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三大陷阱倒逼一場認知革命　習近平罕有指示香港穩控疫情

香港第五波疫情持續肆虐，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屢創新高，還伴隨着以老人和小孩為主體的死亡案例。中共總書記兼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罕有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特區政府切實負起主體責任，必須做到三個「一切」和兩個「確保」。這無疑是對特首林鄭月娥領軍的抗疫工作的一大鞭策，當中涉及治港精英的治理意識，而事實上，香港上下的確需要以此危機作為契機，進行一場認知革命。

習近平近日委託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向特首林鄭月娥轉達對香港疫情的高度關注和對香港市民的親切關懷，強調香港特區政府要切實負起主體責任，把儘快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和資源，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確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確保香港社會大局穩定；除此，習近平亦要求中央各有關部門和地方全力支持和幫助香港特區政府做好防疫抗疫工作。

毋庸置疑，香港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是防控疫情，這不僅是政治正確，也是民生正確。作為中央政府，對香港繁榮穩定承擔着最終的責任，所以在香港疫情危機時刻出手支援，全力支持，既是政治正確，也是憲制要求。

與此同時，以第五波疫情作為契機，香港也迫切需要進行一場認知革命，這是比2019年那場被賦予「時代革命」口號的修例風波更具有持久和廣泛意義的一場革命，因為這不僅決定着香港能否穩控疫情，決定着能否對困擾香港發展的深層次結構矛盾進行徹底撥亂反正，也決定着香港能否找到自身在百年未有大變局的角色，更決定着「一國兩制」這一前所未有的制度設計能走多遠。

具體來說，這場「認知革命」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香港最大的敵人是自由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

很長一段時間裏，香港社會都將社會主義視若洪水猛獸，成為落後、專制、不文明的代名詞。與此相應的，自由主義則成了港人不可撼動的信念。具體到特區政府，在自由主義的引導下，經濟上積極不干預，政治上消極干預，所以當香港多年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時，才會被當做成績拿出來炫耀。自由主義氾濫的結果是，香港深層次問題與矛盾愈發積重難返，人們期待的公平正義越來越難以企及。

第五波疫情襲來，矛盾與問題暴露得更為充分。比如因公共醫療資源無法承擔越來越多的確診病人，特區政府於2月8日起採取同步的「居家抗疫」模式，卻忽略了香港逼仄侷限的居住空間，根本沒有「居家抗疫」的條件，導致家庭內傳播迅速擴散開來；再比如在此輪疫情大爆發和失控前，特區政府是有機會窗口的，但為了保證民眾「自由」過節的需求，政府並未在春節前加強防疫法規的執行，以及懲戒的力度，僅僅依託於市民的配合和個人的自覺，直至出現了「洪門宴」這樣的極端事件。

可以說，香港回歸25年來，自上而下認知層面最需要破除的迷思，就是對自由主義的盲目崇拜。在香港出生長大的北京大學哲學博士曾浩年修例風波期間曾撰文分析，香港長期以來的自由主義信念已經破產，現在的社會亂局就是活生生的證明。而香港其中一個重大思想盲點，就是缺少對經濟上以及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的實際批判，無法在主流社會中建立批判自由主義的共識。在社會內部壓力爆發的時候，因為「自由主義」是唯一的選擇，因此社會就只能以追求「更多自由」的名號（特別是政治層面的自由主義，因為「經濟自由主義」在香港幾乎已經達到了極致，無可再爭取）來發泄民怨。

其次，歐美模式並不是完美燈塔，內地模式也並非洪水猛獸。

一直以來，香港都習慣對標歐美，將歐美看作各方面學習的榜樣和完美燈塔。尤其是主導整個香港運作的數量龐大的公務員、政客和精英群體，在經濟和身份歸屬上始終遊離於國家，認為自己從屬於西方價值聯盟，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在西方中心論的指引下，認為西方文化優於中國文化，西方民族優於中華民族，西方體制優於中國體制。世界文明發展只有一條路，就是走向西方式的政治經濟模式，不可以有其他民族文化的模式，只有西方的路才是理想歸宿。與此相應的，則是對於內地模式的想當然和一知半解。

