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運動員・下｜從投機主義到產業化 體育政策亟需改革
東京奧運會尚餘不足100日開鑼，特區政府早前破格出手購入電視轉播權，交予五間電視台免費播放，讓港人觀看這場新冠肺炎之下的國際盛事。港府看似十分重視體育，但實際上，很多政策都令體育從業員無以為繼—最典型的例子，當數自2002年提出「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方針之後，當局眼中就只有「精英化」，資源不斷傾斜，導致「體育運動」被制度二分化。
無可否認，「精英化」制度的確有較大機會為香港帶來殊榮，當局投放更多資源也無可厚非。問題是，不少「非精英項目」其實也有精英運動員，他們同樣背負「香港隊」之名為港而戰，卻一直無法獲得應有的支援。《香港01》訪問了三位非精英項目的運動員，讓他們親自訴說作為非精英項目運動員在港發展的困難；並與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霍啟剛及體育學者雷雄德對話，一探資源分配不均的因由。
運動是人人都應平等享有的權利，運動從業員可以共同創造「奧運夢」。若政府重視本地體育，不應只把特定項目「精英化」，而是給予每項運動適當支援，讓有潛質的運動員擁有成為「精英」的機會。
承接上文：香港運動員・上｜「非精英」運動不值得推廣嗎？「你是政府的話，為什麼要提供資金予非精英項目出國比賽？」香港浸會大學體育、運動及健康學系教授雷雄德接受《香港01》專訪時反問。言下之意，難道非精英項目就不值得政府資助發展嗎？
體育學者雷雄德：深信體育具社會功能 凝聚社會展現軟實力
雷雄德解釋，自己只是從學術角度研究香港體育文化，又指不少人尚未釐清香港體育制度。根據《基本法》第143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體育政策。民間體育團體可依法繼續存在和發展。」按照《基本法》的條文，香港所有體育團體均被定義為「民間團體」，包括港協暨奧委會。他認為，作為民間組織，體育團體與政府沒有任何關係，「其實香港足球隊參加奧運，並非代表香港，這個概念大家都搞亂了，他們是代表香港足球總會。」由於每個國家或地區只能派出一隊作賽，因此政府將機會交予總會。
雷雄德認為這是殖民地時代留下的政策，《基本法》保障香港市民可自由參與有興趣的運動，並非政府決定市民玩哪項運動。在這個框架下，政府名義上並無責任主動向每一項在香港發展的運動提供資助；但殖民政府留下的政策框架，不代表要一直保留，若政策不符合香港的現況，政府有責任適時調整。
現時香港市民對體育的需求比殖民地年代有所提升，也有不少非主流體育項目在香港發展不俗，重整體育架構有其必要。再者，《基本法》列明政府有責任自行制定體育政策，政策應令民間組織可依法「存在和發展」。政府依照《基本法》讓非精英運動組織「存在」，但在缺乏資金的情況下，根本無從「發展」，因此，根據《基本法》，政府也有責任提供協助。
投機主義掛帥重經濟效益 體育發展有如走進「死胡同」
《基本法》的條文未清晰要求政府必須資助所有體育項目，但「教育」的責任卻不容推卸。雷雄德認為按政制框架，政府未必有需要提供資金予任何體育總會，包括精英或非精英運動，但政府有教育的功能，「政府有責任教育及栽培市民，推廣體育有其作用，例如踢足球可提升鬥志、堅韌性、團隊合作，身體都會變好，這些全都為社會慳錢。」他續指，體育有社會功能，可推動社會向前，而且體育體現一個地方的軟實力，可凝聚社會。
「但政府的公帑應如何分配給13個政策局？這要問政府。我們作為體育人當然希望政府可以提供多些資金，但作為香港小市民，衣食住行每樣都需要錢。」
雷雄德表示，政府區分精英與非精英運動，只是分配資源的機制，但這個術語對推廣體育文化沒有幫助。事實上，政府看重的並非促進身體健康、訓練團隊精神等功能，而是獎牌為社會帶來的利益。雷雄德提及1996年滑浪風帆選手李麗珊贏得奧運金牌，當年全城哄動，甚至有大批市民到長洲旅行，「這是基於身份認同，政府更視為穩定社會的工具。」換言之，獲獎機會較低的運動被定義為非精英項目，是因為這些項目對政府而言沒有幫助，故此「放棄」發展。
香港體育政策反映的不只是政府的「投機主義」，還有社會的價值觀，問題癥結則源於教育。雷雄德表示，香港的教育制度被政府的政策量化，學生及家長只着重學術成績，體育變成不重要的一環。再者，政府重視經濟效益，期望只把資源投放到「精英項目」，就有較大機會獲得更多回報。但雷雄德指出，「體育文化不成熟的地方，經濟效益往往較少。」換言之，政府推動體育文化必須具有宏觀的視野，並非只推崇某些運動項目。
