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港漂律師劉洋：「兩個香港」的迷思　一元與多元的辯證

2022年對香港來說有着雙重的符號意義。一方面，2022年是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也是鄧小平當年所承諾「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中期時刻，去年底特區政府已公布一系列慶祝活動，包括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開幕、文化藝術活動、多項國際論壇和研討會，以及在北京舉辦大型展覽等；另一方面，2022年也是中央出手為香港撥亂反正的轉折之年，在《港區國安法》和選舉制度改革加持下，香港進入「由亂轉治、由治及興」的新階段。

回看過去二十五年時間，始終存在兩個香港的圖景：一個是真實的想象，它是每一個香港人感受和體驗的集合，包含他們對政府治理效能的不信任，以及對高企房價的望洋興嘆，對階層固化貧富分化的無力感；一個是想象的香港，作為昔日的四小龍，香港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一國兩制」帶來的制度優勢，使其無可非議地成為中國走向世界的重要試驗場和國際金融、貿易、航運的「應許之地」，於是香港總是與繁榮、多元、民主、法治關聯在一起，也一直是內地仰望的對象。

對內地不少人而言，想象的香港長年壓倒了真實的香港，因此他們很難理解過去幾年香港發生的大小事變，不解為何繁榮的、資本主義的香港還會有數量龐大的貧困人口，還會有狹小逼仄的劏房存在？為何會有人公然在立法會說出「支那」這樣帶有侮辱性的話，對準僅僅一河之隔的內地同胞？曾經多元、法治的香港，何以一夕之間淪為暴力之都？為何同為中國人，「送中」成了「送終」，內地成了洪水猛獸？為何內地對香港的各種「照顧」和讓利，換來的卻是對抗乃至仇恨？

帶着這些問題，《香港01》記者日前與英國希德律師行香港辦公室合夥人、香港與內地法律專業聯合會副會長劉洋展開了一次對談。2010年6月，天津出生的劉洋在結束英國學業後，經「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來港，加入一家律師行，專攻航運、貿易訴訟和仲裁業務，到現在已經十二年。這十二年也是香港泛政治化風起雲湧的關鍵時期，整個社會經歷了反國教運動、佔中運動、旺角騷亂、立法會宣誓風波以及反修例風波，撕裂嚴重，深層次矛盾積重難返，作為「港漂」，劉洋對於香港的想象、感受、認識與反思，既有着濃重的個體色彩，亦為破解「兩個香港」難題提供了現實路徑。

香港的「一元」與「多元」

「2010年是我第一次來香港，那時候跟香港的同行和朋友聚在一起會聊很多事情，比如會聊到六四的問題，聊到共產黨的問題，還會聊到中央對香港的管治問題等等。」因為從事律師行業，所以劉洋坦言也會聊到人大釋法，「香港的同事會非常反感全國人大釋法，但那個時候對於這些事情的討論是開放的，大家想聊什麼聊什麼。因為不管各自持什麼立場，最終還是會回歸到生活本身，回歸到怎麼掙錢。」

2014年佔中運動爆發之後，劉洋與香港本地朋友之間開始出現割裂，「佔中的直接後果就是大家沒有辦法敞開胸懷去談政治了。」

從2010年初次踏上香港，到2014年佔中運動爆發，從與香港本地朋友暢所欲言到避而不談政治，香港的「一元」與「多元」在劉洋意識深處明晰起來，這種看似對立實則統一的存在亦成為認識真實香港的一把鑰匙。「香港雖然是一個非常多元的社會，但具體到每個個體，或者某個團體的時候，大家所接收到的訊息以及最終輸出的訊息，卻是非常單元的。」劉洋表示這與內地非常不同，「內地可能是單元的訊息，但大家是多元的思維，受馬克思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影響，內地比較能夠一分為二看問題，任何一個事情都可以從正反兩方面去理解，但香港很難這樣去想問題，以至於左的越左，右的越右，鑽牛角尖，走不出來。」

為進一步佐證自己的判斷，劉洋特意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港人對六四的認識，一個是港人對傳媒資訊的選擇。每年的六四周年日，香港維多利亞公園都會舉行紀念活動，但「香港很多人並不了解六四是什麼，不了解它的來龍去脈，以及對六四之後，特別是90年代，當鄧小平喊出『誰不改革誰下台』之後內地的發展也是不了解的。大家喊着單一的口號，並不知道背後的全貌。」同樣的，香港傳媒和資訊雖然看上去很豐富和多元，但「很多人真的以為看了《蘋果日報》的文章就足以了解這個世界了。」所以在香港，多元的資訊空間卻造就了一個個單元的個體。

