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月大女嬰亡後驗出70處傷　港府必須加緊完善保護兒童安全網

一對同居男女蕭國偉和柯靜雯自2019年1月受託照顧友人約22個月大的女兒Heiley，涉嫌多次用藤條抽打及掌摑對方，甚至以狗鏈綁腰，把她獨留家中。至同年6月中旬，Heiley有天身體不適，送院搶救後不治，驗屍時發現身上有70處新舊傷痕，頭部更有多處深層瘀傷，而且體重只有8公斤。警方調查時發現，蕭國偉和柯靜雯的通訊紀錄出現「打X到佢仆街」及「啱啱我差啲殺咗佢」等等殘暴不堪的對話。兩人上周五（10月15日）在高等法院承認一項虐兒罪，案件押後至明天（10月19日）進行求情。儘管案件駭人聽聞，但香港虐兒問題並不鮮見，而特首林鄭月娥只在最新一份《施政報告》承諾立法建立強制舉報虐兒個案機制，而未有加強其他強化保護兒童安全網的配套措施，恐怕並不足以杜絕悲劇再生。

還要犧牲多少個小生命？

Heiley悲劇發生之前一年半，即2018年1月，香港才出現一宗被警員形容為「香港開埠以來最嚴重的一次虐兒案」——當時5歲女童臨臨疑在家中遭親父陳海平及繼母黃曉彤長期虐待致死，身上被驗出133處傷痕，遍佈頭部及四肢。事後陳、黃被揭虐兒情節喪盡天良，例如幾乎每天都會虐打臨臨及其8歲胞兄，包括以藤條抽打、用拖鞋摑面、用剪刀插胸；直到今年4月中旬，兩人雙雙被判謀殺罪成囚禁終身。

案件一度引起全港譁然，也觸發很多完善保護兒童機制的討論，最終也促使特區政府成立民間已經爭取了20年的「兒童事務委員會」，並在公營小學推行「一校一社工」；可是，這兩三年來，虐兒個案仍然頻生。根據社會福利署統計，在臨臨不幸離世以來的2018年、2019年及2020年，仍然分別錄得1064宗、1006宗及940宗虐兒個案，其中身體虐待的案例由493宗減少至389宗，而疏忽照顧則由237宗下降至201宗，但性侵犯卻由297宗增加至313宗。

每每發生虐兒悲劇，社會總有聲音認為問題源於法律阻嚇力不足，例如未有全面立法禁止體罰，也未有強制要求舉報虐兒個案。

對於「全面立法禁止體罰」，著實是個不小的難題，因為它挑戰了華人社會根深柢固的教育觀念——包括「棒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嚴師出高徒」等等，以為體罰和嚴厲管教有助糾正兒童的偏差行為，能夠培養他們成材。不過，已有愈來愈多研究表明，體罰無助於教育，例如美國猶他大學兒科教授Antoinette Laskey曾於第43屆聖地牙哥兒童及家庭虐待國際會議中指出，沒有研究支持使用體罰有助改善兒童行為的說法，相反體罰很容易升級至暴力水平，對兒童造成身體傷害，甚至破壞親子關係，令管教更加困難。但更棘手的是，由於「體罰」與「虐兒」往往只是一線之差，相信社會難以就「體罰」釐定統一標準，假如連輕微的「打手板」也不被允許，恐怕不會被大多數家長所接受——哪怕大部份虐兒個案都是由體罰開始，而家長往往低估其對子女成長的長遠傷害。

應用「寧枉勿縱」態度杜絕虐兒

至於「強制要求舉報虐兒個案」，總算迎來一絲曙光。法律改革委員會上月初（9月10日）發表《導致或任由兒童或易受傷害成年人死亡或受到嚴重傷害個案》報告書，建議在《傷害人身罪條例》當中增設「沒有保護罪」，以加強對16歲以下兒童或16歲以上易受傷害的人——包括長者和殘疾人士的保護。該罪涵蓋與事主同住成員、與事主有頻密接觸，以及對事主有照顧責任的人——包括父母、監護人以及承擔事主照顧責任的機構，如沒採取合理步驟防止或制止虐待可負上刑責；如事主受嚴重傷害，最高可監禁15年；如事主死亡，最高可判監20年。特首林鄭月娥剛於《施政報告2021》確認當局正在擬定立法建議，以建立強制舉報虐兒個案的機制，同時加強有關工作者識別虐兒的培訓，預計新一屆立法會可以審議。

