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工業化 ‧ 二 | 如何為「香港製造」 注入文化靈魂？
談及香港「產業升級」和促進產業多元，焦點每每都會落在「金融科技」和「生物醫學科技」等高增值的新興經濟。它們固然極具發展前景，但產業多元化的意義不止於此，特區政府若能藉此促進一些融匯香港特色的傳統工業升級，甚至鼓勵更多年輕港產品牌成立，絕對可以為以往被視為有「質量保證」的「香港製造」產品，注入本土文化靈魂。
近年市場需求日新月異，個人化產品愈來愈受歡迎，適逢疫情帶起本地手工品牌的熱潮，彷彿為本地工業發展和產業多元化開闢了一條新路。然而，這種發展方向會否陷入一種「收割」本土情懷的「發展迷思」？離可持續發展還差什麼？本港工業升級和轉型的道路又在何方？背後指向的政府政策、產業規劃、人才配套和產業鏈會否存在缺失，導致製造業發展路上艱難曲折，又無人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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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它改建成party room，或者弄成劏房，早就發達了。在這時代，還做工業本就異於常人。」北區區議會主席、皇后山選區區議員羅庭德指向身後的牛皮工廠。這家碩果僅存的牛皮工廠有四十多年歷史，歷經了三代人的洗禮，曾見證香港工業的「黃金時代」，如今瑟縮在永建路的一角。羅庭德於去年底發起「未研香港」第二期製造業實習生計劃，旨在令更多人認識香港的傳統工業，並邀請更多有心、有視野，有技能的青壯年人到工廠幫手，藉此「一步一腳印」，推動本地產業多元化，而瑞興皮廠正是其中一個合作廠。
出發前，羅庭德提醒記者要有心理準備，忍受製作皮革過程—一塊血淋淋的牛皮經過打鹽、脫灰、浸酸、植鞣等八個工序製成成品皮—所產生的異味。可是，當步入工廠，沒有想像中的轉鼓聲，亦沒有想像中的酸臭味，只見呈灰色的牛皮或堆疊成山，或放置在轉鼓的四周。工廠老闆Kean說，這些經過打鹽製作而成的鹽皮，原本可直接向皮革生產商供貨，但內地皮革加工廠在疫前已舉步維艱，在疫情期間，相關訂單大幅減少，自家皮革加工場難以承接如此大量的皮，無處供貨之下，只好就地存放。
Kean是工廠第三代繼承人，他在英國修讀大學及皮藝課程後，2014年學成回港接手皮廠，2015年開設The Lederer皮革工作坊，將本屬生產成品皮的行業拓展成涵蓋加工廠和零售業的供應鏈，由生產、皮具設計、搞D.I.Y. Workshop到開店（銷售、訂單管理、包裝、市場）都一手包辦。對比歷經滄桑的皮廠，以英倫風裝潢的二樓工作室The Lederer更有生氣，他形容接手生意五年，雖然未見「大富大貴」，但有些盈餘，「還能活下去。」
近年，市場需求日新月異，個人化產品愈來愈受歡迎，適逢反修例運動和疫情帶起包括啤酒、食品、皮革、衣服和香水等本地手工品牌的熱潮，像Kean這種皮革工作坊及其產成品亦備受「追捧」。
正當本地電子業、機械和生物醫藥等高增值行業的企業數目和就業人數還在「起步」階段時，食品、飲品及煙草製品等「傳統產業」卻「逆市上升」，企業數目從2013年的800間升至2019年的1,118間；就業人數從2013年的3萬人升至2019年的3.4萬人。這些傳統輕工業的興起彷彿為本地工業發展和產業多元化開闢了一條新路。然而，當「熱潮」過去，這些小規模的生產作坊能否進一步發展？如果要達到可持續發展，有什麼要素不可或缺？而近年政府不斷提倡要以「工業4.0」等「智能製造」為導向，推動技術升級，這些仍然以勞動或半自動生產模式的中小企是否存在升級的可能，又能否受惠於政府的政策措施？
情懷收割機，還是產業發展新路？
「沒有辦法規模化，導致售價很高；Local（本地）人撐一次，情感消費完，就不會持續了。」羅庭德將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歸咎於產業化和規模經濟的缺乏。這些中小企主要由幾人合夥或家庭式經營，生產過程涉及大量的手動工序，負責人往往需要由生產、訂單管理、營銷、物流貨運「一腳踢」，無暇兼顧拓展性的工作；即使企業願意增聘人手，亦被視為「藍領」低下層職業，無人願意入行。Kean分享說，早前曾在港招聘設計師，但面試者往往不願「落水」、搬搬抬抬，只想靜坐辦公室做設計，很難找到合適人選，故現時多會跟台灣的設計師或願意出心、出力的設計師合作。即使有人入行，亦不代表有足夠技術和學識能幫助企業推動產業化或促成大規模生產，因為製造業人才斷層問題嚴重，技術中層早在香港「去工業化」時期嚴重外流。到最後沒有辦法實現規模生產，產品售價依然高企。
