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如何實現「共同富裕」？

每四個香港人就有一人生活在貧窮線下。特區政府最新發表《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顯示，去年政策介入前的貧窮人口和貧窮率分別創2009年及2010以來的新高。貧窮人口上升的同時，富人也在增加。根據花旗銀行年初發表的《香港千萬富貴調查報告2020》，本港「千萬富翁」比2019年增加逾2％，多達51.5萬人。

但對營營役役的打工仔而言，「貧富懸殊」可謂再正常不過的社會現實，莫說要寄望特區政府仿效內地「共同富裕」方針擴大中產群體，連最為基本的制定基本生活工資、最高標準工時和全民退休保障都已經不敢想像。可是，當內地已然吹響「共富」的集結號，香港也實在沒有理由繼續迴避對於資本主義的「改革」。

「『共富』不是均富，也不是同時富，而是可以你先富，帶我後富、大富帶我小富。但並不能夠變成——你的富建基於我的貧，你的持續富建基於我的持續貧。即使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這種事也不應發生。」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洪為民向《香港01》解釋何謂「共同富裕」。

今年8月，本身是國家主席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主持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時，正式將「共富」列為中共第二個百年的工作重心。坊間對此有不同的解讀和疑問，甚至有人認為內地要回到「共產」的道路上。但其實「共富」是一個解決「發展不均、分配不公」的政府管治目標，用以建構一套社会公平的分配制度──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准性；並且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令普羅大眾通過努力勞動分享經濟發展紅利，最終改善經濟結構——提低（扶貧）、擴中（擴闊中產人口）、限高（限制高收入人群收入）。

不過，很多香港人礙於歷史印象和片面認知，對於「共富」的第一反應都會質疑是要回到「共產」的道路上，抑或認為相關理念與奉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八竿子打不上關係」。但拋開政治意識形態不說，對深受貧窮懸殊、社會分化所困的香港而言，「共富」或許是眾多社會問題的解方。惟觀乎歷屆香港政府，比起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似乎更傾向於為資本服務；營營役役的普羅大眾更加沒有多餘心力思考如何改善生活質素，而更熱衷透過炒樓或炒股致富。可以說，要在香港推行「共富」，既缺乏上層建設，亦缺乏社會共識。

共同富裕不姓「資」亦不姓「社」

然而，如果政府只為「資本」服務，任由「資本主義」的「原生病」——貧富懸殊繼續惡化，當中所積壓的深層次矛盾始終會把社會推向分裂的「懸崖」。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接受《香港01》訪問時指出，以歐美國家等資本主義政府為例，某程度上是為資本服務，讓資本通過自由市場，競逐經濟效率，但在過程中，部分人佔據了發展的先決條件，犧牲了他人的發展機會，形成發展不均勻不平衡，久而久之會導致社會兩極分化、中產滑落等社會矛盾。

香港同樣奉行資本主義制度，需要遵循市場發展的遊戲，但這並不代表特區政府應該縱容社會矛盾持續存在。「我們要回到最基本的問題上，就是我們為什麼要有政府？」正如洪為民所說，「政府的最終合法性（ultimate legitimacy）在於其管治的市民擁有一個安全、幸福的生活。無論你是什麼主義，即使是古時的王權主義，他都會說愛民如子、代天牧民。」

那麼，何謂安全、幸福的生活？洪為民進一步解釋，就是市民不會受限於收入和資產多寡，而得不到恰當的教育、醫療、住房等基本生活保障 ，「雖然幸福的定義每人不同，但我想不會有人說露宿在外就是幸福，不會有人說無錢看病就是幸福，這是每個人對生活的基本要求。」

吳秋北也指出，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應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即可以通過各種方式、條件爭取美好生活。而「共富」正是通過建構一套公平的社會分配制度，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權利，創造更公平的發展環境，令更多人能夠過上美好生活。這無疑是香港社會所缺乏理想的社會環境。