內地與香港的雙重誤會

2014年的佔中運動是劉洋與香港本地朋友隔閡的轉折點，兩年之後的旺角騷亂，在劉洋看來是北京與香港信任裂痕的關鍵節點，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使得信任裂痕進一步擴大，而這樣的裂痕看似偶然，實則必然，因為這是根植於內地與香港從一開始的雙重誤會。

於香港，雖然甫一回歸，《憲法》和《基本法》就共同構成了香港的憲制基礎，但過去二十五年時間裏，很多港人只知道《基本法》，而且習慣了凡事對照着《基本法》的條文「各取所需」，卻想當然地忽略了《憲法》才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同樣也適用於資本主義的香港。「在香港，哪怕是從事律師行業，以及作為高高在上的法官，對於香港法律和法治的理解，真的是延續了1997年之前的那一套，因為回歸之後，香港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保留了下來，人們也就忘記了這套制度得以保留的前提，是因為『一國兩制』，是因為有《憲法》和《基本法》，這是大部分港人缺少的認知，包括我個人在內。」「很多人誤以為，因為有了《中英聯合聲明》才有了香港的『一國兩制』，《基本法》的制定也是為了要履行聯合聲明。大家會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

也正是因為對於構成香港憲制秩序的認知出現了問題，所以「香港在捍衛法治的時候，就會和中央對於香港本身的期待出現非常大的不同。」這也是為什麼全國人大的歷次釋法都會在香港掀起巨大爭議，乃至反感。雖然人大釋法既是行使權力，也是履行責任，具有充分的法理和法律依據——《憲法》賦予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的權力，《基本法》第158條第1款明確規定「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但在不少港人看來，人大釋法依然是一種權力的僭越，一種對香港法治的戕害。「當你說要捍衛香港法治，卻不接受《基本法》賦予的全國人大釋法的權力，能談得上是在捍衛香港的法治嗎？我覺得不是。」

所以與其面對每次全國人大於法有據的釋法都感慨「香港法治已死」、「司法獨立不再」，在劉洋看來，不如去研究，「當你接受了釋法是香港法律制度一部分的情況下，怎麼能夠確保釋法和香港的法治精神是一致的，這一點非常重要。」

香港回歸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曾先後五次釋法，第一次和第三次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提出，第四次是由香港終審法院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提出，而第二次和第五次則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劉洋坦言，五次釋法中最成功的是第四次的釋法，也即「剛果案」。因為「香港終身法院在提交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時候，寫了附帶性意見，有充分的溝通，後來全國人大的釋法也充分接受了香港終審法院的附帶性意見。這樣既滿足了《基本法》中香港一方主動提請釋法的立法原意，同時捍衛了香港的司法獨立。」至於最近的一次釋法，也即全國人大常委會為何要針對2016年的立法會宣誓風波主動釋法，而不是讓香港內部消化，劉洋認為一方面是防患於未然，另一方面在北京看來，全國人大主動釋法恰恰是對香港法治權威的一種保護。

但在北京的本意之外，具體操作層面依然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在2020年1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劉洋提到，「《基本法》既然明確了香港獨特的法律制度，那中央政府也應該更好地理解香港有別於內地的法治精神，重視香港法律界乃至整個社會對法治可能遭受威脅的擔憂，從而更好維護香港法治……要知道，普通法制度下所追求的程序正義，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審理案件過程的透明，以及作出判決的理據。因此，中央政府想要對香港法治做到內心深處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在今後釋法或決定時，能適當遵循『港式思維』，採取『港事港辦』，盡最大可能在事前做到透明公開，事後做到說理充分。」

至於北京對香港的誤會，一言以蔽之，則是誤以為香港主權回歸之後即「萬事大吉」，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採取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對港政策，以至於很多潛在的問題與矛盾要麼被表面的繁榮與穩定所遮蔽，要麼在特區政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中無限期擱置下去。反修例風波的爆發倒逼着北京徹底轉變治港思路，在劉洋看來，北京治港思路和政策雖然在變，但法治始終是最大的不變。理解了這一點，在反修例風波期間就會知道，北京肯定不會出動解放軍，而是會回到法治的軌道上止暴治亂。

重塑香港的驕傲

就像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推出的第三份「歷史決議」對中共百年經驗和成就的總結一樣，其實香港回歸至今的二十五年時間裏，北京也在不斷總結治港經驗，汲取教訓。比如正是因為吸取了「以為主權回歸就萬事大吉」的教訓，所以即便在反修例風波之後推出了《港區國安法》，進行了選舉制度改革，但北京沒有就此「躺平」，而是進一步強化涉港人事調整和制度安排，最近任命擁有資深反恐經驗的武警部隊副參謀長彭京堂接掌駐港解放軍司令員，就是對港人事安排上的大突破，也有嚴防香港淪為反對大陸的基地、嚴防港版顏色革命的用意。

