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敦封區｜不封不封還須封　「疫區」是這樣變成的

特區政府上周六（1月23日）凌晨4時刊憲，引用《預防及控制疾病（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規例（第599J章），在佐敦劃出指定檢疫區，要求區內人士必須留在處所並按照政府安排接受強制檢測。該區出現小型爆發逾三星期，港府終於採取史無前例的「封區」措施，希望在48小時之內完成行動。由於事出突然，有人投訴安排倉促，也有人質疑當局提早一天「放風」，導致不少居民預先離開處所，令檢測行動難以做到滴水不漏。其實，這一切混亂原本都可避免，若政府及早警惕又有魄力「斷尾」，居民又何需淪為「災民」？

由去年11月20日開始爆發的新冠肺炎第四波疫情，令確診人數由5,517宗升至今日（1月24日）的10,086宗，至今未有放緩迹象。油麻地一帶更由去年12月底開始出現小型爆發，過去三個星期已有近200宗新增確診個案。坊間早有意見認為，當局應盡快採取更高力度的強制檢疫行動，方能堵截傳播源頭，避免進一步爆發。然而，直到上周五（1月22日）早上，才有消息指特區政府計劃「封區」，隨後，衞生署、環境保護署、屋宇署等不同部門相繼前往該區視察，而同場的政府專家顧問、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表示，由於無法保證到底區內有多少人做過檢測，故有需要加強檢疫，以免「走漏」。

一時間，區內商戶和居民人心惶惶，擔心當區人流冷清，淪為「災區」。經過一整天的「放風」，特區政府於上周六凌晨4點刊憲，在佐敦劃出「受限區域」：東至吳松街、南至南京街、西至炮台街、北至甘肅街，要求區內人士留在處所接受強制檢測。

不斷錯判 決策拖拉

「生意損失99.9%，我哋死緊呀！」「這座疫廈是歷史遺留問題，早就發現有問題，現在出大事才想起嗎？」「你們有糧出，我們手停口停呀！」「原本這條街連接旺角、油麻地、尖沙咀，不知有多旺，現在變成死城……」新填地街露天街市的商販們圍着當區區議員何富榮，他們將怨氣發洩一通後，情緒才稍稍平靜下來：「那些官員又不會落街，我們不找你，可以找誰？」自上月底發現確診後，該地區在兩個禮拜內淪為「疫區」。

截至1月17日，新填地街26號唐樓已累計有22人確診。當局的反應遲緩，強制措施又漏洞百出，抗疫成效不免大打折扣。另一邊廂，內地城市石家莊於本月初也發現疫情，三日內完成了1,000萬人的全員檢測，加之以七日的居家檢疫，再做第二次檢測，兩次共篩查出七百多宗陽性。兩者猶如平行時空一般。

「唉！」整個訪問過程中，何富榮頻頻嘆氣。他表示，從一開始，對疫情的錯判造成了巨大問題。1月8日，政府刊憲將新填地街26號列入強制檢測名單。新填地街20-26號的七層舊樓中，原本為兩梯四伙，多被分隔為劏房。他表示，當時熟悉這座樓情況的人都認為，如此密度的大樓一定要整棟樓（即20-26號雙號樓）強制檢測。但衞生署回覆指，檢測26號樓已足夠。

1月12日，政府再發公告，要求新填地街20-26號單位強制檢測。1月14日凌晨，這些單位的約50名居民被「強制撤離」至觀塘帝盛酒店進行隔離。何富榮批評，這兩次「修正」措施，佐證了政府的錯判。

何富榮表示，港府抗疫政策拖拖拉拉，不知是否真的要「收緊」，打着「強制」的決心，卻無任何配合措施，最多只是鼓勵性質的「自願」。上述街市商販抱怨、憤怒，是因為他們看不到政府的清晰指示，不知如何配合抗疫，更不知如何謀生。他表示，港府既不像英美國家完全不理，又做不到像內地嚴格收緊，搞到「不倫不類」、「兩頭不到岸」。他表示，居家檢疫和禁足令定會影響基層開工，但他相信科學方法，若這些禁令是必須的，希望政府立刻去做，不要再猶豫。

強制號令 成效成疑

然而，此次圍封的成效也備受各界質疑。首先，區內多數人已經接受檢測；其次，若證明是樓內喉管有問題，將居民困在家中反而更加危險，況且，許多居民已紛紛自行撤離該區。

據何富榮回憶，儘管在強制撤離當日，有警員來拉防線，也有民政處和衞生署的人員前來，但在9時左右「完成」撤離後，便再無人問津。之後，陸續有外出返回的居民進入樓內，甚至在政府工作人員離開三小時後，有一名小朋友從樓上下來……這些住客被形容為「漏網之魚」，然而「魚」會漏，是因為政府的「網」太過鬆。