住屋開支高昂如何過好生活？

無可否認，奉行多年的「大市場、小政府」的經濟發展思維，的確將香港打造成一個本地生產總值達到3,447億美元（2020年）的富裕城市，但與此同時，有逾1,500人露宿街頭，也有逾20萬人居住劏房、籠屋，還有過百萬人身陷在職貧窮和跨代貧窮之中。相較之下，上述的基本生活權利或許是一種奢望和幻想。

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社會科學、人文及設計學部講師李峻嶸對此感到無奈：「以我們城市所擁有的財富而言，為什麼平均工時可以是世界最長？為什麼劏房、籠屋仍然存在？其實都很不可思議。」

眾多民生問題當中，「住屋」最為突顯。「香港好得意，有樓就有錢，無樓就永遠無樓無錢。」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認為，香港貧富懸殊的具體表徵在於住房問題，而受高地價、高樓價、高租金最直接影響的，莫過於數十萬名劏房租客和公屋輪候居民。

他們收入微薄，又需要承擔高昂的劏房租金成本，並與子女蝸居在幾十平方呎的劏房內。儘管總算是「有瓦遮頭」，但在如此狹小侷促的空間中生活，不但會對日常生活造成諸多不變，而且直接影響心身健康，尤其不利兒童成長。而由於高昂租金已經佔據絕大部分家庭收入，他們無法投入更多資源支援子女學業、與較高階層競爭，這又會形成「跨代貧窮」，遑論過上美好生活。

這些問題與政府過去在土地政策和房屋政策上的失誤不無關係。比如，歷屆政府的房屋政策一直以「置業思維」主導，無意通過大量的拍賣土地、興建公屋，平抑地價和樓價。縱然政府在2014年設立48萬個單位的十年房屋供應目標，但過去六年，沒有一年能夠達到最初訂立的供應目標量。

吳秋北認為，高地價、高樓價問題又加劇了發展商對土地壟斷和跨行業的壟斷問題，窒礙了香港產業的多元化發展，令市民的「上流」空間愈漸收窄。洪為民亦坦言，「如果我們的社會永遠只有金融或法律人士，才有機會『發達』，那你（社會經濟）永遠都有問題。」

政府扶貧思維短視而被動

為什麼「貧富懸殊」向來懸而未解？其中一大關鍵是，港府扶貧思維短視而被動。

「（政府）根本上未做過什麼扶貧工作，只是畫一條貧窮線，讓它一路浮動。」吳秋北批評，當局缺乏主動指導扶貧的思維。

2012年梁振英當選特首，重設扶貧委員會，制定、審視扶貧政策。但委員會成立逾9年，沿用「相對貧窮」概念劃設的貧窮線——以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作為貧窮主線，屢受質疑未能反映問題實況，而每年一份的《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永遠都在滯後。

例如早前（11月10日）發表的最新一份《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顯示本港去年錄得165.3萬名貧窮人口，貧窮率高達23.6%。但特區政府仍然沉醉於「數字遊戲」，特別強調當政策介入後整體貧窮人口及貧窮比率已經大幅下降至55.35萬人及7.9%。

可是，所謂「扶貧」成效主要歸功於政府的非恆常津貼項目，比如1萬元現金發放計劃令26.67萬人脫貧，公屋租金津貼令26.59萬人脫貧，其他一次性措施令12.09萬人脫貧。然而，這些措施並非持續和長遠，只能用於緩解市民在新冠病毒疫情之下的燃眉之急。

這種短視的扶貧政策背後，除去不敢面對「絕對貧窮」的毫無擔當，還有資本主義的制度異化，導致管治精英形成一種「貧窮問題」必然存在而且無法解決的刻板印象，自然不會認真著力消滅貧困，而是發揚「津貼主義」，利用更多非恆常現金福利，以圖令更多人看似「脫貧」。

吳秋北形容這種「動態脫貧」思維很落後：「既然貧窮是動態的，只要通過某種措施就會有人脫貧，兜兜轉轉，你永遠找不到窮人。但實情並非如此，在職貧窮人士、長者貧窮和隔代貧窮一直存在，你都需要長期跟蹤、跟進的。」

