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累了】勞工的吶喊 政府聽得見？
香港本來在邁向全民就業的路上全力衝刺，但一場疫情就如一塊巨石從天轟然落下，既將香港的經濟就業打落谷底，亦切斷了不少市民的生計。更為慘不忍睹的是，即使政府斥資逾千億元施以援助，基層市民、尤其是失業人士仍苦不堪言。近日，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回應政府無意再推出「保就業」計劃時表示，政府期望僱主能與僱員分享所獲資助。究竟雙方真的能如局長所言能夠「患難見真情」，還是只能共富貴不能共患難？
「僱主一邊拿資助，一邊剝削工人， 這些行為是政府默許的。」職工盟主席吳敏兒為政府這一年來的不作為下了這樣的註腳。訪問當天，吳敏兒的行程排得密密麻麻，早上開會處理公務，下午擺街站後，晚上再到電台主持節目，探討失業、再培訓等議題，訪問一些再培訓導師、學員等等。
吳敏兒表示，與往年相比，今年收到的求助個案比之前多了許多，航空業工運出身的她在籌組工會、爭取勞工權益的路上早已見慣風浪，但今年不少僱主的舉動，卻顛覆了她的想像。她還記得，疫情爆發之初，求助個案主要是關於強迫放無薪假，不少僱員過於善良，亦輕視了疫情的持久，以為無薪假短短數天便可了事，因而沒有討價還價、保障自己，到後來卻有理說不清。今年中，吳敏兒就曾在街站收到旅遊巴公司服務員的求助，指所持協議訂明員工從4月1日起放無薪假，直至「旅遊業經營狀況改善為止」，因此已沒上班兩個多月，迫於無奈下，只能找朋友接濟。
那一紙協議不但突顯了員工的勞工權益意識及警覺性不足，同時亦暴露僱主剝削員工的手段層出不窮。新冠肺炎疫情幾乎令全球停擺，高度依賴外部經濟活動的香港自然受到重創，以致企業倒閉、員工失業。然而，政府斥資2,000億元推出防疫抗疫基金，為何仍是隔靴搔癢？企業對員工的剝削、失業人士的苦況為何周而復始？
保就業計劃名不副實
在防疫抗疫基金當中，最與僱員相關的是為期半年的保就業計劃。計劃於今年4月首次走進公眾視線，當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電視節目上稱，會有僱主因取得津貼而增加人手或加人工。吳敏兒對這番言論記憶猶新，並認為是一種誤導：「相信當時大家都有一個盼望，但作為僱主又怎會分（津貼）給你？」
計劃成立之初，政府預算動用800億元，惠及26萬名向強積金供款及參與職業退休計劃的僱主及其170萬名員工，以及約21.5萬名參與強積金供款的自僱人士。而羅致光近日在接受媒體專訪時提到，經初步估計，兩輪保就業計劃已派發約900億元工資補貼。
保就業計劃超支完成，但市民飯碗有否因此而保得住？本港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持續高企，失業率由疫症爆發前的約3.3%升至6.3%，失業人口達24.4萬人，最新的就業不足率為3.4%，即有13.3萬人就業不足。保不住就業，打工仔的收入自然無以為繼。
自疫情以來，職工盟幾乎每月均會召開記者會，作為代表的吳敏兒，列席不同工會記招的次數更是多不勝數。
每次記者會都圍繞勞工保障及保就業所衍生的問題：要求將新冠肺炎列為職業病、揭露扣薪扣假等剝削手段，當中還不乏對僱主及政府的詰問，其中最受關注的短期失業援助金已成為跨黨派的共同訴求，但偏偏政府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政府說，失業援助金會變成長期負擔，因而認為不合適；而一提起短期措施，政府就叫你拿綜援。」吳敏兒無奈地說，綜援本是市民走投無路之下的安全網，但當失業問題變得普遍及持續，便不能以此為解決方法。
