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香港抗疫之難：在中西人道價值之間左右搖擺

虎年春節，香港人沒過好：新冠肆虐，通關無望，管治低效，民生多艱。2月7日，香港新冠病例確診單日超過600宗，這還是不完全檢測和追蹤的結果，而以香港目前的防控機制和能力，日增過千將是常態。通關與否既是民生正確，也是國家政治的正確，要測試特區政府是不是真的「愛國者治港」，是不是真心為民眾謀福利並與國家融合。

撰文：田飛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遺憾的是，香港的「AO黨們」（政務官）並未真心實意按照「動態清零」的原則和機制嚴格執行，而是敷衍了事，無心無力，最終破防。他們的破防有著強大的西方參照系，那是一個「與病毒共存」的參照系，是所謂西方民主世界的防疫模式和標準。而香港的「AO黨們」習慣於並信以為真地確信，西方防疫模式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當《人民日報》發文力挺「動態清零」才是香港科學選擇的時候，香港的「AO黨們」仍然不以為然。因為既然特首都說她不是「動態清零」的「始作俑者」（暗含貶義），其他政務官就更不可能是了。他們仍然抱著只是「打一份工」的舊式港英公務員心態，對於「動態清零」只是照葫蘆畫瓢而已，口是心非，被動執行，其結果只靠運氣，不行就拉倒，「躺平」了反而可以盡快與西方「通關」，反正基本價值觀、生活方式和家庭利益與西方更緊密。

香港抗疫破防，實在不是簡單的責任心和技術路線的問題，而是制度基礎與價值觀的問題，凸顯了「兩制」鴻溝與融合之難。「一國兩制」儘管經歷了《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的頂層改制，以及「愛國者治港」的全域性治理覆蓋，但自上而下的價值和制度穿透力畢竟有限和滯後，特別是在社會人心和公務員心智中很難講已經扎根。各種社會性與程序性的「軟抵抗」是存在的，輕則敷衍了事，重則有意為之。要真正鍛造一支切合「一國兩制」的愛國者管治隊伍，凸顯「堅定愛國者」的賢能本質和領導力，制度改革只是第一步，其後續改造過程錯綜複雜，包括中央在內的各方需有清醒認識和心理準備。

新冠疫情肆虐兩載，通關曙光時明時暗，根本原因在於香港在中西抗疫模式之間的左右搖擺和左右為難。如今之抗疫態勢已逐步呈現一種「中西對立」的格局：中國堅持「動態清零」，以全體人的健康安全為根本價值，「清零」與「疫苗」雙管齊下，是共同體主義的抗疫哲學；西方「群體免疫」優先，與病毒共存，依賴疫苗和自然感染建立防疫終極屏障，但需付出淘汰「部分人」（弱者，不限於老年人）的社會代價，這是一種個人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抗疫哲學。比較而言，「動態清零」是真正的全體人整體生存策略，是真正的人道主義，一個都不放棄，但陳義甚高，一般的民主政體無此能力，偏重個人主義的社會也無此自覺，故西方即便模仿中國的「動態清零」也不可能成功。

事實上，在疫情發展過程中存在諸多不確定性，西方也有國家或城市嘗試過嚴格管控的「動態清零」政策，奈何民眾分化，政府無力，最終只能放棄。堅持是最難的，放棄是簡單的，但西方政客的邏輯是，只要民眾理解和接受了所謂的「部分人淘汰」的代價，似乎無損於民主政體的合法性及其政治權力的保有。「動態清零」對西方而言，非不願也，實不能也。但西方政府和媒體卻可以濫用其宣傳和軟實力，將一種「失敗」渲染為「成功」，將「部分人淘汰」的人權與共同體悲劇，粉飾為個人自由與科學主義的讚歌。需知，社會達爾文主義也曾自我標榜為真正的「科學」。這到底是西方的勝利，還是悲歌？非常遺憾的是，香港許多人相信了西方的抗疫模式及其話語敘事，拖著走不動，躺平遂心願。

「與病毒共存」，其道德本質是自然主義的，是優勝劣汰的，是殘酷無比的：面對病毒，強者不願意與弱者共存，不願意為了與弱者共同組成的共同體而放棄部分的經濟利益和自由，而是任由病毒對弱者進行淘汰。與病毒共存實際上是與病毒為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對老年人、底層人和邊緣群體的再歧視和再壓迫。這種歧視和壓迫可以有「個人自由」及「自然選擇」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卻進一步暴露了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背後的「叢林生存」邏輯。「動態清零」則屬於嚴格的共同體主義價值觀和防疫策略，是個人對全體人負責與全體人對個人負責的有機結合，需要政府承擔超出常規治理要求的應急保護責任，需要個人讓渡出相稱的利益和自由以支持全體人共同戰勝病毒威脅。