打破資本壟斷，豐富產業結構

歷來不乏評論指出特區政府缺乏承擔的問題，而如果當局能夠秉承「共同富裕」信念，打破資本壟斷，豐富產業結構，重整分配制度，激活上流階梯，相信人人都能共享繁榮。首要工作就是釋放土地資源，才能為市民提供適切居所，為經濟注入發展動力。

「打破土地壟斷，打破現在（政府）審批、規劃（土地）等行政效率低等問題。」吳秋北認為，當下土地資源大多被控制在一小撮大財閥手上，特區政府可以動用更多土地儲備平抑價格，亦可通過《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發展商囤積的大量土地，「不論是《收回土地條例》還是開發土地，我認為必須打破既得利益（群體）的壟斷。」

事實上，社會各界也早有聲音要求特區政府積極行使應有權力，重新主導土地供應。不過，當局往往以隨意動用《收回土地條例》或會損害與市場經濟休戚相共「私有產權」為由推搪。洪為民也支持這番論調，認為香港私有產權神聖不可侵犯，擔心過激收地行為將會引起市場波動，所以主張政府與土地持有人分享利益，藉此建立利益共同體。

然而，怎樣收地都是其次，關鍵在於政府能否從中扮演主導角色，不再讓大財團予取予攜。當土地壟斷問題得以緩解，政府亦積極開發利用，就能為創新產業提供更多土地資源，從而擴闊產業結構，打破財閥造成的跨行業壟斷問題，創造更加多元且高收入的就業機會。

「扶貧、扶智、扶志」

至於貧窮問題，吳秋北建議特區政府參考內地扶貧做法，制定「扶貧」目標，再配合完整、有步驟的扶貧方案：首先，進行人口普查，為貧窮戶建檔立案，跟蹤他們的生活狀況；其次，鼓勵更多人自力更生，為他們提供技能培訓、職業培訓，令到他們能夠自己「產血」，有能力去自我提升；再次，輔以相應的社會福利政策，減輕他們基本生活負擔。完成這三大步驟，他們才能力共享社會發展紅利。

「『扶智、扶志』的意思是，讓他們（貧窮戶）想要改變；另一個是智力的智，即讓他們有能力（貧窮戶）『自我產血』、脫貧。」吳秋北補充。

另一方面，特區政府在改革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時，亦需要合理調節市場，分配資源，才能令基層市民能夠得到恰當的教育、醫療、住屋等基本生活保障。

李峻嶸建議政府從調高最低工資著手，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權益，而不是以「在職家庭津貼(職津)計劃」，代僱主承擔成本，「職津實際上是代僱主出糧，為什麼政府不直接提高最低工資？因為這是要求僱主直接找數。現在政府用緊盈余，幫僱主覆蓋成本。」

設立更公平社会分配制度

吳秋北亦指出，工聯會早前建議政府在原有二級稅制下加設第三級，主要是針對過億利潤的大財團，由現時的16.5%加至17.5%，「這對大財團的影響有限，但能夠拔一毛而利天下，令政府在社會福利政策和分配方面有更大空間。而這根本不會增加中小企的營商成本。」

可是，社會對政府加稅存在不同的爭議，有人憂慮措施或會影響香港的投資環境。張國鈞認為，新一屆政府（2022年7月1日）有責任帶領社會不同階層的市民討論相關的政策，凝聚社會共識，調整制度和政策，讓整個社會更公平公正。

但正如張國鈞所形容，過往香港官員有些『畏首畏尾』，不夠擔當，不過「這種（官場）文化正在改變，也看到政府比較勇敢地推出不同的政策。」

設立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滿足市民對美好的生活追求......特區政府要將「共富」由空想變為現實，無疑有很多難關需要攻克。但政府只要摒棄過去為資本服務的心態，回到以人民為中心的從政初心，守正篤實，久久為功，「共富」亦有望達成。

吳秋北已報名參加第七屆立法會港島東區直選。同區候選人還包括新民黨廖添誠、民建聯梁熙、以及中科監察主席潘焯鴻。張國鈞則已報名參加選委選舉產生界別，同界別候選人名單請參閱香港01選舉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