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不平等｜社會不平等足以「致命」　誰人需要為個人健康負責？

「健康不平等」是個很難引起大家關注的概念，因為對於不少人而言，「健康」是自己的事，「不平等」則指向社會地位和資源分配，兩者之間看似沒有什麼關聯；然而，「健康不平等」卻又是真實存在並嚴重威脅著不同階層的問題。倫敦大學學院流行病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健康公平研究所聯席所長Michael Marmot（馬穆）所著的《致命的不平等：社會不公如何威脅我們的健康》，就用多年的實證研究支撐「個人健康」和「社會地位」之間關聯，而中大健康公平研究所上周二（11月16日）發表全港首份《健康公平報告》也顯示，社會的不平等，就會帶來健康的不平等。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健康」意指「生理、心理與社會層面的安適，不僅只是免於疾病或衰弱的狀態」，這是個人生存的基本權利之一。

《世界衛生組織憲章》開宗明義點出：「不分種族、宗教、政治信仰、經濟或社會條件，享受最盡可能高水準的健康，是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則更具體解釋：「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福祉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著、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1978年《阿拉木圖宣言》開始提出「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思想，強調不同政府部門和社會持份者都應該以「健康」作為社會發展目標，而前者更應該把「健康」作為制定政策的主要考慮因素。

不過，理想很美好，現實很殘酷，因為大多數政府都不太願意直接承認個人健康會受社會因素影響，直到近年才有所改善。從事「健康不平等」研究逾40年的馬穆，根據多年實證數據提出「社會梯度」（social gradient）框架，認為社會地位與個人健康呈現正比關係，即社會地位越低的人，健康狀況也越差。他在最新出版的中文版《致命的不平等：社會不公如何威脅我們的健康》一書中，詳細了解釋了有關概念。

一般人大概會以為，「社會梯度」框架比較適用於貧窮國家，因為當地缺乏乾淨食水，衛生環境較差，醫療水平也有限；然而，即使是在發達地區當中，也非人人都能公平享有豐富物資和醫療資源，所以健康程度也有所差別。

馬穆曾於2008年接受英國衛生部長邀請進行「健康不平等」調查，他於兩年後出版「馬穆報告」，提出六項政策目標：給予每個兒童一個好生活的開始；令所有兒童、青少年、成年人都能發揮所長、掌控生活；為所有人創造公平就業和良好工作機會；保障所有人的健康生活水平；發展健康而可持續的社區；加強預防疾病。

香港貧富懸殊極為嚴重，去年人均生產總值已經超過4萬美元，位列全球排第十五位，但同時有超過165萬名貧窮人口，創2009年有紀錄以來最高。馬穆也對香港的「健康不平等」問題頗感興趣。他所在的香港中文大學健康公平研究所，上周二發表全港首份《健康公平報告》，指出本港新移民、少數族裔、低收入家庭等弱勢社群，更容易被延誤診斷及治療，且在就業、教育、經濟保障、健康及社會服務使用方面也更易受到影響。

常見的例子是，居住在資源不足、空間狹小環境的人，健康狀況較差，且會直接影響下一代。例如中大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院長黃仰山曾在過往研究中發現，住屋負擔能力較差者，較易形成較大心理壓力，可導致精神病和身體調適負荷過重，荷爾蒙失調和皮質醇偏高，患上心血管疾病風險增加。

由於弱勢社群所能直接獲取的社會資源較少，按理說他們更需要整個社會的健康支援，可是，他們得到的往往是最少的。健康的不平等增加了他們患病致貧的機率，貧窮又讓他們難以獲取必須的營養補給和宜居舒適的居住空間，因貧致病，又阻礙了他們進一步的發展。種種因素相加，基層更加難以維持健康的生活水平。

《健康公平報告》還指，2020年爆發的新冠病毒疫情無疑加劇這種不平等，因為經濟環境迥異，基層比富裕群體更易染病，健康狀況也相對更差。中大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鍾一諾的研究解釋，與疫情相關的健康不平等，大多是與醫療之外的社會生活與經濟活動因素更為相關。畢竟，隨著醫療科學的進步與公共衛生知識的增加，人們的健康狀況有機會大幅改善，但是健康並不只局限於醫療，因為醫療系統只佔一個人健康因素比率的20%，而社會經濟因素如教育程度、收入、社區支援等所佔卻高達40%。

世界財富與收入數據庫（WID）本月發布的香港貧富懸殊的研究報告顯示，香港在過去的40年，收入不均問題愈加嚴重。研究指，自回歸後，本港收入最高1%者工資總額，高過收入最低50%的人，即他們掌握更多香港收入。而有別於香港一直以來採取的用收入作為單一標準訂立貧窮線，馬穆認為處於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人，會有不同程度的需要，政府應該據此分配資源，回應不同社群的不同需要，給窮人給予適切援助，但這不代表健康不平等只與政府做什麼有關，而是需要政府、學者及知識、社區三角合力，拋開窮人不值得健康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