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精英化過猶不及　資助模式忌短視近利

港隊在東京奧運穩奪至少一金兩銀，全城喝采。獎牌除了證明個人運動技術高超，更能凝聚民心，提升香港在世界的形象。香港跟隨世界各地趨向精英化的運動政策，集中發展優勢項目。然而，不少體育界別中人提醒體育精英化切忌過分，以免顧此失彼，或令運動員心態扭曲，只為留住資源而競賽。

在花劍選手張家朗奪得香港歷來第二面奧運金牌後，政府體育專員楊德強向傳媒表示體育撥款不設上限，如果兩項運動同時取得成績又達一定水平，政府同樣大力支持，又指出不會因為一次成績就特別投放資源在某個項目。

楊德強也許說出資助準則的一面。透過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的收益和撥款，香港體育學院（體院）投入精英培訓範疇的金額穩步上升，2019至2020年度的開支為約5.79億元，是2005至2006年度1.31億元的四倍多。現時的精英項目和精英運動員以計分制度、按國際大型賽事成績評定資助水平的安排也相當明確，但與此同時，若果運動員未能取得佳績，他們以至所屬運動的資助就有機會被削減。

這種資助模式，外界或許認為是自政府在2002年決定體育精英化的時刻開始。那年固然是分水嶺，但我們應追溯至1982年，即香港體育學院的前身銀禧體育中心成立之時。因此，精英化的進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即1982至2002年，以及2002年至今。

首階段：1982至2002年

第一階段精英化主要涉及設施投放和選取項目。銀禧體育中心初期資助九項精英體育項目，到1991年改名為香港體育學院，並於1995年設立四級制資助制度。另一方面，政府在1990年成立康體發展局，推出「重點發展體育項目」，被挑選的羽毛球、游泳、滑浪風帆和足球等獲得政府額外資助和技術支援，運動員亦可以優先使用政府訓練設施。之後數年，康體局持續更新資助準則，但體育總會和其他團體不盡滿意，於是在2001年引入計分制度甄選體院精英資助項目。也就是說，計分制早在訂立精英化的目標前已存在。

在此期間，運動員參與國際賽事屢創佳續，例如在1990、1994和1998年亞運分別奪7、13和17面獎牌，在1993、1997和2001年東亞運動會分別奪11、5和7面獎牌，還有傳頌至今的1996年奧運滑浪風帆金牌，佐證體院和康體局的支援漸見成效。

回歸之後，因應康體局被揭財政混亂，其角色又與康文署重疊等因素，政府重整體育政策，在2002年發表《生命在於運動》報告書，正式訂下精英化、普及化和盛事化的體育政策目標。當中，精英化是指「展示在本地及海外的大型國際體育賽事中的競爭實力」，核心繫於「精英資助評核準則」。體院改組並直接負責精英培訓，取代康體局在該方面的職能，而康體局在2004年亦告解散。體院根據新成立的體育委員會的建議甄選精英體育項目提供支援，甄選準則沿用計分制度。

次階段：2002年至今

體育精英化自此進入第二階段，主要涉及設施改善和運動員生涯發展。首先，體院獲政府撥款重建，政府亦興建啟德體育園和將軍澳單車館等場館，透過盛事來增加精英出賽機會。第二，為回應公眾對運動員的學習和退役生活的長久關注，政府增加港將升學和退役前後的支援。例如近十多年來數次注資香港運動員基金，設立項目為合資格運動員提供教育資助，向合資格退役運動員提供現金獎勵。又例如體院自2014年起與本地大學合作，容許全職運動員延長大學修讀年期，亦會讓體院提名全職運動員入讀，退役轉型的難處較以往低。

體育委員會持續按評分機制調整精英項目名單和精英運動員資助。現時所有項目均有資格加入計劃，惟項目在評核計劃中達到一定分數才有級別，每四年檢討一次。B級為7.5至10分，項目可獲體院提供一定支援。A級為最少10分而且要成為奧運或亞運項目，可獲體院提供全面資助的訓練計劃、總教練、運動科學及醫學支援及運動員發展計劃，更有B級項目欠奉的專屬場地。要達致最高的A*級，運動員需要取得奧運參賽資格，或在奧運會、亞運會或世界錦標賽中得獎，而有關項目可獲額外資助。現時羽毛球、單車、乒乓球及滑浪風帆被列為A*級。

