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學者洪雯的香港夢—— 彌合兩個香港，人人共享繁榮

「我的小孩跟我說他將來想當作家，可是擔心作家『搵唔到食』，於是想了個辦法，打算白天做老師，晚上再寫作，用教師的薪水去養他的作家夢。這一代的小孩真的很辛苦，這樣的社會也挺悲哀的。」第七屆立法會選委界別候選人洪雯有著多重身份——既是從貴州「十八線城市」來港尋夢超過20年的「港漂」，又是在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及多個民間智庫從事10多年政策研究的學者，更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學生的媽媽。

之所以感慨當下孩子辛苦和社會悲哀，源於洪雯多年來拋開政治分歧和價值判斷的深刻思考，眼見香港已在經濟上裂變成「兩個香港」——「一號香港」向來繁榮昌盛，以商界精英和專業人士為主，享盡經濟騰飛和國家崛起的紅利；「二號香港」則礙於產業結構單一和向上流動停滯，積聚大量中產和基層，面臨就業劣質化、生活下流化——但兩個香港利益明明不一，特區政府卻將之混為一談，導致後者未能公平分享前者的發達成果。

洪雯早前就此出版《兩個香港的彌合之路——拆解經濟深層次矛盾》一書，冀能打破從政精英的思維禁錮，好讓他們帶領香港走出迷霧；結果收穫不少好評，驅使她大膽向前，決心從政策研究走向政策落地，誓要利用議會平台實踐「彌合」理念——作為媽媽，洪雯希望每個孩子都有機會實現自我價值；作為學者，洪雯希望所有階層都能從持續發展當中獲得應有利益；作為港漂，洪雯希望五湖四海的人都能像她這樣以港為家，在此安身立命。

昔日香港多元包容機會處處

「過去20幾年來香港就像發了一場大夢一樣，當世界一直在往前走的時候，我們不知道在幹什麼，以至於很多東西沒能與時俱進。」早在回歸之初的2000年，當香港高等院校剛剛開始放寬招收內地尖子的限制，洪雯已在香港大學城市規劃與環境管理研究中心攻讀博士學位，及後留港就業、結婚生子，這些年來和大家一起歷經香港的滄海桑田，無論是輝煌或衰敗、溫情或殘酷，也都同喜同悲。

洪雯來自貴州省最窮地區之一的安順市，但高考時得以「貴州省十大狀元」的傲人成績擠身全國首屈一指的上海同濟大學城市規劃系。從小窮市考到大都會，隨便想想都知道有多不容易，但她說起這段讀書往事時，只是很謙虛地強調自己真的很幸運，才能在當年實行非常嚴謹的「招生配額制」下，獲得全省每隔兩年才有的一個同濟規劃名額。

「我在同濟的時候，整個中國處於一種向外尋求解決城市發展問題的思維，而香港正是當時內地城市發展的楷模。」洪雯的教授們口中的香港，絕對是「亞洲城市規劃的典範」——土地使用高效集約、公共交通暢通發達、郊野公園緊鄰市區、中環中心驅動全港發展......凡此種種，無一不使她心生嚮往，於是便在取得同濟大學的碩士學位之後，申請到香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及獎學金。

洪雯原本只打算來港好好學習、開開眼界，但沒想到，這一來，就不想離開了，並且很快就把香港這個「他鄉」當成了「故鄉」。「我很快就把自己當成香港人，來了三個多月就狂學狂說廣東話，見誰我都說，臉皮很厚。」洪雯的廣東話「唔鹹唔淡」，但在那個年代並沒有被取笑或者被排擠，而是迅速地和本地朋友打成一片，「因為這裡多元、開放、包容，讓我很自在。」

今日香港制度僵化繁瑣臃腫

「我太喜歡這座城市了，有很強烈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每每談及香港有多好，洪雯的眼神都會閃閃發光。她喜歡這裡的井然有序，既有繁華高雅，又有市井世俗；她也喜歡這裡的文化豐厚，既保留著中國傳統，又緊貼國際潮流；她更喜歡這裡的制度公平、唯才是用，讓人人享有發展機遇，「不管有何出身背景，只要努力就能依靠自身力量去獲得想要的東西。」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親身經歷，開啟了洪雯從事政策研究的神奇之旅。她沒有任何人脈和關係，也能順利申請研究上海張江高科技產業規劃的博士論文經費，甚至得以在國際期刊上發表、獲獎；又能在畢業前向「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毛遂自薦，從而超前在2003年找到工作，並且主動向港大退還獎學金；還能成為特區政府的「最強大腦」——中央政策組的全職高級研究主任，負責跟進香港和日韓地區的選舉制度比較，以及「大珠三角」研究。

