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看國家｜如何從抗拒到接納
若說港人對西方抱有一廂情願的幻想，那麼，對內地則是不假思索的抗拒。在內地經濟文化水平遠遠落後於香港時，港人對內地的態度多為「看不起」。然而，隨着兩地矛盾日益激化，港人不再只是「俯視」內地，而是如黃裕舜所言，許多港人對國家產生了「非理智的恐懼」。這從此次疫情中的「恐中」情緒可見一斑，但凡與中國有關的措施、儀器或人員都在社會掀起「腥風血雨」。港人對內地抗拒、恐懼的情緒究竟從何而來？
「全球新秩序中的香港」系列報道四之三
系列文章：
「雙標」態度源於「信仰」
近年，香港與內地的年輕人似乎愈發水火不容。在香港，內地的狂熱愛國人士被揶揄為無腦的「五毛」、「小粉紅」；在內地，打着「自由民主」旗號排拒內地的港青則被詬病為「廢青」、「叛臣賊子」。不止如此，雙方對中美的看法亦南轅北轍。黃裕舜將這些容不得對方聲音的年輕人分為三類群體，進行比較。
第一類群體是兩地的「海歸派」人士。黃裕舜發現，質疑「民主有什麼好」、發表最強硬、最鮮明觀點的，往往是在國外受高等教育、事業有成的內地「海歸」。他沒有將這些人歸結為「被洗腦」，而是認為他們經歷了國家從不自信到自信的過程，海外經歷亦將他們的「愛國」變成本能，令他們感到自身經歷與國家歷史發展交織。而這樣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是海歸派港人所沒有的，他們有的只是對西方虛無縹緲的、 或對自由主義近乎瘋狂的追求。
第二類群體則是在本地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士。他認為，在內地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或許對西方價值懷有浪漫憧憬，但多數會持觀望態度。而受本土教育的港人，在煽動性言論或煽動性政治家的挑撥下往往會被推到對立面上，他們對中央非常不信任，在此基礎上衍生排華情緒，也就是民心未回歸的「後遺症」。
香港「恐中」情緒瀰漫，一部份源於文革時期有部份人逃難來港的歷史原因，其後代對內地會產生天然的、根本的不信任；另一部份則因為近年的社會運動。黃裕舜將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列為第三類群體：「本來，這些香港青年已漸漸覺得內地的生活也不錯，放假會去深圳喝喜茶、打邊爐，看的綜藝節目可能是《中國好聲音》。兩地文化本已慢慢融合，但由於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不少人與內地的心理距離愈來愈遠。反之，在內地未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眼中，是國家給了他們一切。」
由此可見，作為兩地社會發展主要力量的年輕群體，無論有何學歷和經歷，對中國與西方國家都有不同理由的「盲目」，且不想聆聽對面的聲音。曾任香港環境局副局長的民權黨（現已解散）創辦人兼前主席陸恭蕙認為，應放下固執的預判，了解後再談看法。「我任政府官員時，曾見過許多內地官員。常說中國不願承認自己的問題，但反而是這些官員談中國的問題談得最多。他們經常會分享這些問題及解決方案，所以我並不覺得中國人會否認問題（的存在），他們只是有自己的方法去解決。」
香港與內地年輕人對中國和美國的判斷出現嚴重分歧，而這樣的分歧與不同程度的盲目，正是抗拒與恐懼情緒的來源。當「我們不要內地那一套」成為了抗拒的話語標誌，就要理性分析，拷問自己「為什麼」。
無謂的恐懼最可怕
