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澤厚的西體中用看中國的未來走向

中國哲學家李澤厚月初（11月2日）逝世的消息，在海內外華人知識界、思想界、文化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動，許多人感嘆一個時代結束，紛紛緬懷和紀念1980年代。當下中國很多人可能並不認識李澤厚，但在1980年代，李澤厚絕對是知識界、思想界、文化界的精神導師和標誌性人物，那時候的大學生、研究生和知識青年，幾乎無人不識李澤厚。

許多文章都曾描述過，1980年代的李澤厚，作品洛陽紙貴，曾啟發整整一代人，他去北京大學座談，食堂就餐時裏三層外三層圍的都是求知若渴的學生。早年在武漢大學讀書時曾經常為李澤厚的文章擊節不已的中國學者易中天回憶說，「在八十年代初那個春天那個花季」，李澤厚「風靡了神州顛倒了眾生」，「每有新作發表，朋友間都要奔走相告，我們甚至特別喜歡他的那些『小文章』」。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哲學系教授陳來曾在《評李澤厚》中寫道：「李澤厚先生是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最富有原創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學術思想影響廣泛波及到人文社科諸多領域，他的很多思想論斷至今大家仍耳熟能詳、津津樂道，此可見其思想魅力之大。更難能可貴的是，李先生是一位以思想為生命的哲人。」

無需贅言，作為公認的重要哲學家、美學家、思想家，李澤厚的歷史地位早已確立，他的思想主張將持久地存在於歷史長河之中，留待世人評說。今天筆者嘗試點評李澤厚生前一個很知名很受爭議的主張——「西體中用」。當年「西體中用」一經提出後便爭議不斷，包括易中天在內的許多知識人都提出過質疑，但李澤厚一直堅持己見，不論是接受採訪還是在自己後續作品中，他都多次為「西體中用」辯護。

李澤厚曾多次表示，他的「西體中用」本是針對「中體西用」、「全盤西化」(亦即「西體西用」)而提出的，既然「中體西用」、「全盤西化」仍在使用、流行，那為何他不可以用「西體中用」呢？李澤厚這個自我辯解是有一定道理，但仍然欠缺說服力。一是因為「中體西用」、「全盤西化」雖還在使用，但早就缺乏市場，充滿歧義，含義模糊，今天理當引以為戒，為何還要再去重複前人的謬誤，而不是徹底跳出過往的認知誤區，重新構建一套話語體系？二是因為李澤厚所闡釋的「西體中用」雖確實富有洞見，但還是含糊其辭，並不完全準確，容易被誤解。

眾所周知，「中體西用」是晚清政治家、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的著名主張，主要指以中國傳統文化、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核心是君主專制）為立國之本，以來自西方的自然科學、科技為補充、方法或工具。甲午中日戰爭、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早已證明張之洞的主張是錯誤的，哪怕張之洞對於中國傳統的態度有可圈可點之處。至於「全盤西化」主張，自然更是經不起推敲，既看不到西方社會的深層問題和西方文化的適用性，又看不到中國文化的生命力、價值和人類文化多樣性的意義。像民國時期以鼓吹「全盤西化」聞名的陳序經，不論他多麼倡導西化，終其一生，他自己的為人處事、生活習慣，都還是典型的中國人。

李澤厚不同意「中體西用」、「全盤西化」，故提出「西體中用」，但他賦予了「西體」、「中用」新的內涵。不少未認真讀過李澤厚作品的人，一看到李澤厚的「西體中用」，可能會認為李澤厚是一個大右派或者是以西方為師的自由派，但其實並非如此簡單。在李澤厚筆下，「體」是指人民大眾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因為這才是任何社會生存、延續、發展的根本所在」，「西體」則是指脱胎於西方的以科技、工業生產為主要特徵的現代經濟。李澤厚將此稱之為經濟前提論。這和李澤厚一生所倡導的吃飯哲學、「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四順序說其實是一脈相承的。熟悉李澤厚主張的人都清楚，早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李澤厚就堅持認為製造-使用工具是人與動物的分界線，是人類的基本特徵和社會存在的本體。這是受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唯物主義的影響。

坦率說，李澤厚將人民大眾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作為本體，倡導發展經濟和生產力，的確非常有道理，切中了1980年代中國社會的要害，與當時鄧小平等高層的政策主張不謀而合。但是以「西體」來指稱發展經濟和生產力的現代化則值得商榷。「西體」容易被聯想到「西化」，而「西化」一詞早已高度意識形態化，難免徒增無意義的口水戰。

以科技、工業生產為主要特徵的現代經濟確實源自西方，但這只能代表過去，不代表未來，以後是否還長期由西方來定義、主導現代經濟尚待觀察。應該看到的是，興起於西方的以高耗能、高污染為特徵的工業文明和資本主義全球經濟體系日益受到質疑，正面臨嚴重的資源和環境瓶頸，早已到了全面反思和改進的時候，人類社會期待出現新的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而且傳統中國同樣不乏重視衣食住行等人民物質生活的思想，比如《管子》的「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孟子》的「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史記》的「民人以食為天」。有鑑於此，將體現人民大眾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現代經濟直接收窄為「西體」，恐怕並不那麼準確、嚴謹。