再如國新辦發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也是充分吸取了「回歸至今中共在香港問題上名正言不順的尷尬局面」的教訓，並藉此份再次明確了兩個現實：不管港人願不願意，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制度的設計者、創立者、維護者和推進者，中國共產黨在「一國兩制」的下半場將以更加直接且強勢的姿態存在；不管港人相不相信，「雙普選」這一目標和遠景仍然是北京對港的承諾和接下來努力的方向。

隨着北京治港思路的轉變，尤其是中國共產黨以更加強勢的姿態存在，港人的心理變化也在同步發生。在訪談中，劉洋特別提到了「攻心為上、攻城為下」，意在說明爭取香港人心的重要性。事實上，推動香港的「二次回歸」，也即人心回歸，也是北京實現「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最堅實基礎。關鍵問題在於，怎麼做？

在劉洋看來，一方面要重塑香港的驕傲，要讓每一個香港人以作為一個香港人感到驕傲和自豪。2019年反修例風波演變成暴力破壞行動後，面對家人「是否考慮離開香港」的詢問，劉洋最後還是選擇留了下來，「到現在為止，我從來沒有改變過香港是自己家的想法。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後，更加堅定了我的信念，因為想要為孩子營造一個更好的家，建設一個更好的香港。」「讓榮光歸香港，恰恰是特區政府最該做的。」

另一方面，要讓香港民眾有切實的獲得感和幸福感。「香港老百姓回歸前可能就住20平米的房子，回歸之後可能還是住20平米的房子，甚至還更小了。你說他能不懷念當初給他20平米房子的港英政府嗎？」劉洋談到了內地改革開放的經驗，因為鄧小平在文革十年內亂後啟動的改革開放，也恰恰是通過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讓人們獲得了安全感、滿足感、獲得感，才最終解決了中共的認受性問題，才有了中國今天的國際地位與發展成就。所以對今天的治港者來說，「是否能拋開小圈子利益，是否能站在全局的角度思考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路徑，讓香港民眾有獲得感和幸福感，至關重要。」

「香港所長、國家所需」不該停留在口號

反修例風波爆發至今，「深層次矛盾」一度成為人們談論香港問題時出現的高頻詞，這一矛盾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要想化解，並讓港人看到切實的變化，認識是行動的先導，也不存在即可見效的靈丹妙藥。與「深層次矛盾」同樣作為高頻詞被人們掛在嘴邊的，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前者揭示了問題，後者則指出了方向。十四五規劃中，為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明確了香港「八大中心」新定位，除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等之外，亦再次談到支持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

在劉洋看來，要想真正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首先要搞清楚什麼是「香港所長」、「國家所需」。「現在都還停留在一個口號上，怎麼去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什麼？」具體到法律層面，「當我們說發揮香港優勢的時候，優勢到底在哪裏？為什麼老外會選擇香港？為什麼內地企業會選擇香港？」「香港律師最大的優勢，就是了解內地的這套體系，也了解外國的遊戲規則。」所以，「只有當你了解了內地的情況，內地到底在發生什麼，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到底集中力量在做什麼的時候，才可以有的放矢去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

「了解內地的情況」背後其實有一個更緊迫和更大範圍的問題，那就是如何重新認識中國共產黨。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再加上香港近年發生的大小事變，這一問題顯得尤為迫切。一直以來，香港社會對內地充滿排斥心理和偏見，恐共、仇共甚至成為一種主流情緒，以前香港媒體習慣將內地塑造為愚昧和貧困的象徵，現在又塑造為專斷、暴富和混亂的形象。

走出對於內地和中國共產黨的「一元」認識，以真正「多元」的維度來審視自身與世界，既看到內地的進步與成就、問題與矛盾，也看到百年未有大變局裏香港的定位與優勢，以及中美競鬥過程中處於前線的香港不可避免要經受的震盪與衝突，當然更要看到「一國兩制」的香港之於內地乃至世界的樣本意義，這不僅是比執拗於「五十年之後怎麼辦」更重要的命題，也是治港者帶領香港再出發的必要前提。

對此，劉洋強調，「這也是我希望未來治港者能夠仔細思考的，對於我們每個人也一樣，找到自己的定位，自己的優勢，知道自己的市場在哪裏，才能夠成就自己，最後成就這座城市，更大範圍來看，這也是為國家做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