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區議會．五】 條例列明職能：不應討論政治議題
2019年反修例風波過後，中央政府祭出重磅的《港區國安法》，特區政府因而提出《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草案》，當中要求包括區議員在內的公職人員必須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預計下月中旬恢復二讀。
在高度政治化的香港，不少人認為此舉旨在打壓乘反修例之勢全面翻盤的民主派區議員，有人甚至堅拒宣誓毅然辭職。這着實耐人深省，作為肩負社區治理重擔的一員，究竟是政治表態重要，還是民生實踐重要？至於掌握「生殺大權」的特區政府，主宰區議員命運之時，究竟應該以政治立場「一刀切」，還是實事求是地容許更多「愛國能者」參與社區治理的工作？
《香港01》就此專訪四位政治光譜截然不同的區議員，看看他們歷經多次政治震盪，對「社區治理」有何反思。
反思社區治理系列報道六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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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例運動所帶動的政治氛圍不僅造成社會撕裂，也令專責「由下而上」反映市民意見的區議會漸漸失去原有功能。建制派及政府將矛頭直指民主派區議員，認為他們經常在議會上越級討論政治議題，令議會難以討論民生議題；民主派則怪罪於建制派及政府，指他們對民主派帶有偏見，令民主派無法順暢地執行職務。事實上，今屆區議會不尋常的狀況乃三方共同造成，無一方可推卸責任。
確實，作為一名議員和從政者，總不可能摒棄自己的政見，就如張景勛及葉梓傑所言，每人各有從政理念，區議會絕不可能完全「去政治化」。但根據《區議會條例》第61條，區議會的職能只限於處理區內福利、公共設施與服務、地區工程與社區活動，以及地區發展計劃，即使民主派區議員滿有抱負，但依然須遵守法例賦予議員及議會的權責。
政賢力量主席蘇祉祺接受《香港01》訪問時表示，雖然每人都會有自己的政見，「若沒有的話是不正常」，但這是個人的想法，以區議會的公共平台作政治表態，無疑超越了區議會的功能，「若平常在活動中說服街坊、選民支持自己的政治理念，是沒有問題的。只要他們不使用公共平台作政治表決，不衝擊區議會的正常運作就可以。」若民主派議員在區議會上繼續使用原有的「抗爭方式」，無視區議會規條，只會增加政府對區議會的不信任，更難接納由民主派議員提出的建議。
去除黃藍偏見力求合作
在今屆區議會中，「黃」、「藍」之間的衝突愈發明顯，即使民主派議員討論區內的民生議題，有建制派議員也會提出質疑。不只建制派，政府部門亦然，歷屆區議會鮮有出現的官員離場事件，竟在短短一年內發生超過40次以上，其後政府亦更改內部指引，列明官員可以不出席越權的議程。但何謂「越權議程」，則由政府部門單方面決定。因此，若區議員提出全港性議題，即使內容包括不少區內事務，官員也可以直接拒絕出席會議。
蘇祉祺表示，這個現象源於區議會多次在會議上討論不符合區議會職能的內容，令議員與政府人員間的互信程度下降，甚至完全失去信任，「但我覺得，如果區議會是在討論職能以內的事，他們離場是絕對不應該的。」
蘇祉祺亦坦言，區議會在這個情況下難以運作，令區議會失去應有的行政支援，嚴重影響香港地區治理。他認為，區議員應專注討論區內事務，若要討論全港性議題，也應將範圍縮至當區事務，例如區議員若希望討論失業問題，可以將角度轉移至區內的失業人口。因為民政事務專員受職權限制，無法處理全港性議題，將範圍縮小，可令專員容易處理。
民主派區議員有責任調整議事內容的同時，建制派及政府亦應該改變他們對民主派議員的態度。民主派議員同樣希望能夠透過區議會反映居民的訴求，當中並非每人都着重於表達政治理念。
同為代議士，民主派及建制派議員應有適量的溝通和合作，在民生議題上達成共識。政府亦要放下對民主派議員的成見，認真從議員的口中了解市民的需要，修補與市民溝通的斷層，方有利於地區管治。
政府應先妥善收集民意
區議會是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溝通橋樑，雖然現時區議會「泛政治化」及出現議員政見衝突的問題，確實破壞了市民與政府間的溝通，但歸根究柢，也是因為政府無法妥善收集民意，甚至在地區政策施行前未有諮詢區議會，才令市民對政府產生諸多不滿，須藉由選舉投票作政治表態。
蘇祉祺向記者坦言，香港回歸二十多年來，政府在收集民意這方面做得極度不足，「在上傳民意、下達施政理念時做得不暢順，就會造成誤解、矛盾。」他表示，每次有大型公共政策推出後，都會有很多市民反對政策，證明政府沒有做好諮詢工作。
蘇祉祺指出，要了解民意，並非只做民意調查便足夠，而是要好好利用地區組織、區議會等渠道探測民意，「聽完後未必百分百可以做到，但起碼可以知道訴求是什麼、需要做什麼，即使做不到，也應該向市民解釋清楚。」但政府卻很少為自己無法順應民意作出解釋，為此，蘇祉祺認為政府多年來的表現都是「不合格」。
諮詢委員會人手不足
其實，政府在地區層面有各種諮詢委員會，但蘇祉祺指出，這些諮詢委員會最大問題是人手不足，「一個人要開七八個諮詢會」，令他們沒辦法身兼多職，「為什麼不可以有更多的賢能之士，有不同年齡層、階層的人加入這些委員會？」他表示，大多數諮詢都流於形式，未能在政策制訂前與市民取得共識。「政府應廣納人才，尤其是年輕人，他們會上街是因為沒有方法表達訴求。」蘇祉祺認為，年輕人有建設性思維，可為地區治理盡一分力。
政府在抱怨區議會經常越權、影響地區治理的同時，其實應自省有沒有用心聽取各區議會的意見，先收集民意，再制訂政策。在社會氣氛低迷的時候，政府及區議會都應「還原基本步」，從地區治理開始，重獲香港市民的信任。民主派去年底召開記者會，列舉官員離場次數及被指越權的議程等數據。
上文節錄自第262期《香港01》周報（2021年4月26日）《反思社區治理— 香港需要怎樣的區議會》。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