更甚的是，綜援申請門檻甚高，幾乎要花光積蓄才夠資格，「政府經常叫失業人士拿綜援，但不少人想拿也拿不到，因為未夠窮，未窮到無飯開。」的而且確，當下失業人數數以十萬計，失業綜援個案較去年同期增加約55%，但仍不足兩萬宗，可想而知，單靠綜援根本不能解決疫症引起的生計問題。
吳敏兒說，部份個案中，求助人面對連環剝削：先要求放無薪假，再減薪復工，最後難逃被裁，卻以最新薪金為計算賠償的基礎，「現在的問題是，一環接一環擴散開來，你怎可能只幫僱主？」除了保就業計劃， 防疫抗疫基金轄下亦有不少為特定行業而設的資助，企業只需提供商業登記證等申請所需文件，便可取得資助：「你對僱主寬鬆，為何不能同樣寬鬆地對待僱員？」
疫情下的政府現形記
事實上，不少組織、包括職工盟早已研究及呼籲，如政府從800億元的保就業預算中抽出四分之一金額，即約200億元設立短期失業援助制度，按香港就業人士入息中位數計算援助金額，便可助失業人士渡過難關，可惜的是，政府仍然囿於極度放任的自由經濟教條，對「滴漏效應」深信不疑，以為向企業發放巨額公帑便能令打工仔受益，可是，諸多漏洞卻變相鼓勵企業扭盡六壬壓榨員工，也令一些並無因疫情而虧損的公司從中獲利。
吳敏兒形容，往日企業經營困難，不少僱主手起刀落，縮減開支，裁員止血；而在保就業計劃下，不少企業為求取得補貼，不斷利用無薪假等理由拖延解僱， 員工淪為用作點人頭的「人皮燈籠」，如國泰航空在首輪保就業計劃申領了4.58億元，承諾僱用17,703人，但隨後放棄申請第二輪計劃，不但大規模裁員，更將新約條款薪金薪酬封頂，而集體談判權亦一併取消。
政府近年所推行的勞工保障政策，例如取消強積金對沖、增加侍產假，勞方均爭取多年才見成果，而政策安排卻無不傾向資方、討好僱主。至於整個抗疫工程當中，吳敏兒坦言，在經濟及勞資層面，也夾雜了大量的政治操作，將大部份決策及資源分配權放在財團及僱主手上，「我看不見政府有意把大眾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只見政府用盡辦法敷衍尚未彈盡糧絕的人。每當需要分配資源時， 香港政府第一時間就是偏袒財團及僱主， 但其他地區都是直接支援有需要人士。」吳敏兒認為，全球各地有不少與保就業計劃相似的安排，只是香港的計劃充滿漏洞、易被濫用，未能精準地支援僱員之餘，更由保就業變為保企業，這種管治手法只會消磨大眾對政府的信任，令民怨日益加深。
港府向來高舉「津貼主義」，不願從制度着手改革，因此推搪成立援助金的說詞有許多：長期負擔重、 行政費用高、 審查時間長等等，間接令受疫情打擊而丟了飯碗的打工仔求助無門。吳敏兒認為，在疫情下，大眾看到真相，「當政治爭拗變得嚴重時，不少人批評反對派為反對而反對，現在由建制派話事又如何？現實是，並非建制或泛民的黨派問題，而是政府在處理社會問題時，根本做不好。」這一年來，無論跨黨派工會召開多少次記者會，提出多少政策，可是，除了一些小修小補的改動，例如增加物業管理業界抗疫支援計劃的津貼名額，以及放寬建造業工人的申請資格，其他建議均明顯被政府冷待。
吳敏兒認為，改革是滴水穿石的過程，因此在維權時未必感到很迷茫：「我們從來沒有想過一出聲便突然有改變，但就是要繼續出聲，不是為了明天有答案才出聲，而是我們知道這樣不對，便要站出來發聲。」展望未來，吳敏兒說，2021年仍是掙扎求存的一年，經濟環境暫時不會出現很大轉變，或許會有更多打工仔需要自救和互相幫忙，「但我們不會停下來，而會要求政府更有擔當。」
上文刊登於第246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2月28日）《勞工的吶喊 政府聽得見？》。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