在精英化的第二階段，接受體院培訓的運動員愈來愈多。在2020至2021年度，體院就上述三個級別體育及殘疾人體育項目培訓2,224名運動員，當中524人為全職運動員。的確，單計奧運成績，香港相比其他國家地區仍然較少，但其實香港在殘奧、亞運和東亞運的表現相當亮麗。由2001年起的三屆東亞運，香港共摘下179面獎牌，在2009年那屆更為東道主。香港在同期五屆亞運，獎牌一屆比一屆多。此外，不少港將在所屬項目世界排名前列。

以國際參賽資格、排名、獎牌來評定運動項目和選手的資助水平，好處是簡單直接，驅動健兒力爭上游，符合精英化的目標，而批款的體院也可用客觀標準交代資源分配。

精英化去得太盡？

不過，近年陸續有退役或年資較深的現役運動員質疑資助政策令精英運動培訓愈趨功利。對運動員來說，項目打進A級相當重要，除了運動項目的支援充分得多外，運動員亦獲保證在四年資助周期內每月得到「精英訓練資助」。資助額按大賽規模和成績釐定，例如依照「精英訓練資助評核準則」，奧運或世界錦標賽獎牌得主每月至少獲約4.1萬元，訓練期間毋須擔憂生活。相較之下，B級項目運動員只能個別申請審批資格。

而且，如果各級項目在資助周期中沒有運動員達到資助條件，該項目將會被剔除在精英資助計劃之外。如果大賽排名低至「精英訓練資助評核準則」下的丙級，運動員每月平均資助額可以僅得1.15萬元。在此制度下，爭標變成運動員維持資助的手段。

三年前，退役港隊空手道搏擊運動員張均樂在受訪時坦言，體育項目教練會盡力訓練最有機會奪標的運動員，以維持項目資助，但高強度訓練容易傷害運動員身體，有隊員甚至反過來因為受傷而要退賽。

張均樂不是唯一一位對此不滿的人。日前，2009年東亞運港隊足球隊前鋒、去年退役的陳肇麒在祝賀港隊東京奧運佳績之餘，勸告政府勿「有獎牌先資助，冇獎牌就冇資助」，更自言有親身感受，相信是因為足球在1998年就因為精英計分制下不合格而被剔出體院資助。

但要數到最深感受的，或許是今屆港隊體操唯一代表石偉雄。他在2018年雅加達亞運說出賽有壓力，「因為體操要留在體院，要先攞牌，才可以留在精英項目」，最終他奪得金牌。今屆奧運他被視為奪標熱門，但最後失手而且排名第12。他和整個體操隊必須在其他大賽許勝不許敗，否則項目就有降級的危機。

精英化的體育項目資助制度也許有其合理之處，而運動員懷有功利想法，其實不是什麼歪念，只是制度下的生存策略。但長此下去，香港可能只剩下個別優秀項目長存，諸如跳繩和棒球等非精英項目或者新興項目則容易陷入「沒有資源—沒有獎牌」的惡性循環。這類運動員往往要兼顧工作和訓練，而且面對場地不足，連醫療和出外比賽的費用也要自付。此等困境容易令運動員流失，錯過被發掘潛質的時機。

期待出現的第三階段

制度化的運動員精英培訓在1982年體院運作後建立，並在2002年革新，把精英化納入體育政策。在運動員的努力和各界鞭策下，政府着力解決運動員的訓練和生活問題。同時間，精英訓練亦浮現一些不良後果，值得體育部門反思。當奧運結束後，政府要繼續改善精英培訓環境，助他們往後出賽，更幫助香港整個體育大業承傳下去。

首先，政府和體院要具備長遠眼光，如果某個項目值得長遠發展，就不應因為一時挫敗而大削個人和項目資助，尤其對於名次稍遜的運動員，不論排名是上升還是下降中，相應的個人資助要能滿足生活，毋須急於找全職、兼職工作餬口。第二，政府應提拔有機會奪取佳績的新興、非精英項目，給予青年運動員在體院或者其他機構資助和專門訓練，期望早日參與大賽，建立亞洲以至世界地位。

在斟酌資助模式以外，政府要引導奧運帶起的熱潮到不同運動，也就是普及化。以往滑浪風帆、單車、乒乓球奪牌，社會都興起一輪學習風，但熱情隔幾年就變淡。與其眼巴巴看着劍擊重蹈覆轍，政府應構想大眾參與運動如何可以持之以恆，除了增加體育設施以外，長遠還要檢視學生課時和工時，增加市民空閒時間，真正達致全民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