在陸恭蕙看來，恐懼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無謂對錯，但求多一步思考。「你可能會說：『我真的不喜歡內地。』那麼你問問自己：為什麼？若不接受北京的主權，但現實就是如此。況且，在北京看來，你可以內心不接受，但不要來煩我。」她笑言，但馬上嚴肅起來，「你也可以說不喜歡中國的一些政策，那就拿出來討論。我們沒辦法幫每個人回答這樣的問題，所以大家都需要問自己。」她進一步解釋，港人認為內地的價值觀中沒有他們所追求的人權，故懼怕自由受損，希望用普選保護自己—自己選出的領導人定會在北京面前保護香港。但在北京眼中，普選不一定能解決問題，如內地政府並非普選產生，但仍能幫人民提高生活質素，能「交到功課」，這便是「績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在她看來，兩套看法並無對錯高下，但香港人追求民主已變成絕對「追求」。「我們沒得到普選，就會一直覺得北京始終欠我。民主不再是一個過程，而成為了一個目的，得不到誓不罷休。」
黃裕舜認為，除了本身已有的抗拒，還有一些被政客製造的恐懼。他舉例，如此次抗疫過程中，反對檢測、國產疫苗等事件頻發，當中一定包含多年來人們對國家的誤解與偏見，而一些政客刻意製造並放大這種心理，將其煽風點火為「懼怕心理」。他指出：「過去一年中，許多政客都在拼命找自己的生存空間，無論泛民還是建制，香港所有政客都要出來刷存在感、曝光率，從而爭取更大的話語權。然而，對於市民來說，政治恐懼便由此而來。」
不必作出絕對判斷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書中提及中美關係，他認為，在過去近四十年的中美關係中，有着「無意識的融合」—中國向美國出口低附加值產品，美國則賣高科技產品給中國，而在此過程中，美國並不在意中國是專制還是自由，世界的穩定發展也得益於兩國友好關係。但後來，中國的高科技得到了發展，並試圖將華為等產品賣給美國時，美方便警惕起來，而此時，價值觀的差異便會突顯出來。也就是說，中美現階段正經歷着四十年來前所未有的意識形態衝突，而「戰場」則是整個世界。
黃裕舜認為，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的價值觀，都只是價值觀而已，而價值觀本質上並無對錯之分，人類應該遵守的一些界線或道德規範是存在於多元文化之外的。不論以君主、賢能、威權還是功利主義等來管治國家，都只是管治的形式。身處哪一種管治之中並非問題所在，有無思考、反思，辯證看待不同價值觀的能力才是關鍵。也就是說，將兩套邏輯、價值觀割裂的不是它們本身，而是人。在中美關係中，儘管制度、意識形態不同，但期待的結果卻殊途同歸—令人民不受戰火之苦，在互利互惠下共同發展，所以儘管陷入僵局，雙方仍會不斷尋找合作機會。既然如此，香港何必故步自封，為自己貼上標籤並自困其中？
作為早期的民主派，陸恭蕙直言，自己成長的過程中吃的就是西方民主自由這一套，並相信這是最理想的。「政府最好是我們自己選出來的，這套理論對我們而言已入心入肺。因為早在我父親的時代，大人們就將美國視為理想之地。」但如今，美國的內政弊端和社會問題逐漸暴露，是否就應轉變自己的信念？
然而，她從不用「絕對」的對錯、善惡去看待世界，她舉例道：「彭定康做的事都是絕對正確的嗎？美國去打中東也是對的嗎？中國收回香港的主權是錯的嗎？中國要與世界平等對話是錯嗎？⋯⋯我的意思是，這些是複雜的問題。在政治中，絕對的事情是極少的。香港人不必馬上作出最後判斷，判定哪個好、哪個壞，因為這不能幫助我們。」
正如陸恭蕙所言，絕對的判斷之於香港，是沒有意義及好處的。「與其他地方一樣，香港制度的完善，需要經歷不斷嘗試、修改。而在這個過程中，一定會有北京的意見。」她分析道。然而，北京的意見與聲音是令港人感到恐懼的—從《基本法》第23條立法過程中的風聲鶴唳，到加辣版《港區國安法》的落實，都令港人不寒而慄。陸恭蕙表示，這是因為港人從不習慣思考什麼是「顛覆國家政權」、什麼是「分裂國家」等問題，因為在他們眼中，這是言論自由。但需要承認的是，言論自由的範圍有着不可以踰越的紅線，「我們是中國的一部份，所以這些罪行不只是、也不應是『言論自由』這麼簡單。」
無論是對西方的癡迷，還是對中國的抗拒，皆因自身根深蒂固的邏輯與觀念。對此，陸恭蕙表示，將之前所信的東西放下固然很困難，但反思是人類獨特的能力，首先要問問自己，緣何抗拒、懼怕？然而再去直面、解決。
上文節錄自第261期《香港01》周報（2021年4月19日）《當中國可以平視世界 香港怎樣正視全球新秩序—香港看國家 如何從抗拒到接納》。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