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選舉｜修例風波紅利耗盡前　亟待新特首大舉改革帶領人心回歸

香港呈現兩種互相矛盾的現象，亟待一位有能力有魄力的新特首透過改革化解。

不能放棄促進香港人心回歸

一種是深受2014年佔領行動、2016年旺角騷亂、2019年修例風波以及緊隨其後的區議會選舉刺激，導致北京強勢調整治港政策，先後出台《港區國安法》、確立「愛國者治港」原則、修改選舉制度，全方位遏制曾經十分活躍的激進主義和分離主義，讓北京所信任的政治力量全面參與香港治理，特區政府施政效能明顯有所提升。

另一種是香港市民社會存在士氣低落、灰心喪氣和迷茫的特徵，相當數量的市民不信任近年來北京治港政策的調整，認為香港的自治空間、言論自由、民主成分被擠壓。從不久前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的分區直選及功能界別投票率降至歷史低點便能看出，北京親手制訂並全力保駕護航的全新選舉制度，在香港社會認受性明顯不足。

這兩種互相矛盾的現象說明，北京治港政策的調整只是初步見效，主要限於管治層面，但在人心層面仍未達到令人滿意的成效，甚至因為政策調整的方向與相當數量港人的意識形態存在張力，導致不少人變得心灰意冷。

這當然是可以預期的。對於香港和北京相處來說，最好的結果是共贏，即香港與國家、特區與中央能夠良性互動，當香港越來越認同國家，中央自然會回饋特區更大的政治空間。但遺憾的是，過去一些年，趨於激進和鼓吹分離的香港，和將「一國」和「國安」視為底線的北京狹路相逢，導致互信和善意被不斷消磨，直到修例風波達到矛盾衝突的高潮，北京忍無可忍，重拳出手，迅速改變香港管治結構。對於這一切，本土陣營毫無招架之力，被本土牽著鼻子走的泛民更是進退失據，追悔莫及，只能顧影自憐。

借鑑「六七」過後港英大舉改革

不過，這樣的局面對於宣稱將「維護香港的根本利益和香港同胞的根本福祉」視為「最大關切」的北京來說，終究是有所缺憾。畢竟，不論是從香港和北京的雙贏來說，還是為了香港局勢和政治秩序的長治久安，都不可能長時間任由相當數量的香港人，不認可甚至不配合國家治港政策和香港管治結構。

怎樣才能有效扭轉目前的局面？關鍵還是香港的人心回歸。只要北京和港府能通過一系列實實在在的努力，進行一系列的社會改革以重塑香港人的心理結構，自然就能夯實香港市民的國族認同，讓「一國」和「國安」有着堅實的人心支撐，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屆時，香港和北京之間的猜疑煙消雲散，當下正在實行的新選制便成為特殊時期的過渡辦法，北京將會向香港回饋更大的政治空間。

那怎麼做到這一點？歷史是一面鏡子，可以為當下提供鏡鑑。事實上，香港社會並非自始至終都對北京和港府存在猜疑，但香港市民的心理結構卻是從未停止地被重塑、被建構。當年英國強行佔領和租界香港時，九龍和新界居民有過強烈反抗；而在相當長時間的殖民統治之下，港英政府甚至是不公不義的象徵，那時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尖鋭，底層困苦非常嚴重，反殖反資的社會抗議和集體罷工時有發生。

然而，「六七暴動」改變了這一切。當時面對香港社會日益惡化的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受內地文革思潮的影響，香港左派盲目發動罷工、罷市和罷課，與港英政府的鎮壓行動硬碰硬，導致事態持續升級，演變為武鬥，死傷嚴重。最終香港人心思穩，本來缺乏認受性的港英政府順勢以恢復秩序為名，緊急制定包括《公安條例》在內的一系列法律，強勢鎮壓左派鬥爭，大規模抓捕左派人士，查封左派報紙和左派學校，將左派本是為了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行動，描述成為至今大家所熟悉的「暴亂」、「恐怖主義」。

舉措幾經計算扭轉市民心理結構

曾在香港中聯辦研究部工作的北京大學教授強世功在《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的視野》一書提出，「『六七』抗議運動給香港左派和北京都帶來了災難性影響，使香港左派的力量和影響力降到了低谷」，「當年周恩來擔心的『毀掉香港長期工作的深厚基礎和戰略部署』，不幸被言中了」，「然而，比起這種有形政治力量的損失，更為深遠的負面影響是港英政府鎮壓『六七』抗議運動奠定了目前香港人基本的心態結構」。

強世功說，「港英政府正是利用鎮壓『六七』抗議運動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開始實施『洗腦贏心』（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工程」，「改變了香港人的深層意識和心理結構，形成了港人對『左派』、『共產黨』、『大陸』、『社會主義』的極度恐懼心理」，進而增加香港回歸中國的難度。

待港英政府從政治和法律層面全方位嚴厲打擊左派，以及在意識形態層面將「六七」暴亂化之後，隨着1971年資深外交官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出任港督，香港迎來殖民地時期最大規模的改革。根據香港中聯辦前副主任王鳳超生前在《香港政制發展歷程》一書中的梳理分析，麥理浩以改善民生為切入口，以爭取民意、民心為立足點，優先處理房屋、教育、公共交通和反腐倡廉等市民關心的四大熱點問題——