他建議，若要全面推動香港體育文化，可參考英國做法，將推廣體育事務交由多個政策局負責，例如體育與教育有關，政府可將推廣責任分派到教育局。
然而，雷雄德認為香港的體育發展已進入「死胡同」，「體育文化對社會別具價值，如果連社會的管理層都不明白這些價值，這個地方的體育發展相對沒有前途可言。這是有少許無奈，因為體育文化對社會是好的。」
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霍啟剛：政策過時發展滯後 普查重訂改革方向
香港體育發展走進「死胡同」的原因，往往是因為政府訂立政策時出現的老毛病─缺乏方向。事實上，政府投放在體育的資源不少，未計興建啟德體育園及康體設施的開支，單計體育界的經常性開支，政府每年均會撥款約50億元。那麼，為何非精英運動總是缺乏資源發展？
「可能問題就是用了這幾十億，最終達到什麼？不如看一下KPI（關鍵績效指標），考量是不是用得其所。」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霍啟剛接受《香港01》專訪時指出，政府給予體育界頗多資源，但問題在於政府希望將體育推到哪個層面。
霍啟剛表示，「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的體育政策早在十多年前定下，在訂定政策時，政府對於體育界持份者、政策發展方向及年輕人的興趣都不太了解，簡單而言，政策沿用至今已過時。
因此，體育政策所需的並非微調，不只是增加撥款或興建啟德體育園等基建，而是了解市民及體育從業員的需要。霍啟剛認為，若要為體育政策或資源分配的機制作出調整，政府應先做普查，了解市民喜歡哪些運動、哪些體育項目具發展優勢等，「看看什麼運動可以多加推廣。我大膽提出，可否利用人口普查，五年一次，可以清晰看到（體育）趨勢在哪裏。」如此一來，政府更掌握民意，了解市民對於非精英運動及新興體育的喜好。
霍啟剛表示，近年留意到閃避球、躲避盤等新興運動冒起；另外，新加入奧運及亞運競賽項目的運動如滑板、攀岩、電競等，都是時下年輕人較感興趣的項目，「從普及化的角度而言，應否提供更多資源讓他們發展呢？」
他又指出，不少非精英項目漸獲國際關注，「我們是否可以早點提供資源，聘請更好的教練，培養更多運動員，讓該項目在其他國家冒起前『先飲頭啖湯』？」政府在推行或改革政策時總會出現一種弊病─拖延症，但體育界的競爭卻分秒必爭。霍啟剛表示，若再過五至十年，該項目已在全球普及，香港運動員要有成績變相會更困難。
提倡體育「產業化」 擴闊精英項目指標
現時的運動員資助制度主要由獎牌主導，非精英或新興項目難以獲得足夠資源發展。然而，霍啟剛認為，現時的精英項目制度是必須的，但因資源有限，難以平均分配。不過，港府應擴闊運動員及體育總會申請資助的指標，不應以獎牌為依歸，「我們選擇精英項目時能否更彈性？很多體育總會擔心沒有足夠資源、沒能力聘請教練。」他舉例指，雖然英國亦以獎牌為本，但他們會考慮該項運動能否在草根階層普及、國家發展潛力，甚至國民體格等。政府根據詳細研究，訂立發展方向，「例如精英項目的目標清晰，就是獎牌。非精英項目的要求不是拿多少分，可以是將運動普及化。」
此外，霍啟剛認為，讓運動「產業化」可幫助非精英運動開拓更多資源。他指出，大家不應該停留在討論資源不足的問題，若政府可提供的資源有限，更應該思考如何「做大一點」，從現有的資源衍生更多資源，「產業化」是其中一個方法。他表示，欖球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七人欖球賽為欖球總會帶來可觀的收入，運動員更可獲商業贊助，取得更多資源訓練及推廣，其他運動亦如是，「政府透過民政局支持體育發展，民政局看的是補助項目，但產業、商業運作則是商經局負責，這個思維可否打破？他們能否共融？」
體育項目難以自負盈虧，歸根究柢，政府必須先了解體育界的版圖，重新訂立發展方向，「現在的問題是體制很固定，不會變。但世界正改變，有很多新興體育冒起，有很多範疇尚未有定局。世界走得很快，你不支持他們是很難發展的。」
上文節錄自第266期《香港01》周報（2021年5月24日）《 體育資源分配嚴重不均 「非精英」運動不值得推廣嗎？》。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