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婦女節｜女性「照顧者」壓力爆煲 亟待政府支援

時值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昨日（3月7日）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召開記者會，指出疫情蔓延下本港照顧勞累爆煲，婦女工作零散缺乏保障。細究今年政府財政預算案，在安老服務和康復服務方面僅增加杯水車薪的服務名額和宿位，並無制度性改革，變相將照顧基層殘障人士的壓力轉移到家庭及婦女身上，明顯是政府在福利政策上的缺失。改善「照顧者」婦女處境，不僅需要社會大眾從認識上了解到「照顧者」的角色並非婦女天然的職責，而是社會賦予的性別標籤；同時亦需要政府肯定基層婦女為被照顧者付出的勞動，從社會制度上確認照顧者的勞動價值，為照顧者提供經濟、精神健康以及託管方面的支援。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早前（2月24日）發布的2021-2022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政府建議撥款一億五千萬元於今年提供額外一千五百個資助長者家居照顧服務的名額，結合社會福利署資料，為協助身體機能達中度或嚴重缺損程度的體弱長者留在社區居家安老的服務名額總數可達11865個。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長者》，91.9%的長者屬於家庭住戶，也即是說在2016年，已有約106.8萬長者居家安老。無論如何計算，11865個家居照顧服務名額都是杯水車薪。支援不足，照顧居家安老長者的壓力自然轉嫁給了家庭。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2018年發佈的「年長護老者身心狀況及服務需要研究」中顯示，在收集到的1115份問卷中，80%「照顧者」為女性，主要是被照顧者的配偶或子女。

在照顧長者的同時，由於本港托兒照顧服務長期不足，照顧子女的重任主要由女性一力承擔。政府統計處數據顯示，20-39歲已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比過去十年下跌，其中無法參與經濟活動的一大原因為「料理家務」。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一年，子女停學、社區支援服務關閉，照顧者承擔的家務與照顧的工作量都成倍增加。如果家庭同時面臨經濟困境，如婦女需為照顧子女、長者或殘障人士等而無奈減少工時，或有家人面臨開工不足乃至失業，作為「照顧者」的婦女就得承擔包括經濟、情緒及家庭關係等多個方面施加的壓力。香港婦女勞工協會調查發現，九成以上的受訪婦女反映，疫情加劇她們的精神和情緒受壓。而去年以來，本港發生多宗倫常慘案，例如去年9月葵涌邨母親勒斃智障兒、11月深井浪翠園51歲抑鬱母親偕一對子女伏屍家中、12月灣仔主婦企圖勒死7歲兒子不果後上吊身亡……種種慘案，已說明香港社會對於照顧者支援遠遠不足，不難想像，她們在疫情夾擊下壓力爆煲，無處容身。

為什麼大部分「照顧者」都是「女性」？為什麼「女性」好像天生自帶某種「責任」？女權主義先鋒西蒙·波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指出，女人並非生下來就是女人，而是「成為女人」。這一理念是說，「女人」的形象是由社會文化後天建構出的一套標準，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賢妻良母」。這個詞語反映出的女性形象並非是「她是誰」，而是她是「某人賢惠的妻子，某人賢良的母親」，女人因此處於「某人」的從屬地位中，不再是一個自由自主的主體，而是一個相對於男人而言的客體。

理論雖然抽象，但現實中卻處處都是實例。以「照顧者」為例，社會理所當然地認為女性要承擔起「照顧者」一職，仿佛料理家務、照顧子女及長者正是女性天然的責任。但這種職能的劃分究竟是男女生理差異不同導致的天然結果，還是社會對女性勞動的價值剝削？上述「年長護老者身心狀況及服務需要研究」中指出，58%的「照顧者」每星期提供的照顧時數超過40小時，相當於一名全職員工的每周工時，但她們付出的勞動卻被視作應盡的義務，無需得到任何報償。可見，答案只能是後者。

如何改善「照顧者」婦女的艱難處境？不僅需要社會大眾從認識上了解，「照顧者」的角色並非婦女天然的職責，而是社會賦予的性別標籤；同時亦需要政府肯定基層婦女為被照顧者付出的勞動，從社會制度上確認照顧者的勞動價值，為照顧者提供經濟、精神健康以及託管等方面的支援。例如婦女勞工協會提出「照顧者津貼」，幫助因照顧家人而無力兼顧工作的婦女減輕經濟壓力，同時肯定照顧婦女家人對社會穩定作出的貢獻。此外，政府有責任優化針對智障人士、長者及兒童及其照顧者的社區服務。例如歐美等國家設有支援照顧者的「喘息服務」，當照顧者感到不堪重負時，可以聯絡社會福利機構安排社工上門幫忙照顧被照顧者，照顧者可以得到幾個小時的「喘息時間」紓解壓力。

香港公共服務多年來墨守陳規，缺乏人性化管理，皆因政府秉承「小政府、大市場」的施政思維，在公共福利政策方面吝嗇投入。須知道，「男女平等」不應僅僅淪為一句口號，而要看到基層婦女——尤其是基層「照顧者」正在承受的壓力與剝削，並從制度建設上施以援手，才能真正推動社會進步與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