第五波疫情爆發之際，特區政府在「動態清零」、「與病毒共存」兩種防疫模式之間的搖擺，社會層面對此的爭論，正是長期以來對歐美模式、內地模式認知陷阱的直接顯現。正如《香港01》在〈香港疫情大爆發：中央兩大官媒的警告意味着甚麼〉中所分析的，以香港作為載體，「動態清零」和「與病毒共存」看似只是兩種防疫策略，其實還內含着「兩種制度」、「兩種意識形態」、「兩條道路」的較量。這樣的較量，在疫情持續蔓延兩年之後，愈發凸顯出來。

對香港而言，對歐美模式的推崇固然有着歷史原因，但在疫情面前，在市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迫切需求面前，在越來越多老人和3歲孩童因染疫離世的現實面前，不能也不應該繼續沉醉在過往的認知陷阱中，繼續徘徊於「動態清零」「與病毒共存」之間。要知道，「動態清零」還是「與病毒共存」從來都不是一個選擇題，放在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如果主政者既能做到「動態清零」，又能讓民眾滿意，何樂而不為呢？「與病毒共存」說到底是不得已的選擇，是下下策。在這個問題上，香港沒有躺平的空間，必須對標內地防疫模式，全力「動態清零」。

最後，「一國兩制」沒有死，而是正在換個「活法」。

過去幾年，尤其是修例風波之後，北京以雷霆手段推出《港區國安法》，又對選舉制度進行修改，並充分汲取過往「井水不犯河水」的教訓，愈發強化全面管治權以及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存在，香港社會隨之開始瀰漫「一國兩制已死」的悲觀論調。《香港01》在〈「一國兩制」死了嗎〉中曾分析，斷言香港「一國兩制」已死雖然能塑造出一種在強權下的悲壯，但主觀感受多於客觀分析。認為「一國兩制」已死的說法，無外乎三大理由：一是直言選舉制度修改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被嚴重限縮，北京主張的「愛國者治港」扼殺自由民主，民主派處處遭受打壓；二是斷言選舉制度修改無異於撕毀《基本法》的普選承諾；三是認為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嚴重侵蝕港人的自由，「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已經破產。

隨着第五波疫情的肆虐，尤其是中央在援港問題上的所言所行，理應打破港人的這一認知誤區。因為雖然香港防疫形勢嚴峻，但中央依然遵循着「一國兩制」的制度設計。比如國務院港澳辦在答記者問中特別強調「香港只要有求，祖國必定有應」，表達的意思再明確不過，那就是：在支援香港防疫的問題上，不會採取內地的模式，中央統一調度、全國一盤棋，而是必須是香港的「需求」在先，然後才有內地各方面的「回應」。過去一段時間，很多香港民眾呼籲內地趕緊出手，北京還是保持了足夠的戰略定力，就像修例風波期間一樣，越是到危機的時刻，越需要遵循「一國兩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接受《香港01》採訪時表示，「一國兩制」決定了中央不可能直接接管或直接指令，而只能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持。然而，就像西方抗疫失敗不是因為人力、物力資源匱乏一樣，中央對香港的資源性支持難以改變香港抗疫的基本制度和價值觀，難以彌合「兩制」凸顯的鴻溝。至於「一國兩制」已死的認知誤區，田飛龍表示，「一國兩制」肯定沒有死，為什麼？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還在進行，「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不符合中國現代化整體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國共產黨所制定的民族復興與走向世界的基本的戰略規劃。因為中共將「一國兩制」的成功視為中國復興的一部分。但「一國兩制」必須是中國自己定義下的「活法」，所以其實不是討論它死法的問題，是討論它有什麼樣新的活法的問題，所以才有人所提的香港二次回歸，「一國兩制」的2.0版，「一國兩制」的下半場。

如同2019年爆發的修例風波對香港社會的撕裂與重創，以及將香港積重難返的深層次矛盾徹底暴露出來一樣，正在全港瀰漫開來的第五波疫情，同樣將香港的各種問題與矛盾呈現在人們面前：特區政府低效的治理能力、抗疫模式和路徑選擇上的模稜兩可、經濟結構高度依賴人際服務業以及老齡化嚴重等等。而這些可見的問題與矛盾背後，還有着更為深刻的認知陷阱需要撥亂反正，包括對自由主義的盲目崇拜，對歐美模式的迷思，以及對「一國兩制」本身的誤解。

不應該浪費掉任何一場危機。雖然當前香港最緊迫、壓倒一切的任務是全力防控疫情，但經由此次疫情暴露出來的結構性問題，尤其是一些認知層面的「遺留問題」，亦需要進行總結與反思。否則，當下一場危機到來，香港還會繼續在無謂的問題上爭論，又會被打得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