上述問題看似是「死循環」，但在這之上，還有更為核心的資金和土地問題。「並不是熱潮會過去，而是沒有能力和資源更進一步規模生產。」麥子啤酒創辦人阿波指出，香港中小型製造業經常面對「一闊三大」的問題，以釀酒業為例，從麥芽加水混合、在糖化鍋裏糖化、經過濾槽分離麥汁與麥渣、將麥汁煮沸加入啤酒花、再抽到漩渦槽沉降和冷卻器降溫、最後添加酵母到發酵槽發酵，整個過程需要一個又一個的鍋爐、裝載容器，但由於地方有限，需要分批分次釀酒才能達到需求產量，以致難以統一品質，或提供更多元的產品，「一萬公升的糖化鍋就需要相應的空間和全自動、數據化監控技術配合整個釀製、包裝過程，這又衍生了資金問題和土地問題。」
Kean亦面對相似問題，2014年接手皮革工廠時，他斥資200多萬元更新設備，但因香港沒有生產木轉鼓零部件的供應商，只好從內地運來發動機、軸承等零部件進行維修和更新機器。然而，巨額的前期投資仍不足以推動製造升級，整個生產過程仍需依靠三十多年機齡的木轉鼓，當中很多生產工序亦需人手處理、監控溫度和品質。而用作牛皮分層—表層（皮革）、二層（堅皮）的開皮機，其七十多年的使用生涯伴隨着不少磨損，分層僅產生的0.4-0.6mm誤差，亦需要更多人手工序補救，「如果要一部全新的半自動化機器，要100至200萬元，二手新淨的也要50至80萬。」
其實，「智能製造」和「工業化4.0」並非高端產業的代名詞。阿波認為整個釀酒過程都可升級為「智能製造」，利用大數據不斷分析、監控產品質量和改進釀酒配方，亦能利用自動化入樽程序提高產量，減少人手。他曾嘗試將生產線局部自動化，購置一台自動化入樽機處理包裝工序，但在使用過程中，機器的接口存在誤差，以致氧氣流入，影響啤酒的氣味，只好自主研發半自動設備，現在從洗樽、入酒、封樽都要人手操作，「現時一天最多80多箱，一箱24支，接近2,000支，但需時八至十個小時，人力成本增加，產量卻走回頭了。」
政策「離地一萬尺」 欠配套措施
要抓住疫情下的需求變化，鼓勵更多人創立本地品牌、發展輕工業，並讓其可持續發展，而非淪為「曇花一現」，政府的資金、土地和技術支持必不可少。可是，香港僵化和死板的規章制度，讓這個全球第一的「自由經濟體」失去其自由之名。雖然「鼓勵創業」，卻處處受限，同時，政府的資金、土地政策亦無法讓人受惠。
比如在香港設一間氈酒廠，需要防火牌、蒸餾牌、危險品倉庫牌等共六、七個牌照，「一來，申請這些牌照已經是『天價』，二來，香港沒有空間建廠。」羅庭德形容這種狀況很「可悲」，他接觸到很多有意在港投資設廠的人士，往往有資本、人脈、品牌和市場，但一方面被「法規」勸退，另一方面，工廈或政府提供場所的電壓、承重量、樓底高度亦未必足以適應生產線的需求。他舉例說，曾有環保署人員與粉嶺軍地北村的回收廠負責人接洽，邀請他將工廠搬到將軍澳工業村，但工業村樓底只有三米高，根本無法容納七米高的回收設備，「（政策）『離地一萬尺』，根本不知道行業和工廠是怎樣運作的。」
對於經營人數不多的中小企，老闆往往需「一腳踢」，申請政府的基金資助又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人力資源去研究計劃的申請條件和所需文件，「老闆往往營營役役，很多時候忙緊popup，哪有時間研究funding？」羅庭德稱。
而作為工業類別的中小企亦缺乏政治代表，自由黨、民建聯等黨派，甚至是功能組別大多只代表有一定規模的企業和廠商會。正因為政府與企業之間缺乏應有橋樑，以致政策很難落到生產層面，同時，行業亦無法準確地向政府反饋需要。雖然生產力促進局的「中小企資援組」（SME ReachOut）在去年年初逐漸到位，為中小企提供免費諮詢服務，但「去工業化」已過去三十年了，現在香港工業的發展狀況也早已淪為「式微比建造快。」
這背後反映政府一直以僵化的政策思維推動產業發展。比如2007年開始運作的屯門環保園，落成至今已逾十年，原本希望透過回收廢食油、廢木料、廢電器電子產品、廢塑膠、廢電池和廢紙等，「化廢為寶」，減少垃圾。可是，當政府有地、有租金資助，能吸引廠商投標入園區，卻沒有清晰的產業發展思維和政策支援，導致環保園形同虛設。
