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還可以悼念「六四」嗎？

今天是「六四事件」32周年，也是《港區國安法》生效後首個「六四事件」紀念日。不少人感慨，如今要在香港悼念六四，似乎已非易事，例如警方早前以疫情為由反對支聯會在維園舉辦燭光悼念集會，而短暫重開的六四紀念館亦被食環署「查牌」，較早前更有親中聲音呼籲當局取締堅持「結束一黨專政」綱領的支聯會，質疑它帶有「顛覆性質」。究竟，香港人還可以悼念「六四」嗎？

事實上，在香港悼念「六四」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如今為何顯得困難重重？

自《港區國安法》生效以來，要求「平反六四」、年年在維園發起大型燭光悼念集會的支聯會，便成為輿論焦點。例如有聲音認為，以「結束一黨專政」為首要綱領的支聯會，具有「顛覆性質」，涉嫌觸犯《港區國安法》。

無可否認，該項綱領的確具備一定爭議，若在國家執政一方看來，更難免衍生負面聯想。因為按照《港區國安法》第6條和22條，支聯會作為香港的機構或組織，「不得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亦不得參與實施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行為」——倘要「結束一黨專政」，或意味要「推翻共產黨執政」。不過，「支聯會」是否具備顛覆性質，真的能夠如此簡單斷定嗎？

事實上，全稱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支聯會，成立初衷正是基於當年港人對內地學生的道德關懷及國家發展的關心，32年來都秉承「和平、理性、非暴力」精神堅持表達「平反六四」的訴求；即使是在「港獨思潮」開始萌芽的過去十年，當年輕一輩以及激進勢力紛紛提倡與「六四」切割的時候，支聯會也仍頂著被批「行禮如儀」的壓力，堅持「六四」的事，是國家的事，也是香港的事。至於被指具備顛覆性質的「結束一黨專政」綱領，其實也非支聯會成立初衷，原意更非要直接介入北京政治，只是基於對國家政治體制的侷限認識才會形成意識形態偏見，但多年來除了叫叫口號，根本未有採取任何非法手段和武力付諸實行。

可以說，支聯會的性質和行為，與那些「打擦邊球」的本土派組織、甚至那些名正言順的「港獨」組織，有著天淵之別。若問年年出席支聯會舉辦悼念集會的香港市民，相信也沒有人會認為自己參與的是意圖推翻中共專政甚至顛覆國家政權的行動。如果特區政府就此把支聯會當作「具顛覆性」組織、把支聯會舉辦的悼念活動視為可能威脅國家政權的顛覆性行動，那不但過於簡化問題，而且等同扣港人帽子，或會因而再次破壞央港之間的互信。

必須指出的是，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非常危險，無奈香港多年以來卻是深陷其中。

首先，無論是支聯會抑或香港市民，要求「平反六四」，並不等同「推翻中共」。「六四維園燭光集會」是香港為悼念1989年天安門被軍方鎮壓死難者而舉行的年度悼念活動。而「六四事件」之所以發生，是因為部份深受西方思潮影響的內地知識份子和大學生認為改革開放初期的官倒和腐敗等社會問題，是由於改革開放的步伐過於緩慢，並藉由在1989年4月15日天安門廣場發起大規模悼念胡耀邦逝世活動，要求國家盡快落實民主、自由，並為此開展為期兩個月的示威、集會和絕食活動。

可惜，中央和知識份子就政體改革路線的分歧愈拉愈大，運動後期更開始出現「打砸搶」等非理性行為；雙方爭持不下，事件最終在6月4日演化成流血鎮壓的悲劇，死傷人數至今仍然成迷。一場以「愛國」為初衷的運動，最終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而且從此鮮少被官方提起——這著實令人憤慨，亦難怪香港市民念茲在茲希望當局能夠重新評價這場重大歷史事件，還那些愛國青年一個公道——無可否認，有人或會基於對「民主自由」的曲解和執念，認為必須「推翻中共」才能真正告慰亡魂；然而，在更多香港市民看來，「平反六四」是一份再基本不過的人道關懷，背後並不牽涉任何政治鬥爭，更無意要顛覆國家政權、破壞國家穩定。

其次，可否繼續悼念「六四」、可否繼續要求「平反六四」，與支聯會能否繼續合法存在，也是兩回事——前兩者是人道問題，後者則是法律問題。所謂「不知者不罪」，假如已經沿用多年的「結束一黨專政」當下經已觸犯《港區國安法》，政府一方面應清楚解釋有關理據，並給予支聯會重整綱領的機會。與此同時，支聯會也應放下意識形態偏見，重新認識國家及其執政黨，切勿意氣用事。

事實上，《港區國安法》第4條及第5條也分別規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在內的權利」，以及「任何人未經司法機關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多年來合法存在的支聯會，同屬這些條文的保護對象，按理並不應該在被判罪之前就被看成非法組織。

因此，比起「打壓」支聯會，香港政府更應該正視支聯會背後的愛國內涵，另一方面，政府應向市民闡明《港區國安法》和選舉改制的制度理念，讓市民清晰理解本土分離主義無路可走，只能夠在「愛國者」的框架下推動「循序漸進」的民主普選，讓社會適應「新的民主習慣」，這樣才能真正疏導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