「沒有任何工作人員在樓下，向這些剛回到家的居民解釋，如何能保證每個人都配合工作，主動去檢疫中心？政府說不做強制檢測會有嚴重後果，但看不到『後果』在哪裏。難道政府想不到這些嗎？整件事有這麼多漏洞，那麼強制帶走居民去隔離，還有什麼意義？」講到這裏，何富榮有些激動。強制檢測措施也指明，若果市民在指定的高危場所中停留兩個鐘，便須進行檢測—說來容易，可如何執行呢？他認為，即使有居家檢疫和禁足令，區議會中的區議員或是民政事務處都可以做協調工作。

然而，在區內爆疫、執行檢測措施的過程中，熟悉當區情況的區議員卻找不到角色。強制撤離居民是1月14日凌晨5時開始執行，但何富榮卻在7時40分才收到民政事務處的「非正式」通知。他直言，自己平日接收訊息的渠道與一般市民無異，都是透過看新聞發布會或上網，因很少有政府部門的即時指示。

舊區劏房 隱患處處

無論是油尖旺區，還是剛被劃入強制檢測的深水埗區，相似之處都是涉及舊區、三無大廈、劏房、及少數族裔。商販指，爆疫大廈的管道問題一直都存在，是「歷史遺留問題」，只是此次爆疫才被政府重視。

明愛基層組織發展計劃團隊主任梁潔卿的社工團隊長期在深水埗舊區做地區工作，面對眾多三無大廈的維修、公共衞生等問題，漸漸摸索出一套「由街坊自己處理地區事務」的方法，如召集樓內居民，用「民間智慧」自己清潔佈滿垃圾、污水的天井，修補殘破的樓梯，製作海報呼籲住客不要亂扔口罩等。然而， 民間智慧是一回事，政府懶理又是另一回事。

明愛社區發展服務高級督導主任黃小慧表示，舊樓的問題不是今日才出現，而是經常這邊壞、那邊爛，本應得到更多資源及精力去維護，但一直未能得到恆常補助：「本身可能是一個小小的漏洞，如果早早解決，現在就不會成為疫情中這麼大的隱患了。」

她又指，政府對疫情的處理反應慢，機動性不夠，而機動性正是透過社區中不同持份者協力才能做到。「政府應該不會和我們聯絡，但若有需要，我們一定會幫手。現在檢測點雖然很多，但要考慮更多：例如不方便下樓的長者、很晚才收工的居民等。」

善用人力　為時不晚

之前在新填地街進行強制檢測時，衞生署表示，劏房無住客名單，衞生防護中心追蹤工作有困難—無名單，成為政府無法落實「強制令」的最大藉口。但地區組織並不認同，梁潔卿表示，相較於私樓、公屋而言，拿到三無大廈名單確實困難，但即使無立案法團，也可找到地產代理拿到租客名單。況且，作為地區工作者，即使是在流動性很強的社區，也能透過之前形成的街坊網絡，大致掌握居民變遷。

她認為，不能誤以為人人家中都有電視機與智能電話，她接觸的很多本地居民都無此條件，更有很多南亞裔人士只會說烏都語，不識中英文。在這種情況下，鄰里力量便突顯出來。她舉例：「我們平日做家訪時，會請一戶街坊幫忙通知其他單位。久而久之，當遇到事情，大家都會想到通知其他人，這就是鄰里間的守望相助。透過街坊自己去處理這棟大廈的問題，會更加直接，也更加快。」

黃小慧補充，處理新填地街之類的地區性疫情一定要快，但需群策群力：「一個社區有多大的抗疫力？這並不是一個NGO（非政府組織）、一個區議員、一個居民可做到的事，沒有人能獨善其身。我們在地區多年，跟不同的持份者形成了網絡，都可以出一分力。」然而，政府從未想過以這種自下而上的方法去處理疫情，給有心人「幫手」的機會。從新填地街到油麻地的爆發，再次印證了政府決策不果斷、對疫情形勢大意，以及與地區聯繫不足等「痼疾」。現在才出動真正的強制措施，或許真的是亡羊補牢，但若能接受專家建議，將檢疫範圍擴大，警惕疫情蔓延至鄰近各區，相信也「為時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