在住房問題上，麥理浩先是提出「十年建屋計劃」，從1973年到1983年解決了150萬居民的住房問題，後來又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為不能負擔私人樓宇的低收入家庭解決居住需要，截至1993年3月31日，受惠於此計劃的人數高達52萬人；在公共交通上，麥理浩開通了穿越維多利亞海峽的海底隧道，興建地鐵，從根本上改變香港交通面貌；在教育方面，麥理浩實施9年免費教育制度，有力普及中小學教育；在反腐倡廉上，他成立廉政公署，讓香港逐漸成為聞名世界的廉潔城市——在此過程中，伴隨着香港人心理結構的改變，麥理浩也適度提升華人在殖民管治結構的地位，增加政治民主成分。

用王鳳超的說法，麥理浩的一系列舉措增強了「港人對港英管治下的香港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據他在書中披露，麥理浩曾在交給倫敦的周年報告中坦承這些舉措「乃經過計算的舉動，旨在令市民的注意力聚焦於香港乃他們的家，而香港政府是他們的政府」。

亟待新特首帶領人心回顧

可以說，經歷過六七暴動的衝擊和麥理浩大刀闊斧的改革，香港人的心理結構已經發生顯著變化——雖不至於對港英政府感恩戴德，但起碼反抗情緒不再那麼強烈；香港人心也因而面臨「國族化」和「殖民化」的拉扯，有些上流精英甚至以晉身成為「小英國人」為傲。當然，隨之而至關於香港前途的中英談判歷程又令香港人心經歷一番心理交戰，大多數人既感懷終於可以「認祖歸宗」，又對發起「文革」等政治動盪的中國共產黨感到憂心忡忡，至1989年的「六四事件」更令不少人蒙上「恐共」陰影。

不過，當歷史性的回歸時刻終於來臨，或者是眼見同胞受難的汶川大地震，甚至是親歷象徵國家開始崛起的北京奧運會，香港人始終無法掩飾愛國真情，每每都是發自內心地和國家一道同慶、同悲、同喜。無可否認，不少港人心中仍對中共存疑，但在「河水不犯井水」的治港策略之下，北京並沒有和這些「恐共」心理正面交鋒。從一方面看，香港社會因而對中央沒有太多怨言；但從另一方面看，當央港之間缺乏良性互動，雙方難免漸行漸遠，一旦增加互動頻率難免出現磕磕碰碰。

更重要的是，港人的「恐共」情緒不但沒有得到根除，甚至演變成為泛民陣營獲取選票的「政治武器」。同時，香港回歸以來，歷任港府要麼有心無力，要麼消極無為，殖民地時期遺留的深層次矛盾積重難返，香港日益淪為拼爹資本主義，階層固化十分嚴重，中下階層和年輕人看不到希望，又在相當程度上將不少港人推向分離主義和激進主義。

2019年的修例風波作為六七暴動後最大規模的社會動盪，可以視為香港社會不信任北京和港府的力量的一次總爆發。當時，那些不信任北京和港府的力量全部出動，抗議一波又一波，激進暴力屢禁不止，警民衝突不斷，催淚彈、汽油彈橫飛，令香港深陷回歸以來最大危機，「一國兩制」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自此之後，北京治港政策以「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為導向，大幅調整，全面激活強硬的一面，強勢推行港版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時至今日，香港分離主義和激進主義被全方位遏制，但人心回歸仍未迎來拐點時刻。

對照當年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化被動為主動的歷史經驗，若想全面重塑被當年六七暴動改寫的香港人心理結構，今天治港工作亟需來一場類似於當年麥理浩那樣大刀闊斧的改革，通過一番大作為，破解香港深層次結構性矛盾，推進公平正義，給更多人以希望，讓香港趨於良政善治，從而取信於民。畢竟，古往今來，踏踏實實的政績，實實在在的獲得感，才是天下歸心的根本之道。這項大改革事不宜遲，應該趕在修例風波為北京治港政策調整所帶來的正當性消散之前及早推行，否則拖延時間越久，越來越多的人將會淡忘修例風波所帶來的社會動盪和嚴峻危機，並且因為香港深層次結構性矛盾遲遲得不到解決，質疑北京治港政策調整的誠意。

然而，在香港早已固化的利益結構和無處不在的意識形態迷思下，這項大改革極具挑戰，既需要「一國兩制」構想者、已故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所說「誰不改革誰就下台」之魄力和擔當，又要有善於解決棘手問題、精於實幹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今後數年，即修例風波給北京治港政策調整帶來的正當性紅利耗盡之前，能否選拔出有魄力有擔當有能力的治港者，進行卓有成效的大改革，事關香港人心回歸和中國國家發展大局——無論是忙於抗疫而難以抽身宣布競逐連任的特首林鄭月娥，抑或已經宣布參選的商人冼國林，還是選特首之心路人皆知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甚至是正在摩拳擦掌的有識有能之士，不管誰當選，都必須「只爭朝夕，不負韶華」，莫再蹉跎香港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