法改委的報告出爐後，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曾經跟進討論有關事宜，當時政府跨政策局工作小組建議，強制舉報機制應涵蓋教師、醫護人員、社工等七類專業人士，而社區保姆、寄養家長、補習老師等不應受制。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解釋指，如果法律太過嚴厲、涵蓋範圍太廣，可能導致機制被濫用，甚至適得其反，例如一些非專業人士可能見到蛛絲馬跡便上報，執法部門或會因而浪費大量人力物力去處理非緊急個案。社會也有相關聲音，認為舉報者本身需要承擔一定風險和壓力，又擔心個案上報後當局很難應付云云。

香港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黃翠玲近日接受《香港01》訪問時表示，十分贊成建立強制舉報虐兒個案機制。她分析指，過去10年裡，虐兒呈報個案整體呈現持續上升的趨勢，證明過往的虐兒行政措施指引力度不夠，的確需要透過立法實現有效監管。她強調，香港虐兒問題嚴重，當局應該用「寧枉勿縱」的態度去杜絕，而立法時更應訂明清晰指引，當相關人士有合理懷疑時就應在指定時間內舉報，如經專業童工調查發現是誤會，則根本不會進入司法程序，不至於冤枉無辜。她也提醒，「強制舉報機制需要和行政措施相輔相成，才能達致效用」，例如有相關人士舉報個案後，政府如何保障舉報者免受報復，又如何即時作出恰當反應，根據判斷分析個案的危機程度，並根據評估結果進行有效分流，全都需要做好規劃。

主動負責任保護兒童福祉

畢竟，有逾七成虐兒個案的施虐者是受虐者的父母、家庭成員和照顧者，受虐兒童難以主動保護自己，施虐者更加不會主動投案。如果政府把責任推卸給法庭之後便認為萬事大吉，恐怕未必能建立起完整而有效的安全網。這意味著，做好保護兒童工作，必須行政、立法及教育等多管齊下。正如黃翠玲所指，出現虐兒問題的家庭中，父母本身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情緒問題、精神疾病、濫用藥物等——針對這類「高危家庭」，政府應積極改善他們的育兒觀念和技巧，多加宣傳正面管教的信息。

澳洲政府早於2009年推出的保護兒童框架《Protecting Children is Everyone's Business》，值得港府參考，當中清晰指出虐兒責任不再局限於施虐者，而是延伸至公共政府，以及各持份者單位；當局更就此立家庭與社區服務部作專責機關，以強化社區的輔助功能，向家庭提供多元支援，包括優質幼兒照顧服務、改善親職技巧等課程。無可否認，香港也有不少機構提供類近教育，但大部份項目非政府資助項目，不但無以為繼，而且不少項目更因經費問題，以及宣傳力度不足，造成覆蓋率低，虐兒預防的果效也因此受到削弱。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港府一直認為虐兒屬於「家庭問題」，所以不願增撥資源推行具針對性的保護兒童政策。然而，根據防止虐待兒童會（ACA）2017年的統計，虐兒個案當中，有49%涉及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有50%與經濟困難及適應新環境相關，另有42%離不開父母的婚姻及情緒問題。這幾乎可以勾勒出香港虐兒情況的主要輪廓——家庭存在經濟或婚姻等問題，心力交瘁的父母難以分配足夠時間妥善照顧兒童，加上各種壓力誘發他們出現負面情緒，而在缺乏正確管教觀念的情況下，他們往往使用不當方式對待子女——難怪有人會形容，受虐兒童就是病態社會的犧牲品，而這病態社會當中，則充斥着不少虐兒迷思。

政府的存在，就是主動「醫治」社會的「病態」，而不是放任「病態」繼續擴大，因此，政府絕對需要擔起保護兒童免受虐待的責任——一方面要致力促進社會變革、改善民生問題以紓緩普羅大眾的生活壓力，從少減少所謂「家庭問題」；另一方面則是強調「普及預防」的重要，盡可能及早識別有需要支援的家庭，而不是單純依靠悲劇發生後的「回應式」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