可惜的是，洪雯口中那個多元包容、海納百川、機會處處的香港，今天已然不復存在。

「當年我覺得香港的城市規劃體系非常先進，例如我家門口那塊地要修一條橋，要進行幾次公眾諮詢，可以讓我去表達意見；可是，當社會一直在發展，通訊設備一直在進步，但諮詢制度還是那個制度。當年一場諮詢會有20個人來聽，現在隨隨便便可以有幾十萬封電郵查詢，你要全部回答完才能往下走，這怎麼辦呢？」洪雯感嘆，昔日非常嚮往的那個「城市規劃楷模」如今越來越陌生，因為早年訂立的各種條例和諸多規則，大多未能順勢改良，結果日趨僵化、繁瑣和臃腫，忘卻制度出現就是為人服務的初心。

經濟撕裂形成「兩個香港」

可以說，「行政主導」之下的特區政府明明是「制度的主人」，卻自我矮化成為「制度的僕人」。但洪雯認為，問題並不全然出自特區政府身上，因為「社會沒有容錯的包容心，對立的政治環境更加沒有容錯的空間，政府自然趨向不做不錯，至於效率如何、解決問題成效如何，那都不是重點了」。

結果，過去20年來就像黃粱一夢，大家自以為在追求至高無上的價值進步，卻陷入前所未見的政治漩渦，甚至直接導致社會發展落後。

或者用洪雯的話來說，今天香港不僅在政治上出現撕裂，其實也早就在經濟上形成了漸行漸遠的「兩個香港」，而這種撕裂無關政治——「一號香港」向來繁榮昌盛，以商界精英和專業人士為主，享盡經濟騰飛和國家崛起的紅利；「二號香港」則礙於產業結構單一和向上流動停滯，積聚大量中產和基層，面臨就業劣質化、生活下流化——但兩個香港利益明明不一，特區政府卻將之混為一談，導致後者未能公平分享前者的發達成果，使得普羅大眾不禁焦慮起下一代的未來。

「不時，我們都會聽到『求學不是求分數』、『給孩子快樂童年』的呼籲；只是，今時今日，我們難以回答，擁有快樂童年但沒有好分數的孩子，未來等待他們的，會是怎樣的人生際遇？......『上大學並非唯一選擇』——這是我們常聽到的另一種安慰之辭。可是，其他的選擇有哪些？在哪兒？有多少？我們現在的經濟結構，有沒有為不能升讀大學的孩子們提供多樣化和有前景的就業選擇？」作為一個普通中學生的母親，洪雯同樣緊張不安，並且早於2016年3月在報章撰寫專欄，第一篇便以《香港要拯救孩子須改良經濟結構》為題展開討論。

改良經濟結構拯救孩子未來

那是2014年大型佔領行動結束一年半後看似歌舞昇平但又蠢蠢欲動的時候，發生了一場主張「勇武抗爭，以武制暴」的「旺角騷亂」，舉辦了一個催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新東補選」，但上至政府下至社會，好像全都不太在意。與此同時，在那之前的大半年內，香港累計發生超過24宗學生自殺事件，當中有11宗是大學生，另外13宗則是中小學生。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洪雯和她年僅10歲的兒子的一場對話，讓她決心往前一步，為下一代做些什麼。

「（那時）我的小孩跟我說他將來想當作家，可是擔心作家『搵唔到食』，於是想了個辦法，打算白天做老師，晚上再寫作，用教師的薪水去養他的作家夢。這一代的小孩真的很辛苦，這樣的社會也挺悲哀的。這件事情引發我把教育制度的問題放到經濟結構的層面去思考，因為整個社會都很瘋狂，孩子們被教育一定要成為『一號香港』裡面的乜師乜師，家長、學校和社會也都致力把孩子們送到那條橋上去擠得你死我活的，沒有機會做自己想做的事。」

於是，洪雯在專欄開篇文章就來了一記當頭棒喝：「改良經濟結構，大力促進產業結構的多元化與實體化，穩固並增加中層就業，為年輕人提供更為多樣化的發展選擇，讓沒有好分數的孩子，都能有發展的機會和空間，這才是拯救孩子的治本之舉！」

