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港大教授鄧希煒：赴美廿年初回流 寄望香港「再工業化」
反修例風波迎來《港區國安法》，掀起「香港移民潮」。很多年輕人想離開，而早在香港回歸翌年便負笈美國長達21年、早已成為世界知名學府經濟學者的鄧希煒，卻在去年7月1日正式回流，加盟香港大學成為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教授，並擔任學院轄下中國與全球發展研究所副總監。原本關注國際貿易理論的他，目前專攻香港產業結構轉型。
「其實我不是很懂那個六大或者四大產業的標籤有什麼作用？」鄧希煒日前接受《香港01》專訪，談及特區政府長期標榜的「四大傳統支柱」、「六大優勢產業」時，不禁皺緊了眉頭，似是摸不清當局的邏輯：「金融需要你提嗎？四大產業就是我們『最叻』的東西，再講一次。發展應該講些『唔叻』的東西，不是講『叻』的東西。」
有別於特區政府和普羅大眾，鄧希煒關注的遠不止香港「最叻」的金融與商業，而是把目光放在香港「唔叻」的創科與工業上。他一再提醒大家，首次公開招股（IPO）熱潮所帶來的金融蓬勃並不持久，「就像沙士（SARS）之後的自由行一樣，將（產業結構）問題再延遲三年或者五年。」他亦呼籲，香港不能再沉醉於「炒炒賣賣」的中間人角色，必須發展多元產業，推動經濟結構性轉型，才能為中下層創造「向上流動」的階梯，從根源上解決香港各種社會問題。
鄧希煒18歲那年，香港剛剛回歸不久，便離開香港遠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攻讀數學學士，其後又於麻省理工學院完成博士學位。2019年，在美國發展了21年的他，早已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國際經濟學的終身副教授，卻毅然回港，加入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擔任經濟學教授及中國與全球發展研究所副總監。
「香港一直以來的國際角色和我自身背景很脗合。」鄧希煒說：「所以，我有一種衝動，覺得現在是時候回來自己成長的地方，以我對中國的認識和在美國的經驗，為香港作出貢獻。」
他認為，香港和美國有很多共同的問題，例如放任自由經濟導致貧富懸殊，但香港情況更糟，因為樓價過高，有產者能夠保持財富增長，無產者卻根本無法受惠，所以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他又指，高度全球化使財富更集中於大型企業，而科技發展亦衝擊傳統行業，令很多低端技術人士失業，導致貧富懸殊加劇、上流階梯受阻。問題是，這些問題原本需要政府出手解決，例如提供培訓、保障就業，「但『自由經濟體』的政府未必會有進取措施。」
長久以來的放任自由經濟邏輯，更是助長了香港的炒賣風氣，忽略了產業發展。鄧希煒解釋，「中間人」最希望政府不要干預，才能夠保持市場的自由流動，賺取最大利益。不過，他強調，時移世易，港府和市民都應該提高危機意識，別再沉醉於做「中間人」的角色，因為當下並非太平盛世，而中國也愈來愈開放，香港難以像往昔那般在中西之間左右逢源。
他更表示，自己有責任提醒大家，不能希冀靠一批「赴港IPO」公司去復蘇香港的疫後經濟。「這是不能持久的，就同自由行一樣，過去了就不會再來，IPO上完就不會再上第二次啦！」
當150萬香港市民都為螞蟻集團「爭崩頭」，沉迷於「一夜爆富」的資本神話時，鄧希煒卻看到一些更「現實」的事情—現在應是發展產業、推動香港經濟轉型的絕佳時機。他解釋：「疫情之下有兩個很明顯的轉變，第一是租金大幅下調；第二就是中美競爭會為香港帶來很大幅的長遠波動。大家都在反省，既然炒樓賺不了那麼多，機會成本跌了很多，就可以試試其他出路。」
謀包容性增長 爭取產業多元
面對疫後香港的疲軟經濟，鄧希煒早前撰文表示香港需要推動「第三次經濟轉型」，聚焦「包容性經濟增長」（inclusive growth）。「包容性增長」這個概念最初由亞洲開發銀行在2007年提出，意即「可以實現公平分配和為所有人創造機會的經濟增長」。
全球化分工與經濟發展讓不少經濟體陷入了「權利貧困」的社會問題，亦即民眾、尤其貧困人口和弱勢群體面臨的機會不平等，導致了分配結果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多源自結構性原因，需要政府調控，很難靠個人努力解決問題。
鄧希煒從產業和就業的角度解釋了香港市民面臨的「權利貧困」：「香港本身的產業只有一兩個，主要是金融業，或者金融帶動的服務業，譬如法律、保險。」鄧希煒直言，金融業帶動不了太多其他行業。「要令中下層民眾有願景向上爬，首先要讓他們有機會增加自己的人力資本，增加了以後，亦要令他們有工開。不是告訴他們，現時這個行業已經沒落了，你要麼去做金融，要麼就去從事其他比較低端的服務性行業。」
「為什麼現在的中學生或者大學生好像對一些很難的學科不感興趣，不願從事電腦、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因為（他們）看不到將來呀！」鄧希煒歎道，「我讀四年電腦，之後去投行幫人『整機』。坦白講，我自己如果回到20歲，也不覺得這種事情值得我浪費四年日日辛苦地寫program（程式）。」因此，他提出香港應發展一些「高增值」、「研究型」、能夠「帶動向上流」的產業，推動本港產業多元發展。他指出，如今的產業不一定有實體產品，哪怕是開發一個手機程式，亦能囊括上游的科技研究和下游的市場研究，創造大量職位。
