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擊假新聞 提升全民媒體素養
經歷反修例風波與新冠肺炎疫情的香港，陷入「後真相時代」的泥潭—「不管事實，立場先行」。在立場的遮蔽下，很多假新聞如病毒般在社交平台上傳播，加深了社會撕裂。民主社會需要理性對話，而對話的基礎正是對事實的正確認知。被假新聞充斥的社會難言有真正的民主，反而會釀成民粹和暴力。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早前宣布成立「事實查核中心」，冀借科技和學術的力量打擊假新聞，推動全民媒體素養的提升，助香港重回理性。
去年底，英國第四頻道（Channel 4）播出一條特別聖誕文告—「英女王」竟然在發表文告時拍TikTok影片，對着鏡頭手舞足蹈。事後才知道，原來這並非真正的女王，而是利用「深度造假」（Deepfake）和人工智能（AI）配置，將女王的面孔安在其他演員身上，真正跳舞的是演員而非女王。電視台的初衷是想針對數碼時代的假新聞提出「嚴正警告」—我們過往相信的眼見為實，如今可能是AI技術下的假象。
「視頻一定真實過相片，相片一定真實過文字，這些理論已經不成立了。」香港浸會大學新聞與社會研究所總監、事實查核中心聯席主任李文說。
——挑戰——
AI助力假新聞 社交媒體加速傳播
Deepfake不過是假新聞借助AI技術的一個例子。事實查核中心數據分析員、研究助理王鳴昊就指出，學界和業界早已開始研究AI製造假新聞的現象。「你可能聽過機械人寫作，機械人可以寫財經新聞、體育新聞，也可以寫假新聞。」他表示，「無論是機械人傳播假新聞，還是煽動製造輿論，其實已經不是一個新的話題了。」
在技術巨變之下，「假新聞」出現了很多類型的「變種」，市民很難憑常識去識別和判斷。傳統定義裏，「假新聞」指報道不實。隨着媒體生態的變化，「假新聞」涵蓋範圍擴大，除基本的事實錯誤，亦涵蓋將事實脫離語境、拼接資訊的新聞；為例證觀點而將事實加之以煽動性語言的新聞；以及信息出處不明、難被證實的新聞。例如上文所指的英女王跳舞，就是最後一類；若非電視台聲明此為「假女王」，觀眾沒接觸英國王室，僅憑肉眼，又怎能求證？
除了技術的發展之外，還有社交媒體的強勢崛起，也為信息環境帶來更大的挑戰。「假新聞」雖然有新聞兩字，但並非一定由傳統新聞媒體製造。「據初步的證據來看，社交媒體的假新聞問題多過傳統媒體。」李文說，「雖然專業媒體有時候也會出錯，但社交媒體的嚴重性、迫切性更強，更需要我們盡快去強調和解決。」
社交媒體為何成為假新聞傳播的「溫床」？首先，社交媒體已經成為民眾生活的主要信息來源。香港浸會大學2018年發表《香港媒體數碼發展報告》，當中的《香港數碼媒體用戶調查》（下稱《調查》）指出，四成半香港市民會通過社交媒體獲取新聞資訊，而Facebook是獲取資訊的主要平台。《調查》總結道：「社交媒體分享已成為香港市民最常接觸新聞資訊的渠道之一。」
其次，假新聞的特徵直指人性弱點，在以「人」為主體的社交媒體上跑得更快、更廣。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曾在2018年發表研究報告《真新聞與假新聞的在線傳播》指出，在Twitter上，假新聞被轉發的可能性比真實新聞高七成，而假新聞的傳播速度是真實新聞的六倍。李文分析道：「假新聞通常寫得好juicy（生動）、好新奇，可以滿足大家的好奇心，轉發機會自然更大。其次，可能很多人覺得轉發這些東西無傷大雅，大家都是這種心態，『轉下轉下』就出了個group（群組）。」
李文舉例，他的太太在WhatsApp群組裏看到一篇帖文，指國家氣象局稱今年為「史上最冷春節」，「除夕氣溫跌至零下」，經中心核查，得出該帖文的說法錯誤，是一則假新聞。「可是，後來竟然有些在英國的朋友傳這條帖文給我，說香港『好凍』，叫我小心。你可以見到整個傳播速度有多快！」李文歎道。
轉發、傳播假新聞是否真的「無傷大雅」？當然不是。從個人角度而言，資訊影響人的行為和決策，錯誤的假新聞容易導致個人作出錯誤決策；從社會角度而言，事實真相本是民主社會理性討論、達成共識的基礎，而假新聞的流行令社會陷入集體的信任危機，最終導致民意的極化和社會撕裂。