這番論調的原因有三——首先，香港產業結構日趨單一化，製造業極度萎縮，服務業過度集中，新興產業未見起色，經濟未有新增動力；其次，產業結構出現高端化和低端化的兩極分化，尤其以低端化、劣質化最為嚴重；最後，產業結構兩極化導致就業結構兩極化，社會新增就業以低端職位為主，而中層就業職位正隨着企業的跨境投資和本地競爭力弱化而流失，年輕人缺乏向上流動機會，即使能夠順利升讀大學，也是湧往醫科、金融、商科等專業服務行業，出路越來越窄——可是，特區政府仍然說不清未來經濟路向，更加未能因而制定產業發展規劃和配套產業政策。

「單向優勢轉移」存在弊端

那時的洪雯已經離開中央政策組好幾年，成了利豐發展（中國）有限公司轄下利豐研究中心副總裁：「其實我還在中策組的時候，就已經對自己所研究推行的政策產生一定的懷疑，例如我們一直講『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展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這兩點無疑是香港未來發展的根本方向，可是，如果只沿用『單向優勢轉移模式』，其實未必會對香港有好處。」

洪雯所說的「單向優勢轉移模式」，是指香港向來只著力推動內地開放市場，鼓勵核心優勢產業到內地投資——原本盤算著通過產業轉移解決本地成本上升而市場狹小的問題，轉移後卻未能利用騰出來的空間發展更高增值的製造業，而轉移出去的製造業也只是簡單照搬原有模式和擴大規模，未能因應內地整體發展轉型升級，最後只能被淘汰。

「很多時候，我們給出的發展建議也許總體上對香港有好處，但實際上往往並非『兩個香港』都能均衡收益；甚至，一個香港收益的同時，另一個香港可能為之付出代價。」洪雯從「政府」換軌到了「市場」，在第一線觀察實際影響，結果更加深入體會「兩個香港」的紅利落差，也堅定了她必須勇敢指出「單向轉移」弊端的信心。

正如洪雯今年7月出版著作《兩個香港的彌合之路——拆解經濟深層次矛盾》所形容，「國家推動『走出去』，根本仍是為了將需要的東西『帶回來』，解決內部的矛盾。反觀香港，在推動企業走出去時，卻毫無策略，並沒有思考過本地人、本地經濟如何能從中受益，導致從前以『聚流』為主的模式，在金融以外的其他領域逐步轉變為『散流』」，但「不少人無能力深入分析背後因由，將之視為香港優勢被內地侵蝕的結果，對國家的離心力日漸加深，本土意識膨脹，這無疑是我們需要警惕的。」

推動「兩個香港」均衡發展

一個顯然易見的例子是，為了推動國際金融中心功能的發展，特區政府進一步為資本鬆綁，並通過減稅等措施以吸引更多資本流入、停留在港；然而，由於本地缺乏多元的實體產業和投資機遇，當資金湧入後，大多進入金融和地產市場，進一步推動經濟的金融化和地產化，同時也推高樓價，並且催化其他產業的空心化，加劇了兩個香港的分化。

受惠於金融和地產的坐大，主打法律、諮詢、會計等專業服務的「一號香港」就像個天堂，但聚集了大多數勞動力，圍繞傳統貿易、物流、旅遊、零售、餐飲等產業的「二號香港」，則像是地獄。

洪雯在書中寫道，這截然不同的「一號香港」和「二號香港」，就像是平行時空中兩個沒有交集的世界，其實都是真正的香港，但礙於上述各種深層次矛盾，「一號香港」的繁榮並沒有帶動「二號香港」的發展，反而使其競爭力下滑、就業範圍縮小、上流通道收窄、階層日益固化、收入與樓價差距拉大、兩個香港的裂縫加深，形成不可跨越的財富和階層鴻溝，導致民怨不斷累積，矛盾和衝突日益激化。

與此同時，社會長期以來的重商文化和特區政府的自由放任，對兼併收購毫無約束、對資本擴張毫無限制，反而加速「贏者通吃」，造成本地市場集中，變相缺乏創新活力。另一方面，高端精英和基層單程證移民，都在就業、居住、福利、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層面給港人帶來衝擊，加劇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衝突，強化港人的敵視和排外。

「2.5產業」開拓經濟新增點

《兩個香港的彌合之路——拆解經濟深層次矛盾》是洪雯於2019年轉職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公共事務及研究助理總經理後，利用私人時間編寫而成，當中系統地梳理了她自2016年在報章撰文以來所呼號的「產業結構實體化和多元化」，藉以推動兩個香港均衡發展，使所有階層都能從中獲益。

她就此提出「2.5產業」的解方——隨著經濟的演變和產業分工的精細化和現代化，傳統製造業與服務業的二元劃分已不合時宜，而現代產業價值鏈中，有不少製造環節需要高質服務的配合，亦有不少服務環節需要依存於製造環節的存在，製造與服務因而呈現互相融合的狀態，成為「2.5產業」，當中具有服務業的中心職能，但製造過程也要具備研發、加工、維修等功能，兩者才能相得益彰。