鄧希煒認為，「金融科技」和「生物醫學科技」是本港最有前景的產業，因為香港在這兩方面有研究基礎和人才。以醫學科技為例，這類產業可帶動更多行業的互動，產生「向上流動」的就業崗位：「Biotech（生物科技）可以產生一個產業鏈：大學做一些研究，中間做一些testing（試驗），下游去生產藥物和醫療機器，最後就是香港最擅長的商業化，做marketing（市場推廣）和包裝，先在本地生產和銷售，再擴充到國際市場。」
鄧希煒強調，受中美角力和疫情影響，發展「科研為主導的知識型高增值產業」或會是香港的轉機：「研製與疫情相關的產品，包括testing kits（檢測試劑）或疫苗都可以。」
創科已經起步 唯欠生態環境
眼下，適逢《施政報告》出台，特首林鄭月娥強調自己於2017年的《施政報告》開創了創科的「黃金時代」。鄧希煒笑稱現時只是起步，很難評價是不是「黃金時代」。「『黃金時代』這回事，你永遠是事後發現那十年『好勁』，才可以評價。好似八十年代可以說是香港工業的黃金時代，九十年代是金融的黃金時代，要有成績才是『黃金時代』。」
鄧希煒無意批評本屆政府的積極性，反指林鄭月娥已是對創科較為積極的特首。他最近進行關於《施政報告》的文本研究，對比歷屆政府的施政風格，其中有個指數評價政府是否靠近「華盛頓共識」，即「小政府、大市場」思維，當中最接近該共識的是曾蔭權。「相對來講，梁振英和林鄭是進取的。有時，一屆特首很難解決那麼多年積累的社會經濟問題。」
說回《施政報告》，作為港英政府流傳下來的工作流程，發布《施政報告》本身亦存在「結構性問題」。鄧希煒解釋：「特首每年都出來面對市民，大家則年年關注『派錢』。公眾期望與政府回應都變得好短視，總是生活問題落墨較多，而沒有真正談發展。」
鄧希煒指出，在很多地方，一般需要五年時間，產業才能有一定程度的發展，故新加坡每五年會檢討一次產業政策，並提出新的政策，但香港卻沒有「五年計劃」。「香港絕對需要（五年計劃），連內地的五年計劃都愈來愈提及香港，香港必須參考。」
由於政策的零散及被動，香港遲遲未能為創科產業打造良好的生態環境（ecosystem），導致創科人才和成果流失，每每「為他人做嫁衣」。鄧希煒舉例道，他認識很多做初創的港人，可能最先受到科學園或數碼港政策吸引，拿到一些種子投資，然後就會去深圳開分公司，因為在深圳容易請到資訊科技的人才，人工也較便宜。「上面（內地）那麼多城市都在競爭，視香港為競爭對手。但香港望着它們又覺得不是，同時又不知如何去配合國家的發展潮流和模式。這樣，很多人就會vote by feet（以腳投票），上內地發展。」
撐「再工業化」 多難也不放棄
「三級產業分類法」由英國經濟學家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推廣，是產業經濟的重要理論之一。該分類法將經濟活動劃分為原材料生產、製造業和服務業，分別稱為第一、第二、第三產業。該理論演變至今，將經濟體的產業劃分為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又指出，地區產業結構的升級，會由第一產業為主過渡到第二產業為主，最後過渡至第三產業為主。
香港很明顯是以第三產業、即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模式。鄧希煒指出，香港沒有第二產業，限制了創科產業的發展：「『產學研』的結構很適合香港。「學」已經有了，「研」亦很不錯，但就是「產」不了。『產』就要整個ecosystem，所以要『再工業化』。」
鄧希煒主動撰文支持「再工業化」，亦因此遭到很多網民的「抨擊」。「一半的comment（評論）都在罵我『係咪癡線』，『無人才無地』，『工乜業，搞金融啦』之類。」鄧希煒當作笑話提起，又繼續平和地回應這些意見，「大家的思維依然落後。我猜坊間大部份人對工業的看法都是對九十年代的回憶：廠房好污糟、好吵，但現代化的工業不是這樣的。」他以德國為例，指當地現代化工廠是「一塵不染」和「無聲」的，很多博士級的員工在按鍵或者寫程式，這是現在的「工業4.0」。
「就算難，也要試。我從來沒說這是容易的，但太多人覺得難就放棄，又見不到政府有政策。」鄧希煒指出，依賴金融業的紐約都主動提供資源和政策去吸引亞馬遜（Amazon）這樣的科技公司，問題絕非解決不了。
「香港今日已是發達經濟體，你看大部份發達經濟體的GDP，工業成份都比香港高。」鄧希煒說。世界銀行數據顯示，新加坡、日本、韓國的工業GDP佔比都是二到三成，香港只有約6%，服務業佔比近九成（見下圖）。
鄧希煒解釋：「一部份可能是地緣環境的關係，比如韓國、日本那麼大，會有發展工業的基礎；第二就是政府政策，譬如新加坡比香港小，人口又少過香港，但當地政府堅持發展工業。發展工業不是為了請很多低收入的人，令他們全部有工開，而是希望可以發展高科技和科研，再帶動經濟走向產業升級。」
他舉例道，身邊搞研發的朋友雖然有不少新設計，但由於香港缺乏產能，連測試原型都做不了，有時甚至要花大筆費用去科學園借用機器，導致部份研發人員會去深圳做測試，亦順帶在深圳開展研究。「如果失去『產』的部份，那『研』的部份亦可能流失。」
除此之外，工業更能夠製造「向上流動」的就業機會。鄧希煒說，工人通過工作能夠獲得穩定的收入，亦可獲得專業的知識，靠自身努力實現階層躍升。「『再工業化』也好，產業多元化也好，都是解決就業問題，令人們可以有所拼搏和有更多工種選擇。」
上文刊載於第242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1月30日）《專訪港大新晉經濟學教授鄧希煒 赴美廿年初回流 寄望香港「再工業化」》。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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