至於「中用」，李澤厚提出「轉換性的創造」，即因應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型的需要，參考但不照搬西方已有經驗、形式，尋找最適合中國情況的模態和形式。具體而言，李澤厚從經濟、政治、文化三個層面來論述。在經濟層面，李澤厚堅決反對亦步亦趨西方，認為如果中國一切向美國看齊，重複資本主義的道路，「有一天都處在今日美國的境地中，那將是人類的一大災難」。

他說：「儘量掌握好個體與群體、私有與國有、個人發展與共同富裕、保持國家主權與參與世界經濟的各種不同的適宜的『度』，以儘可能地避免今天資本主義世界的各種嚴重風險和弊病，便是極為重要的課題。在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國目前還有這種現實的可能性，其他國家如東歐、前蘇聯以及非洲等等大都已踏上『全盤西化』的不歸路了。如何把握住這個時機，走出一條對人類前途至關重要的新路，是非常值得珍視的。」應該說，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日益帶來嚴重貧富分化、人的異化、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經濟危機的當下，李澤厚的經濟觀點依然是未來中國應該努力的方向。

在政治層面，李澤厚的「中用」是指參考、吸取西方民主經驗教訓的同時，結合中國實際情況，逐步改革，創造適合於中國的新形式政治。相比於經濟層面，李澤厚說，「在政治上我更不贊同盲目崇拜和模仿西方，應該看到，像歷時多年、損失慘重而久久不能糾正的越戰錯誤，便發生在美國的民主制度之下，至今美國，金錢仍然嚴重影響着司法審判的公正，輿論、報刊、電視等各種媒體仍然為某些經濟-政治勢力所主宰、控制，並不『民主』、『自由』」，中國若「在缺乏嚴格的程序控制和強有力的行政效能的保障下，實行今天美國式的民主，很可能將蹈『文化大革命』時的那種大民主實際是大破壞、大搗亂從而大失敗的覆轍」，「從歷史(二千年及近百年)經驗和現實情況看，中國竭力避免的最可怕的潛在危險和最壞的前景是『四分五裂打內戰』，一打內戰，便一切全完，也就根本談不上什麼現代化」。

不得不說，李澤厚對於政治民主的認識是比較審慎和務實理性的，他認為當下中國缺乏立即實行美國式民主的條件，應該有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並認為中國應該探索新形式。這也是他和一些激進右派或自由派的觀點區別。當然，李澤厚對於政治民主的描述有失籠統、模糊，而且由於受制於他那一代知識人對於西方選舉民主的迷思，縱使他反覆主張中國應該探索新的形式，但終究還是未能完全跳出選舉民主的束縛。當代中國自當汲取西方民主的教訓，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建立一套實實在在對人民負責卻不民粹的民主機制，給人類另一種可能。

在文化層面，雖然李澤厚比較推崇西方，並且傾向於以歷史唯物主義和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民主、科學來審視中國傳統，但正如中國大陸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哲學博士陳明所言，李澤厚「有國情意識，有家國情懷」，「主體意識比較強」。

李澤厚曾寫過：「在商品經濟所引起的人們生活模式、道德標準、價值意識的改變的同時，在改變政治化的道德而使政治成為法律的同時，在發展邏輯思辨和工具理性的同時，卻仍然讓實用理性發揮其清醒的理智態度和求實精神，使道德主義仍然保持其先人後己、先公後私的力量光芒，使直覺、頓悟仍然在抽象思辨和理論認識中發揮其綜合創造的功能，使中國文化所積累起來的處理人際關係中的豐富經驗和習俗，它所培育造成的温暖的人際關懷和人情味，仍然給中國和世界以芬芳，使中國不致被冷酷的金錢關係，極端的個人主義、混亂不堪的無政府主義、片面的機械的合理主義所完全淹沒，使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高瞻遠矚地注視着後現代化的前景。」

總之，李澤厚體認到千百年積澱下來形成的中國人「文化心理結構」以及中國傳統文化對於「避免今天美國生活方式中的種種弊病」的作用。

平心而論，李澤厚的「中用」總給人一種彆扭、不確切的感覺。論道理，「用」是指方法、工具、運用，「中用」自然是以中國的東西作為方法、工具。但去讀李澤厚關於經濟、政治、文化的「中用」，明顯有一種雜糅的錯亂感，要說的太多，既是中國又是西方，很難簡單說是「中用」。比如，李澤厚說的經濟層面「中用」是指參考西方的同時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新形式，這裏到底是中是西？李澤厚的思想主張歷來以折衷調和、另闢蹊徑著稱，喜歡從各種不同的觀點中兼採所長，為我所用。他的「中用」便是如此，或許因為過於追求折衷調和，以至於含義太不確切。事實上，李澤厚自己也曾說過：「的確，『體』『用』這對詞是中國古典哲學的傳統術語，含義模糊，缺乏嚴格的定義或規範。」既然如此，與其給人一種模稜兩可的錯亂感，讓人不知所云，不如跳出舊有話語體系，另尋思路。

但除此之外，李澤厚對於人民大眾衣食住行的重視，參考西方經驗但不盲目崇拜的務實態度，強調中國實際情況並轉換性創造新的經濟、政治形式，對於未來中國走向依然具有啟發意義。他一生治學所展現出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開放態度，嘗試打通馬克思、孔子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康德（Immanuel Kant）所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兼容幷蓄、融貫中西的努力，將一直是世人獲取智慧的應有之義。李澤厚未完成的思想工作，包括什麼才是適合於中國國情的新經濟形式、新政治形式、新文化形式，正是今天中國人所要繼續思考探索並應該超越前輩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