比如，租戶之一的香港電池回收中心投資逾億元設廠，但單計申請處理有毒化學廢物的牌照已花去八年，至前年9月終於進場，後又面對實際回收量比政府承諾的每月至少300至500公噸為少，一年內的回收量不足1,000公噸，同時，政府又容許鉛酸電池出口處理，2019年有近4,360公噸鉛酸電池出口韓國，令人哭笑不得。不少租戶坦言，獲批土地後只能「自生自滅」，沒有回收廢品的政策配套，又沒有廢物管理藍圖和成品包銷，垃圾徵費年年未決，「入標園區猶如倒錢落海」，根本無助振興產業。
去年年中，大埔工業邨用地被爆出有公司將以優惠承租的用地改裝分租，譬如涉事營運商亞洲衛星疑將科技園用地分租予HGC（環球全域電訊有限公司），再將用地改裝數據中心分租。平心而論，政府與科學園理應確保相關用地只用於相關用途，而非用於分租謀利，但究其根本是土地供應緊張，只有具一定財力的大集團才能負擔購地、興建數據中心的高昂成本，中小企難以從政府產業發展政策中受惠。
政府應該視環保園和大埔工業邨的發展問題為前車之鑑，在扶持產業發展時，絕不能忽視對應的行業發展模式和經營思維，單純向行業提供用地、設施等「硬件」，卻不懂得促成不同行業的協作，借此形成產業鏈，只會白費功夫。比如，在今年分階段落實的古洞南農業園計劃，雖然佔地11公頃，又以穩定的生產環境、現代化科技、灌溉設施和臨時性住宿設施來吸引農戶投資，政府預期每日可生產約1公噸農產品。然而，農作物的物流運貨、不同地區的寄賣點、品牌的打造，以至與其他行業的供需協作，這些有利於農業和工業的發展規劃，暫時看來並不在政府發展藍圖當中。
羅庭德舉例說，其實可以在園中放置蒸餾機，將拆損的農產品經蒸餾機加工成液體或精華液，作其他行業的原材料，再加工成消毒液、果醬等產品出售；而農業園又可補足香港天然肥料的供貨鏈，這樣才能「盤活」整條產業鏈，令更多行業形成供需關係。他形容，「政府經常希望以環保園、科學園等來達至win win，吸引人投資，一直以為硬件很重要，但其實軟件更加重要，不然，政府只會一直貼錢，根本不是扶值產業。」
「積極不干預」 香港製造終被撕去
無論是以生物醫藥和電子業等高端工業為發展導向，還是促進傳統工業升級轉型和鼓勵成立更多本土品牌，香港要發展製造業，必先明白「香港製造」所代表的品牌意義和文化價值，需聯繫到這個在中西文化交匯處長期孕育出的文化內涵。可是，當談及香港品牌的優勢時，只會聽到「堅持品質」和「靈活變通」云云，特別在疫情期間，社會經常會以快速增設口罩生產線為例，然而，「香港的堅持品質，與日本、德國的堅持品質有什麼不一樣？又或者是否只有口罩能夠體現所謂的『靈活變通』？」羅庭德認為，「香港製造」早已落得「外強中乾」，只記得所謂的「品質」，卻忘記了作為背後應有的獨特性和文化內涵。他形容，以往香港武俠小說和漫畫，比如金庸的小說和黃玉郎的龍虎門，都經過報章、影視文化、展覽、設計、零售等不同行業的努力而逐漸形成一種文化商品，進而能影響內地和出口外國，「但為什麼今天聊『香港製造』好像只是情懷，而不是一種能對外出口的品牌和文化軟實力？」
羅庭德認為，這是香港政府長期「積極不干預」所造成的。他與哥哥羅庭輝早年曾於台南一間健康食品工廠工作，期間要去內地及其他國家和地區擺展覽、做銷售。他發現台灣商貿部會主動「承擔責任」，不但要求大企業參展，讓中小企有機會學習參展模式，亦會鼓勵中小企參展，幫他們訂機票、酒店，安排翻譯人員，甚至提供承包商的名單。比如四天的展覽，其中一個時段為MIT（Made in Taiwan）舉辦餅乾祭，屆時會邀請承包商過來，讓企業介紹自家商品，「別人的商貿部會幫企業做lineup、平台，在外主打一個MIT，反觀香港的參展商永遠孤苦伶仃，『食自己』。」
「建立品牌，不外乎是生活經驗，比如Made in Japan，會想起無印良品、櫻花；現在又有AbouThai （阿布泰國生活百貨），購物時你會想起昔日在曼谷的經歷，但當我們有香港獨特的手工啤，比如有陳皮、白蘭花等，為什麼會缺乏業務拓展的機會，以致無法更進一步出口外國？」羅庭德續稱，香港的大廠商只會「食老本」，就算有食品展也不會主動參加，因為以往的錢太易賺，「可能10％是靠生產，90％靠地產，根本不是專注外銷。但在外國，打着『香港製造』的名號，賺多一蚊，都是為『香港製造』 add value（增值）。」
麥子啤酒創辦人阿波曾與記者分享未來的發展「大計」，希望有更多資源推動大規模生產，並得到貿發局的支持，有更多銷售渠道出口海外，以至在情懷退潮後仍能夠持續發展，造好「香港品牌」。未來，他希望有一幅農業和工業的複合用地，與技術人員研發劃時代的生產模式，即使花十年，也希望實踐數據化，升級產能。
上文節錄自第256期《香港01》周報（2021年3月15日）《如何為「香港製造」 注入文化靈魂？》。如欲閱讀全文請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