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港新勢力．一｜香港新方向—— 正在有機生長的「草根力量」
「改革」，「求變」，似乎是今年香港的關鍵字，儘管它們早已在各地政局頻密出現，但之於香港，仍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尤其是當反修例風波過後，中央先後出手制定《港區國安法》和修改香港選舉制度，有人消極認定香港從此一落千丈，也有人積極相信有望促成良政善治——實際結果仍然有待時間驗證，而接下來的選委、立會及特首選舉，或可見端倪。
「愛國者治港」原則已被確立，原有的政治格局也被打亂，無論建制還是泛民全都面臨重整——前者亟待打破既得利益糾纏，後者急需回歸務實理性——在此變動時期，不少新生力量正蓄勢待發，有的是傳統政黨的接班梯隊，有的是不為人知的政治素人，有的是向來不問政事的港漂群體。他們的出現，將會給因政治爭拗而疲軟的香港注入怎樣的元素、帶來怎樣的「港人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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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務實、生命力——打開「香港新方向」的網頁，看到他們的文章，這些感覺便會撲面而來。這樣的觀感，或許也是他們的個性及態度。「我們辦講座場地費用都是大家AA（制）的⋯⋯即使阿Paul是主講人，都要付錢，哈哈哈。」香港新方向的創辦人之一劉暢笑着說。他口中的「阿Paul」王宇，同為創辦人，亦是團體中法律專業的召集人。
這個無資金、無資源、無背景的「三無」團體，是由一群來自五湖四海、各行各業，生活在香港的人組成，於2019年10月創立，並在一年多的時間中迅速發展。其建設性的政策發言，逐漸出現於本港公眾視野之中，獲得不少關注。橫空出世的香港新方向究竟是一群怎樣的人？有着怎樣的志向抱負？
代表所有以香港為家的人
去年7月，香港新方向開始撰寫疫情相關文章，直擊政府抗疫漏洞，並提出了不少建設性建議。爾後，有關本港政治、法制、產業等議題的文章陸續面世，落款則始終是「來自五湖四海、各行各業的一群人，矢志成為內地和香港之間真誠交流和信任構建的發聲平台，倡導有為政府，打破資本壟斷，為香港尋找一個新方向」。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如此神秘的新方向，究竟是何等人物？他們代表怎樣的一個群體？
這要從香港新方向的成立說起。劉暢是一間新媒體文化傳播公司的創辦者，於2008年來港讀書。「2008年在香港經歷的兩件事，是我一輩子都忘不了的。」劉暢表示。2008年是「悲喜交加」的一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震撼與北京奧運會的驕傲在同年發生。對於香港而言，2008年亦是刻在「香港大事記」中的重要年份，在這一年，港人對中國的認同感達到巔峰。
據當時民調，有95%的港人曾為四川地震捐款。那個時候，劉暢剛到港數月，他清楚地記得，無論是在校園的大屏幕，還是外面的茶餐廳電視機中，都在滾動播放災區的新聞。「當時的社會氛圍，就是『自己家出事』的感覺，人們都在對着屏幕中的新聞流淚，沒有『你來自哪裏』的區分。」不同社會團體的募捐隨處可見，劉暢不止一次地看到有人將錢包中所有的錢都放入了募捐箱：「這對我而言非常震撼⋯⋯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喜歡上了香港這座城市。北京奧運會時，我們全校的同學一起迎接聖火，觀看直播，歡呼雀躍。當時在討論區中看到的，都是對中國奪冠、升國旗的自豪。」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很難不為之動容。劉暢選擇了留下來，工作、成家，也有了小朋友。在這座他喜歡的城市生活的過程中，他也逐漸發現，在社會的表象之下，隱藏着許多問題。「當你在這裏，每個政策決定都會影響到你的生活。而我們遇到的問題，也正是所有香港人會遇到的問題。」他舉例，如有了下一代後，便要考慮小朋友的讀書問題，但他發現，香港的托育政策並不完善，沒有足夠的全日班去「解放」需要返工的雙親。奇怪的是，香港實行鼓勵生育的政策，卻無基本的配套。要知道，不是每個家庭都有能力、願意聘用家傭，況且，照料下一代並非只是家庭的責任，更是政府乃至整個社會的責任。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劉暢指出：「這些問題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你甚至不必刻意去研究房屋、醫療、教育等政策，它本身就與生活緊密結合。每當遇到不合理且未被解決的問題時，我會去思考，去探討原因及解決方案。」
