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防治愛滋病」淪為形式主義

每年12月1日是「世界愛滋病日」。截止今年9月30日，香港累計有2208名愛滋病患者，共計有10675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平情而論，特區政府未曾輕視愛滋病，但向來只重治療而不重預防的思維，不但早已落後世界，而且令防治效果大打折扣，甚至花了不少冤枉錢。

愛滋病毒感染分為三個階段，早期HIV（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抗體呈陽性，且血液可檢測到愛滋病病毒，但未出現臨床症狀，晚期表現則是愛滋病，因免疫系統逐漸衰弱而引發多種疾病。由於愛滋病病毒傳播力強，因此愛滋病已不僅是個人疾病，而「防治愛滋病」也被上升至全世界的公共衛生責任，香港向來也都嚴肅以對。

公帑未必用得其所

無可否認，港府的確「不遺財力」。早在1993年，港英立法局財務委員會已撥款3.5億元，成立「愛滋病信託基金」，為感染愛滋病病毒的血友病患者提供資金援助、改善醫療和支援服務；事隔20年，至2013至2014年，特區政府再向基金注資3.5億元，繼續支援有關服務。

只是，公帑未必用得其所。據基金2017/2018年度呈交立法會年報，當年合共提供6084萬元資助，當中竟有逾半即3720萬元用於宣傳和教育，另有1474萬元用於醫療和支援，還有891萬元屬額外特惠補助金。更令人跌破眼鏡的是，宣傳和教育的重點，可謂「數十年來如一日」，都是「正確使用安全套」，但世界各地早已大力推動「自我檢測」及「暴露前預防性投藥(PrEP) 」——指在沒有感染愛滋病毒之前先服用預防藥物以減低被感染的可能。

防治措施落後世界

世界衛生組織早於2015年建議，將愛滋病預防藥物PrEP作為全球愛滋防治的重要措施之一，而個別地區大力推動後，愛滋病病毒感染數字明顯下降。然而，香港愛滋病顧問局2017年發表《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2017-2021年）》則指，當局推行以PrEP作為公共衛生項目之前，必須考慮成本效益、由誰付款、財政持續性、社群接受程度等諸多因素——簡言之，和處理其他疾病的思維一樣，仍是「重治療而輕預防」；問題是，待「暴露後」（與愛滋病毒感染者有體液接觸後）再進行檢查、投藥、甚至治療，往往需要花費更多資源。

由於PrEP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水平釐定價格，在物價貴絕全球的香港，一樽一個月用量的PrEP便貴達6000元港幣，佔打工仔收入中位數的三分之一。一些港人為了加強防護，往往會去泰國買藥，因為每樽只需300元港幣，但今年受新冠疫情影響，幾乎「斷藥」。

不應只重治療而輕預防

可是，放眼周邊地區，在政府的幫助下，PrEP已被廣泛應用。以台灣為例，當地疾病管制署早於2016/2017年度推出「愛滋病毒篩檢與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PrEP）前驅計畫」，為參加者提供限額藥物補助，令原本每月需要花費約7000元新台幣（約1900元港幣）的藥物負擔，大幅降低至每月不到1000元新台幣（約272元港幣）。

公道點說，特區政府不是沒有重視愛滋病，但似乎還未找到更精準的防治措施。例如，《醫管局藥物名冊》早把治療愛滋病藥物納入其中，為愛滋病患者資助大部分費用。可是，當局的資助只侷限在已感染愛滋病病毒人士，而忽視與他們有親密接觸的潛在感染群體。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港府向來「重治療而輕預防」的醫療政策思維，即寧願將更多的人力、物力資源花在治病上，也不願將注意力多放在疾病預防和市民健康管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