洪雯舉例指，飛機發動機和零部件維修，奢侈品的售後維修和服務，疫苗、醫藥、醫療相關產業等等，都是非常適合香港發展的「2.5產業」，通常具備四大特徵——

第一，均為知識、技術、工藝或資本密集型產業，進入門檻不低，增值水平較高；第二，大多屬於輕型製造服務，對土地、勞動力、原材料等的需求量不太大，符合香港現實條件；第三，可配合亞太地區不斷上升的消費需求，有潛力服務更大市場；第四，產品供應鏈比較複雜，其生產過程對產品研發、管理水平、生產工藝和效率、知識產權保護、物流運輸效率、社會誠信等等要求較高，充分符合香港服務業和制度上的優勢，有望帶來更大的乘數效應。

除此之外，洪雯還提出要正視財團壟斷，改善《競爭條例》，促進市場競爭；建構完整的科技產業生態體系，以促成上、中、下游的緊密結合，藉此不斷培訓、吸收、挽留人才；積極探索電子商務浪潮所帶來的全新商業模式和經營領域，以協助貿易物流升級轉型，當中尤其需要關注「全球生產，中國銷售」、「中國生產，中國銷售」的模式的崛起，「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新心自由貿易協定（FTA）的推動也有助「亞洲生產，亞洲銷售」模式的興起，而制定一份產業發展藍圖則是香港調整角色的起點；打破傳統單向轉移模式，建立雙向優勢互動，即在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粵港澳大灣區的過程中，既發揮自身優勢，也致力補齊短板，既要「走出去」，「帶回來」，實現「全球」和「本地」的均衡發展。

為下一代找出嶄新路向

「其實，並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去大灣區發展，也不是每個人都有足夠的意願離鄉別井。我為什麼就不能守護家園、發展香港呢？那你要給我創造機會對不對？而不是說你給我一套公屋就能讓我實現我的自我價值，還要為我創造貢獻香港社會的機會。」洪雯的著作拋開政治分歧和價值判斷，客觀考察香港不同階層的真實處境，從香港人的切身利益出發，深度思考這座城市的機遇和挑戰；可是，儘管書籍出版之後收穫不少圈內迴響，但整體銷量並不算高，「可能沒有太多公眾會看這種書，受眾就是那一小批會關注香港問題的人，我能做的就是自己花錢買了500本，送給政策制定者。」

洪雯坦言，香港的想像力被禁錮太久了，她也曾感到無能為力：「我到處打電話給案例和讀者收集回饋，才明白如果我想真正推動一個政策，並不是打打電話就可以的，例如書裡提及的飛機發動機和零部件維修產業的擴大，需要政府帶頭來創造這個產業，理順整條生態鏈的配合，而不能單靠某個龐大企業就能撐得起來。」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早已水深火熱，加上中美大國博弈、新冠病毒疫情來襲，經濟總算走到十字路口，而當選舉制度改革完畢，社會重心也從虛無的爭拗轉移到如何促進良政善治，洪雯越發有感「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與其在路口左右徘徊、互相指責，何不善用危機、推動經濟改革，為下一代找出嶄新的前行路向？

於是，平時連架都吵不贏兒子的洪雯，決定參加是次立法會選舉，希望藉此把她的「彌合之路」傳播開去，「看看能不能有人，可以和我產生共鳴、跟我一起踐行」。

被問及當選後會否辭去現有地產商工作全職從政，洪雯坦言仍在思考當中。一方面，她是以個人身份參加選委選舉界別選舉，代表的是所有香港人的利益，而非個別界別；另一方面，她相信地產商是社會非常重要的持份者，無論土地問題有多嚴峻，都不應把他們排除在外，而是該把他們帶進共同解決問題的群體。但她強調，如果兩種身份出現衝突，她將毫不疑慮地選擇香港整體利益，因為她的初心就是想為香港做些實事。

洪雯有信心，能夠善用她對國家和香港的認識，與社會合力，塑造一個更為均衡、多元的經濟模式，從而打開死結，讓 「二號香港」得到新的發展動力，與「一號香港」齊頭並進。作為母親，她希望讓每個孩子實現自我價值；作為政策研究學者，她希望讓各個階層都能共享香港繁榮；作為港漂，她希望讓五湖四海的人才都能以港為家、安身立命。

立法會選委界其他候選名單，請參閱《香港01》選舉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