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局長余傑在大會上介紹了福田區政府在深圳市中心區打造的人工智能「交通大腦」——這套系統以人工智能來調控交通，令中心區市民的人均出行時間縮短10%，而交通擁堵指數下降了3.2%。據稱，福田區的指揮分撥系統全年接收問題事件逾90萬件，其中98%可以實現智能分類、自動分撥，極大提高政務效率。

陳穎茵坦言，紙本材料「電子化」只是「入門級別的電子化措施」，而應用大數據、人工智能才是長遠、重要的轉型方向。她指出，政府運作不乏有運用人工智能的例子，與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ASTRI）合作的「商業資料通」便是利用區塊鏈和人工智能技術，助力中小企業快速獲批貸款，但她也發現，目前本土人工智能都是「研究層面」，「需要大量的演算、實驗和建模，才可以推出一個可靠、好用的系統，還需要時間。」

開放封閉談何轉型？

當然，人工智能的研發不只需要時間，還需要「數據」。國家信息中心產業和信息化主任單志廣在大會的論壇上，如是形容數據對建設智慧城市的基礎性作用：「數據往上是信息，信息再往上是知識，知識再往上才是智慧。」

然而，本港的數據開放仍顯非常落後，尤其是開放形式方面，難以對接現代化的人工智能應用。香港互聯網協會發起「香港開放數據指數」計劃，並於2020年五月發佈了一份研究報告《香港開放數據指數2019/2020》。據報告統計，香港政府數據基本能公開下載，但大都缺少了應用程式介面（API），該項評分就僅為1.29分（滿分為5分）。而在最新的「香港開放指數2021/2022」中，十六類數據裡仍然有八類數據的API評級為「差」，僅有「衛生健康」類的API開放程度為「良好」，其餘為「中等」。

什麼是API？簡單來說，就是一個數據端口，當第三方應用程式接入該數據端口，就可以自動取得或更新數據。對於一些實時變化的數據，例如天氣溫度和交通狀況，接入API會更準確與高效。缺乏API，代表獲取數據無法「自動化」，而強烈依賴數據基礎的人工智能算法便成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報告評價：「API對數據管理的標準化、自動化等層面要求更高，一些舊有的管理系統要全面更新後才能提供API服務，涉及額外成本並需要較長週期，而且對使用者門檻較高，故在啟動開放數據的初期很多地區的政府都會首選以提供下載連結的方式釋出數據。即便於此,有效API的存在象徵著一套高效的數據管理及共享系統，是當代各政府提升數碼管治水準所必須；香港在此項指標取得低分說明與『智慧城市』的願境仍相距甚遠。」

作為對比，深圳福田區政府對「數據」十分下功夫。當地政府設立了一個「智慧城市治理中心」，包含五大平台：預警監測、綜合治理、決策支援、公共服務、基礎技術。預警監測平台可以用監控探頭和傳感器實時採集公共數據；而綜合治理平台則可統合、標準化各個部門的數據，打破「各自為政」；基礎技術平台則搭建了數據服務中心，能依申請提供政務數據的API，做到實時數據共享。

別再停留數碼基建層面

「數碼經濟發展是由淺至深的過程。第一階段是搭基礎設施，第二階段是探索應用場景，再往下才是面向消費者和商戶推廣。香港現在在哪裡呢？我覺得更多是在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這裡。」陳穎茵說，「現在大部分停留在『基建』層面，香港政府要在應用場景多下功夫。」

回顧本屆政府歷年的《財政預算案》，不難看出政府對創科的重視和資源傾斜。但是，為何設立了那麼多基金，提供了那麼多注資，設計了那麼多計劃，香港創科依然不成氣候？事實上，單就「科研成果落地難」這長久癥結來看，香港創科企業缺的遠不止是錢。從這方面看，政府未來三年、預算六億元的數碼化轉型，不失為本地科研破除瓶頸的良機。

政府在協助本土科研探索應用場景、協助科研商品化上，完全可以扮演更大角色。例如，據媒體報道，深圳市福田區政府發現當地的人工智能企業在創業過程中會遇到兩大難點：缺乏數據和應用場景。於是，福田政府便聯合市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建立了人工智能應用創新中心（另稱AI-HUB(SZ)），這個中心同時加掛「福田區政務數據開放創新實驗室」。

針對缺乏數據的問題，福田政府基於上述「智慧城市治理中心」，打造了一個集政務數據開放、測試環境、資源對接一體的人工智能應用開發驗證測試「沙盒」。有需要的人工智能企業可以申請加入，並利用沙盒的數據優化和測試人工智能應用，政府則會出具相關測試報告以供有需要的機構查詢。

必須負起數碼轉型的主責責任

針對缺乏應用場景的問題，福田政府定期收集並在實驗室中公佈「需求清單」，當地企業若發現有自己的產品能滿足需求，可以「揭榜掛帥」，與政府開展短期合作。政府公佈需求主要圍繞區內的公共服務，涵蓋醫療、教育、養老、交通、水務、城管、應急、政務、治安十大領域。例如，第二期需求清單中就有「AI+養老」的項目，邀請企業實驗陪伴機器人、醫療陪護機器人，提供日間照料等服務，並承諾政府能夠提供有關數據和提供老人協會作為場景試點。如此這般，政府既能為創科公司解決科研落地的痛點，又能吸引本土創科企業參與智慧城市的建設，可謂「雙贏」。

「在整個科技轉型、數碼轉型的過程中，政府是要起帶頭作用的。」陳穎茵說。「包括，帶頭去推動產業升級，帶頭去應用一些尖端技術做系統升級等等。」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黃錦輝早前接受《香港01》訪問也說，智慧城市建設需「個性化」、「本土化」：「要參考市民的生活模式，用個性化的產品，適應本土的人。」

數碼化轉型、建設智慧城市、打造國際創科中心，可以是「三個目標」，也可以是「同一件事」。關鍵是，特區政府作為施政者，是否具備「登高望遠」的眼光，「系統全面」的佈局，以及打破「因循苟且」的勇氣。當局完全可以仿效「他山之石」，建立公開、透明的機制，把政府的需求與本地科研實驗室、創科企業對接，令「官產學研」之間形成良好互動。優化本地創科生態的同時，助力香港社會邁向真正的數碼化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