新冠疫情期間，就有不少市民基於假新聞作出錯誤決定，例如去年3月的「搶米潮」。不少東南亞國家因應疫情推行出口禁令，有謠傳越南、泰國等地將會暫停對港供應食米，雖然商界人士、消委會齊齊澄清，但依然出現多區民眾恐慌性囤購食米、超市貨架被搶購一空的情況。
而民意撕裂在前年的反修例風波中已體現得淋漓盡致。無論是黃營言之鑿鑿卻缺乏實際證據的「太子站打死人」事件，或是藍營中指控示威者「收錢上街」、有女性提供性服務等未審先判，假新聞無疑都在為香港近年政治化的社會火上澆油。
——機會——
機械對抗機械 核查力求透明嚴謹
資訊科技日新月異，假新聞變化多端，難以辨認；社交媒體崛起加速假新聞傳播，造成社會恐慌。在泥沙俱下的後真相時代，事實查核中心又能如何為香港社會重建信任，達成共識？
「用機械對抗機械。」王鳴昊回應道，他說的是他開發的大數據平台，用於收集香港主流社交媒體上的訊息數據，目前只供中心內部使用。這個平台能夠根據熱度指數、流行度、時間、增長率和情感指數，將各平台的討論熱度、輿論熱點呈現出來，再通過「機械學習」的方式將新聞進行分類，讓機械挑出一些「近期可疑內容」。他表示，運用AI技術，可以有效減少查核員的重複勞動，以此提高整個中心篩選假新聞的效率。
王鳴昊繼續介紹道，除了幫助篩選假新聞外，這個平台更能以時間軸方式展示出一些話題關注度和相關度變化，以此展示出一個話題的「傳播節點」和傳播網絡。「學界和業界已發現有一些重要節點在廣泛傳播。這個節點可能是真人，也可能是機械人，大部份是機械人。」王鳴昊解釋，通過傳播規律去找到這些「特別重要、特別危險的節點」，有助識別「假新聞機械人」，從而對抗假新聞的機械寫作。
王鳴昊又表示，這個智能平台依然處於開發階段，亦面臨着很大困難，因為優化機械算法需要數據。國外已有不少學術研究，發布了很多虛假新聞的數據庫，但都是以英文為主。
「中文的假新聞數據庫很少，而廣東話的數據庫就更加沒有了。」李文無奈歎道，「就算我們做了個AI軟件，但AI沒得學習，不明白假新聞的規律，就發揮不了作用。」因此，現在的事實查核中心依然以人力工作為主，以機械輔助人力查核。
但若是人力查核事實，其實與新聞記者的工作十分相似，為此，記者不禁問起兩者的區別。「我們不是想取代你們記者的工作！」李文開個玩笑後補充道，「光有傳統新聞機構的記者已經不行了。」他分析，記者的本職是報道事實，但報道中不會提供自己核查事實的過程；記者亦更關心現實事件，很少會就社交媒體去進行調查，但由於社交媒體已成為假新聞的「重災區」，所以中心專門核查社交媒體上的信息。
事實查核中心經理曾姿穎補充道，現時傳統媒體的公信力亦在下降，「大家對於記者這個工作其實好critical（挑剔），好skeptical（懷疑），甚至是cynical（譏誚）。」相對而言，由學術機構營運的「事實查核中心」較為獨立，運作流程相對透明。
如何可以做到公開透明？曾姿穎解釋，所謂的透明，體現在架構組成及核查流程。在架構組成部份，「中心網站要列明資金從哪裏來，整個架構、成員的簡歷要公開，甚至要申報『利益衝突』和政治傾向」；而在核查流程部份，「撰寫報告時要提供準確的信息來源，理想情況下，公眾可以跟着報告自己完整做一次同樣的事實核查，得到同樣的結論」；而公眾利益亦是核查中心在挑選「被核查說法」時會考慮的部份。團隊正在籌備國際事實查核網絡（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的認證，該組織是全球認受性最高的事實核查聯盟，提供了一套事實核查的守則，其中最為核心的就是「透明」。
在這種工作原則下，事實核查報告圍繞被查核的說法，會展示查證過程，最終得到結論—完全真實、部份真實、完全虛假或無法確定。
事實查核中心執行編輯陳璁以一則關於疫苗的核查報告作為例子。早前，「連登討論區」上有網民稱「47名已施打過中國疫苗的中國工人在烏干達確診新冠肺炎」，以此質疑中國疫苗的有效性。這個說法涉及了兩個關鍵事實：是否有47名中國工人在烏干達染病？工人們事前是否接種過疫苗？陳璁以中國駐烏干達大使館的官方消息證實，有工人染疫，並確認了染疫工業園的地點。又以烏干達衞生部的官方公告找到接種過疫苗的工業園區，最後用Google地圖比對。
「我們發現染疫工人的工業園是在烏干達首都的南部沿湖位置，而打過疫苗的工業區其實是在首都的北部內陸，兩者距離有40公里。」陳璁說。
