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英國、意大利和越南抗疫成效 反省「抗疫國家能力」迷思
去年底至本月上旬，英國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破紀錄地連續單日超過五萬宗。確診人數暴升是因為出現傳播力較高的新變種病毒「VUI-202012/01」。
隨着新冠病毒一直在人類群體中傳播並變異，病毒已朝着抵抗和「逃避疫苗」的方向進化。英國今次變種病毒所引發的新一波大流行，已引證了個別國家的抗疫不力導致人類共同承受後果。國際社會須立即尋找方法，以加強各國的「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才可有效防控未來新變種病毒所引發的大流行。
「國家能力」是一個政治學和公共政策概念，一般指一個國家政府於所管治的社會內，能有效設計、制訂和實施政策以解決問題和危機的能力。而「抗疫國家能力」便指一個政府能適時制訂和實施防疫政策去有效防控疫情的能力。
有見及此，本文有兩個目的：一，回顧疫情自去年爆發以來，學者和智庫對「抗疫國家能力」與新冠病毒之間關係的討論，提出國際社會須審視一些被廣泛流傳關於「抗疫國家能力」的迷思；二，比較研究英國、意大利和越南三國的抗疫經驗，提出當國際社會欲加強各國的「抗疫國家能力」時，應以各國的特殊政治體制、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處境作考慮，不要被意識形態和種族文化偏見所左右，才可事半功倍。
迷思一：社會主義VS資本主義
去年7月，國際智庫Tricontinental出版了題為《冠狀病毒震盪和社會主義》（CoronaShock and Socialism）的研究報告，提出社會主義國家比資本主義國家較有效抗擊新冠病毒疫情。報告比較三個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巴西和印度）和三個社會主義國家（古巴、委內瑞拉和越南）之間應對疫情的不同方法和成效，歸納出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在抗擊疫情方法和表現的差異（見表）。
其實，類似敍述在去年4月已於中國內地網上平台和社交媒體流傳。例如，去年5月20日，「中國新聞頭條」網站就刊文《馬克思預言瘟疫就是資本主義的喪鐘》，引述一段疑似馬克思的講話：「早在1876年，馬克思就曾預言：『當人類出現瘟疫大流行，資本主義就會暴露出種種弊端，從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的趨勢來看，瘟疫，也就是資本主義的喪鐘！』」
這段敍述隨即引起內地其他媒體和學術機構公開爭議；他們都認為馬克思並沒有說過這段話。然而，訊息仍被廣泛流傳。例如，去年12月，有內地地方政府幹部將它傳給我。由此可見，這種過度簡化的「社會主義VS資本主義」二元對立敍述容易令人誤信—這也許是因為大家都很想知道為何當今西方國家的抗疫會失效。
筆者雖然同意Tricontinental對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抗疫表現不同的觀察，但現實情況也許更為複雜。我們可以舉出不少非社會主義國家（或地區）抗疫成功的例子，從而否定這種二元對立敍述：首先，台灣一直抗疫成功，卻並非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為什麼？筆者認為台灣抗疫成功的原因涉及諸多因素，若聚焦政治體制的話，台灣政府架構沿用自二戰前的民國政府—因為中國共產黨本身的體制也有部份源自中國國民黨，所以，今天中共的政治體制仍保留了民國時代的國家主義制度色彩和元素—從這角度看，北京和台北的抗疫成功可共同歸功於國民黨國家主義模式，這是一個可能命題。
其次，澳洲和新西蘭也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其抗疫也相當成功，兩者的案例便否定了「社會主義VS資本主義」二元對立論。筆者認為，將一個國家的抗疫成效完全歸因於政治意識形態差異未必可取，容易忽略其他因素。
迷思二：民主國家VS威權國家
此外，「民主國家VS威權國家」亦有被用來判斷抗疫成效。去年7月，德國慕尼黑大學出版的《經濟學研究論文集》（Research Papers in Economics）刊載了由經濟學者Balzhan Serikbayeva、Kanat Abdulla和Yessengali Oskenbayev撰寫的論文，題為《應對新冠病毒的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 in Responding to COVID-19）。論文作者稱：愈自由民主的國家，抗疫表現愈弱。因此，西方國家包括美國、英國、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和德國等的確診和死亡人數便冠絕全球；相反，「威權國家」如中國、新加坡和越南等的抗疫便相對有效。到底事實是否如此？詳細分析請閱讀《香港01》周報電子刊全文。
上文節錄於第250期《香港01》周報（2021年1月25日）《比較英國、意大利和越南抗疫成效 反省「抗疫國家能力」迷思》系列。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