王宇是執業刑事律師，巧合的是，他與劉暢同年來港，亦感受到當年的社會氛圍。不同的是，由於職業的需要，看新聞、了解政策是王宇的「每日必修課」。「我學的是法律，工作是刑事案件，每天都要看新聞—因為很可能某則新聞中的當事人，日後會成為我的客戶。」他開玩笑道，「我們的行業，天然與政策掛鈎，如2019年的反修例事件，其實就是法律領域的事情。但從2008年到現在，歷經國教、奶粉事件、傘運這些事，人們的認同、歸屬感呈螺旋式下降，愈來愈離心⋯⋯我們便開始思考：到底怎麼了？」
對法律從業者而言，2019年的社會運動帶來的衝擊是相當大的。王宇指出，當矛盾不斷升級，無論是身體還是觀念上的衝突，都在逐漸兩極化，這是所有人都未曾經歷過的。「我是做刑辯的，但也正因如此，我才深知香港是一個沒有什麼暴力因子的社會。從動口不動手的狀態，演變到每星期的街頭暴力，令我覺得，似乎在那些時刻，法律是有真空狀態的。社會突然分陣營了。我們充滿疑問，也會去思考原因。於是，我們這些來自各個行業、跨背景的人，在下班後會聚在一起討論，分享看法。」
是的，無論是生活經歷中難以避免的「與政策打交道」，還是當社會氛圍緊張時進行的追問與反思，都是任何在香港生活，以香港為家的人會面對的。而香港新方向代表的，正是這樣的群體。王宇真摯地說：「我們在香港十幾年了，我們也是香港人。其實大家不必將內地人與香港人區分開來。我們當中確實有內地成長背景的人士，但同時，我們亦是以這裏為家的香港人，想發出自己的聲音。」
與「同路人」一起有機生長
如上文所述，一個沒有政黨、資金等背景的團體，就這麼慢慢地發展出不同的部門，也擁有了許多會員及「同路人」。他們像是具有生命活力的樹木，正在以有機的方式成長、發展着。他們習慣於稱有意加入他們的、或志同道合的人為「同路人」，意在攜手走過未知的路，通往美好的願景。
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任何在香港生活的人都受到了很大的波及。「當時產生最多的感受，就是無力感、掙扎感，以及對政府處理的不滿與失望。但是，在無力與失望以外，我們並未放棄希望——我們對『一國兩制』的希望一直都在，而我們心中那個多元、包容的香港，也一直都在。」劉暢憶述道。由此，他們希望建立一個組織，能夠在困局中為香港提供新的方向——這便是「香港新方向」這個名字的由來。從一開始的十幾個人，到愈來愈多人加入，他們這才發現，原來有這麼多志同道合的人。
香港新方向是一個較為垂直的組織，除了執委會、會員外，還有一些「同路人」。新方向在各個地區建立了「地區互助群」，也就是街坊之間守望相助的群。在2020年初，香港爆發新冠肺炎疫情。得知內地來港學生的口罩嚴重不足後，香港新方向內的業界人士及地區街坊群聯繫了在港學生組織，開始為學生捐贈口罩。爾後，香港經濟下滑，導致畢業生在尋找實習及工作時遇到很大困難，香港新方向又號召其內部各個行業的專業人士，為畢業生介紹工作實習機會。同時，專業人士亦會舉辦政策或知識普及的講座，如王宇便經常擔任法律知識分享的主講。
在這樣的過程中，吸引了街坊、學生、志同道合者的同行。當被問到香港新方向組成人員的背景時，劉暢思考了一會兒，似乎很難用三言兩語表述：「我們的組成很有意思，從『00後』的『小朋友』，到六七十歲的長者；有剛到港兩年的港漂，也有土生土長的本地人；有對香港比較了解的內地人，也有了解內地的香港人⋯⋯」
「自然而然」是劉暢和王宇在講述香港新方向籌建過程時，使用最多的詞。剛開始，只限於一些志同道合好友的聚會討論，隨着愈來愈多的「同路人」加入，香港新方向亦開始探尋新的方向。除了垂直的組織構成是有機發展外，橫向的功能分區也是有機生長的。「我們的組成，是根據在發展壯大中的實際需要產生的，而非一早設定好的。」劉暢表示。
王宇認為，「有機生長」的方式最「貼地」，也更貼近社會，腳踏實地。在一步一個腳印的前行過程中，他們秉持的，是「能幫一點算一點」的本心。「先不要講那麼多高屋建瓴的內容，我們先做的是最基本的事情，在做事的過程中，透過同路人反饋的不同需求，再逐漸建立我們自己的部門與功能，如當大家關心抗疫政策時，我們做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的研究分析。」
至於前文提及的「活動參與AA制」，劉暢解釋道，首先，草根團體確實沒有經費來源，只能用「眾籌」方式舉辦活動。而之所以採用「AA制」，亦是為了傳達一個態度——聽講座，學習專業知識，是大家共同想做的事，理應一起分擔財務。同時，這種方式會令每個人有「自己是一份子」的參與感。