遺憾的是，現代性的本質是個體主義的，是反共同體的，是以自由之名放縱自私和弱肉強食的，而共同體模式與倫理則在西方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中不斷削弱、解體和碎片化。滕尼斯的《共同體與社會》揭示了這一古今社會結構與倫理之變。所以，身處「個人主義」的現代社會，政府是小政府，資本是大資本，個人是主權者，自由是交往明碼，共同體倫理與美德義務已被粉碎、遺忘和拋棄，而你身為弱者無論是被市場淘汰還是被自然病毒淘汰，是自然正當的。這顯然與中國追求的民族命運共同體及人類命運共同體處於規範性對立之中。而香港雖在主權秩序上繫於中國，並以「愛國者治港」的根本原則承諾尊重和信任國家，卻根本沒有完成社會性和管治性的「心智改造」，其按照「動態清零」路線的抗疫措施只能靠運氣，不能靠理性和責任心。這一次，Omicron可能會耗盡香港的運氣。

面對抗疫失敗，僅僅歸責港府也不盡公平，社會和民眾均有責任，而根本原因在於香港的制度和價值觀的「西方基因」，這是「一國兩制」的依靠，也是其短板，端看在何種議題和場景中表現出來。面對香港形式上執行的「動態清零」和實質上信奉的「與病毒共存」的抗疫「兩面性」，我們要客觀理解和負責任應對，僅僅批評是不夠的，「動態清零」確有港府與香港社會短期內無法具備的制度瓶頸和社會認同瓶頸。下指導棋和說風涼話易，設身處地和擔責實踐難。

面對Omicron在社區爆發，香港社會更加噤若寒蟬，港府威信持續下降，社會恐慌情緒上升，在「動態清零」與「病毒共存」兩極之間的搖擺和為難情緒不斷攀升。香港已有官方和民間輿論給「病毒共存」吹風和呼籲，但「動態清零」作為政治正確的抗疫路線一時不可能改變。因為，如果終止「動態清零」，香港無論付出何種代價，最終只能與「西方」通關，而不可能與「內地」通關。「通關」之痛，是香港制度與內地的遠距離寒光，是「愛國者治港」無法穿透的價值迷障。儘管這種結果似乎「遂了」香港AO黨們以及「黃絲」的心願，實現了佔中和修例風波都無法實現的與「內地」的長期隔離心願（本土攬炒主義目標），但卻對粵港澳大灣區、北部都會區和「一國兩制」的融合發展帶來了嚴重的意義挫折和政治打擊，證明了香港在制度上和能力上無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治理體系。「躺平」一時舒適，其代價卻遠不止「部分人淘汰」。

香港在中西之間，在「歲月靜好」時坐收平台紅利，甚至以平台取代能力而歧視內地人群和國家體制，但在社會動亂或自然病毒流行期間又高度依賴國家保護和支持。這種身心衝突與身份認同的「兩面性」，是利弊共生的。所謂「與病毒共存」不是什麼先進經驗和標准，暴露的只是西方政府的能力缺陷和西方社會的自私本質。這種無論做得怎樣均「自帶光環」的西方抗疫模式，不過是沾染與分享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資產和話語霸權而已。然而，「一國兩制」在延續香港與西方的「無縫對接」關係的條件下，注定要經受香港在中西之間的左右搖擺和艱難轉型。

看到港府在兩種抗疫模式之間莫衷一是，手口難調；看到香港民眾惶惶不安，通關無望，民生多艱；看到香港精英論述顛三倒四，不負責任；看到香港在抗疫和融合發展上出現一定程度的「掉隊」風險——這些都讓人倍感心痛。但「一國兩制」決定了中央不可能直接接管或直接指令，而只能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持。然而，就像西方抗疫失敗不是因為人力、物力資源匱乏一樣，中央對香港的資源性支持難以改變香港抗疫的基本制度和價值觀，難以彌合「兩制」凸顯的鴻溝。

在香港問題上持續寫作的「兔主席」2月8日公號發文，呼籲基於能力現狀和制度差異而給香港另一個選擇，並冷靜分析了新選擇的社會代價甚至「試點意義」。然而，香港能夠承受「群體免疫」的長期而反復的代價嗎？香港能夠承受在抗疫上與內地長期封關而只與西方通關的長遠代價嗎？香港能夠承受在粵港澳大灣區與民族復興進程中近乎「掉隊」的戰略代價嗎？抗疫路線重置的代價絕不僅僅是「部分人淘汰」的直觀部分，還包括香港制度與社會轉型及融入停滯的長遠部分。

總之，香港抗疫是大政治，考驗的是香港真正的自治能力和承擔「一國兩制」戰略轉型重任的能力，也是對香港制度與國家制度互動性及其融合前景的重大測試。香港在抗疫中是更自信，還是更挫敗，是更融入國家，還是更遠離國家，仍充滿不確定性。香港之難，超出各式表面的觀察和評斷，需要的不僅僅是批評和鞭策，而是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引導。

（原文《田飛龍｜香港抗疫破防：兩制鴻溝與融合之難》首刊於《橙新聞》，《香港01》獲田飛龍授權轉載，標題經編輯重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