這樣的證據，看似已經足以推翻這則新聞的真實性，但事實查核中心更為嚴謹。他們不能排除工人依然有前往40公里外的工業園接種疫苗的可能性，所以，同時參考了內地官媒《環球時報》匿名引述中國醫療隊成員的採訪，當中醫療隊成員表示工人事前並沒有打過疫苗。但由於官媒的信息來源是匿名，所以最後事實查核中心對「工人是否打過疫苗」依然持保留意見，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有工人染疫」為事實，但是，「工人們事前已接種疫苗」則為「無法確定」。
——未來——
媒體生態遽變 更新媒體素養教育
曾姿穎曾經在反修例風波期間進行一項學術研究，發現受眾的個人立場會影響其對記者動機的評估，進而影響對報道是否為假新聞的判斷。研究參與者會先就引渡條例進行表態，然後閱讀一則與自己立場相左的媒體發表的Facebook帖文。條例支持者會閱讀《蘋果日報》發表的帖文，而反對者會閱讀《大公報》的帖文，但兩條帖文的內容和設計完全一樣。
研究結果顯示，條例支持者認為，記者在鼓吹個人立場、試圖影響輿論，因此判斷《蘋果日報》的帖文是假新聞；而條例反對者會認為記者在保護當權者，判斷《大公報》的帖文是假新聞。（見圖）
由此可見，受眾在接受信息時會用自己的立場去預設媒體機構的動機，選擇性不信任與自己立場不同的信息。「有事實都不信，絕對不出奇！」李文說，「好多人習慣看那幾家媒體，信息來源比較固定。無論『藍』或者『黃』，都已經相信了他們那一方的一些說法，告訴他們這些說法不一定正確時，他們不會馬上相信的。」
當社會陷入「立場先行，不管事實」的後真相時代，事實查核中心的出現又能為信息環境激起多大的火花？
李文相對樂觀，相信事實查核中心未來能通過透明度和高質量的報告來建立信任度，最終提高香港社會整體的「媒體素養」。事實查核中心成立伊始，提出了一個口號：「唯真為善，人人有責。」李文解釋道，「唯真為善」是浸會傳理學院的院訓，強調追求真相；而「人人有責」則是希望每一位市民都意識到假新聞的問題，更希望公眾能夠參與事實核查當中。
何謂「人人有責」？過去，當專業媒體作為主要的信息生產者時，需要承擔公共責任，向公眾保證報道時秉承真實、客觀等專業守則。但社交媒體打破了傳統的媒體生產資訊、受眾接受資訊的結構，被動接受資訊的「受眾」亦變為主動接受和生產資訊的「用戶」。傳播角色轉變之下，每位「用戶」應該反思自己手上所掌握的傳播權利及由此而生的「責任」。
「以前的新聞傳播理論裏，專業的傳媒人擔當着守門人（gate-keeper）角色，篩選和傳播信息，現在肯定『唔得』！」李文說，「我們希望更多的受眾能擔當自我守門的角色。」
用戶的「自我守門」，具體而言，可以從兩個方面實現。
首先，在社交媒體上看見可疑新聞時，用戶應該懷抱質疑精神。「這包括信息來源是否可靠，過往記錄如何，是否有所謂的黨派立場等等。如果有（立場）的話，我不是說它一定是假，但就要alert（警醒），特別是和政治有關的新聞，是否應該同時看看另外一方的？」李文表示，市民現時只看一兩家媒體的報道，就會困在自己的「回音壁」中，應該打開眼界，「才能更接近真相」。
李文又指出，民眾亦傾向於相信朋友發給自己的消息，「是不是一定信得過？其實都應該質疑的。」在質疑之後，用戶應該審慎面對自己手中「轉發」的權利，對於未證實的新聞應小心轉發，減少假新聞的傳播範圍。
其次，用戶可以參與到核查工作當中，自己去查核事實。
「你聽過眾籌，我們就是參考眾籌，希望做到crowd sourcing（廣眾信源）。」李文介紹道。現時，事實查核中心開發了一個手機應用程式，市民可以將懷疑不實的新聞通過手機程式上交給中心進行查核；亦可以就正在查核的事件提供線索；更可以查看已發布的查核報告，跟着查核的流程和資料，自己查一次。李文希望，這個程式通過長期的發展和良好互動，可以變成一個擁有專家學者和普通市民的事實核查平台，提高查核的效率。
除此之外，浸大事實查核中心亦會從學術機構的角色出發，通過製作手冊、視頻、開辦工作坊等方式，與教育機構合作，將媒體素養課程推廣至中小學。「媒體生態已經發生巨變，以前那一套已經不夠了。」李文說，「我們需要發展新的媒體素養教育，需要更多人參與。」
上文節錄自第262期《香港01》周報（2021年4月26日）《走訪浸大事實查核中心 打擊假新聞 提升全民媒體素養》。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