對於一些成熟、資歷深厚的政治、社會團體而言，香港新方向更似一間年輕的初創公司，大家因着共同理想走到一起，白手興家。雖然一切都處於探索階段，更無資金與大台，但這避免了因被組織結構推着走而失掉個人價值感、創造力的困局。
「yes or no」背後缺方案及論述
人們開始「站隊」，社會逐漸「歸邊」，同時，對於政策的討論，似乎也僅停留在表面——支持或反對。香港新方向希望帶出更有深度、更有意義、對社會更有價值的全民性討論。劉暢指出：「現在很多政策討論的焦點在於『yes or no』，這樣的話，社會便不會進步。無論如何表態，都應有一套論述—同意的話，請講出好處；不同意的話，請給出更佳方案。」他認為，智慧並非只來源於某一個人或是某個政治團體，而是民眾。而政府在作出決策時，並無全民性質的討論，恰恰是忽略了這一點。
一方面，全民討論可為政府施政找到改進方向；另一方面，也會延續市民對關於自身生活的政策的重視。劉暢表示：「香港新方向想要為香港帶來良性的政策討論，為香港的未來提出一些方向性建議，希望令民眾重燃熱情—政策性的熱情，令每個人都能夠參與到社會的進步當中。」
王宇對此表示認可，然而，他亦認為，吸納民意固然是前提，但民意也需質素保障。「有質素」的民意，並非只是做選擇、判斷題，而是要確保答題者掌握足夠的信息以做分析。當政府未能提供足夠的信息量、只是拋出題目時，民眾的選擇、討論便只會流於形式。「所以，當我們在倡導全民大討論時，更希望透過香港新方向的平台，提供給大家足夠的資訊、資料及分析。」
香港新方向有着自己的研究部門，根據不同的議題分為六個小組：政制改革小組、房屋政策小組、教育及青少年發展小組、社會福利小組、產業經濟小組及醫療平權文化小組。有趣的是，這些研究小組的構成，不僅有專業的研究院與從業者，亦包括對此領域感興趣的其他非專業成員。劉暢解釋道：「我們始終認為，一個人的智慧是有限的。除專業人士外，加入第三方視角十分重要，可提供普通市民的觀感與意見。這樣的思維碰撞會打磨出有趣的成果，也更符合市民實際需求，更易向公眾解釋。」
王宇坦言，香港新方向的政策研究及方案並不能達到專業學術報告的水平，卻是以市民的實際需求為出發點，採用「由問題去找答案」的思路進行政策研究。他們會在學生、地區街坊、專業人士等群體中做小型問卷、小型訪問、線上線下交流會，以收集大家最關心的問題。在尋求相關學者、研究機構、行業人士的意見後，研究小組會做討論及分析。
當香港新方向關注的議題領域逐漸拓寬，他們意識到，香港現時缺乏對未來方向的論述。這亦意味着，香港新方向的政策方案研究需要指導思想來進行更高層面的討論。劉暢稱，香港新方向的初心是改變香港，為香港找一個新的方向。「但要如何去做呢？」他自問自答，「我們不確定走哪條路才能實現，但並不排斥去嘗試不同的路徑。」
王宇表示，透過組織自身的不斷進化和成員們對社會的思考，香港新方向現階段的目標是希望香港能夠進入有為的管治。他亦直言：「如此一來，參政、議政、參選就變成了無數路徑中的幾種。我們保持思維的開放，希望能夠多方位、多維度地達致目的。然而，無論是為香港找方向，還是實現有為管治，都是不易的，亦不是一兩個人當選議員就能夠完成的——當然，這條路可能會比較有用，但也只是路徑之一。」
有為管治下毋須「調解員」
香港新方向當中，不少成員有着內地的成長背景。劉暢認為這亦是香港新方向的優勢所在：「我們熟悉內地的政治話語體系——這正是很多香港市民所欠缺的。香港目前並沒有合適的機構或平台，能夠令香港民眾了解國家對重大政策、事件的解讀，而我們希望自己有能力幫助傳達這些信息，並在此過程中建立互信。」
但他同時指出，當實現了良好的港人治港及有為管治，本港年輕人有了出路，社會問題得到了解決之時，便再無需要「中間人」了。王宇表示認同，並表示香港新方向的志向本來並不在於做「調解員」，但當港府管治能力欠佳，導致社會矛盾激化，香港新方向亦不介意去扮演「中間人」。但最終，港人治港、有為管治才是解決這些問題的答案。
對於陸港兩地的矛盾，王宇認為，這只是本港深層次社會問題爆發過程中的產物。他舉了一個簡單易懂的例子：就像一個人「爆暗瘡」後，去美容院清理表面的暗瘡只是治標不治本，應做好身體內部的調理。「同理，在香港不斷爆發問題的過程中，兩地矛盾只是一個表象，不要停留在這個表面的現象上而不繼續追問。」。
劉暢表示，為鞭策政府改善管治思路，應為其設立KPI（關鍵績效指標），以考察其施政效果。「自選舉制度改革以後，政府有了很好的施政環境，所以要展現出其施政能力。始終，香港自己的問題還是要靠自己來解決，這才是善治的核心。」
上文刊登於第265期《香港01》周報（2021年5月17日）《治港新勢力蓄勢待發》。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