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晚期風格突變 「平淡近自然」轉型爭議
「疑心是跟他訣別了」的心情，預言般反覆衝擊着張愛玲。最後一次離開香港，她在致鄺文美的信中說，「別後一路哭回房，和上次離開香港的快樂剛巧相反，現在寫到這裏也是眼淚汪汪」，很「不張愛玲」的行徑，一語成讖，此去經年，受過生活的錘煉後，她的後期作品，風格也發生了明顯的轉型。
撰文：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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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取材土地改革的《秧歌》出版，胡適大讚「寫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而其五十年代以降的《同學少年都不賤》、《五四遺事》、《相見歡》、《小團圓》等小說，亦放棄上海時期鋒芒畢露的文學意象。
美國杜克大學教授、文化評論家周蕾在《婦女與中國現代性—東西方之間閱讀記》中指，她以「不相干」的細節描述，破壞人性論的中心性（centrality of humanity），展示以冷漠為主導的感情結構，這種「去sentimental」化的處理，哪怕同樣是寫死亡，《傾城之戀》中是華麗熱烈的傳奇，《小團圓》則剝離了傳奇性，襯托得現實愈發殘酷不堪，傷痕纍纍的現實，讓人難以逼視。
最有影響力的張愛玲研究學者之一、華東師範大學陳子善教授認為，或因翻譯《老人與海》之故，她受海明威影響頗深。在1971年接受台灣作家殷允芃訪問時坦言，作家一味模仿自己早期成名時的作品，是件悲哀的事，譬如海明威的晚年作品，「漫畫似的，竟像是對以前的一種諷刺」，所以，在對熟悉的人事反覆改寫的過程中，她刻意簡化情節意味，表現事件本身的尖銳，去除感官和情緒性等早期最為人稱道的真實感細節，剩下客觀、物質、冷靜的存在。
這番顛覆形象的自我否定，普通讀者未必領情。本港作家亦舒就撰文批評《相見歡》：「都是中年婦女的對白，一點故事性都沒有，一開始瑣碎到底，很難讀完兩萬字」。同樣，寫於七十年代的《同學少年都不賤》，也是延續此類日常的對話式寫法，不僅筆調晦澀，更把鏡頭轉向海外，寫中學室友在美國境遇的雲泥之別，甚至大膽穿插曖昧的同性情誼，引入基辛格訪華、甘迺迪之死等時事背景，用陳子善的話說，其意涵遠不止小說情節，而更近乎探討小說形式。
作品與文學批評的距離太遠，以至於早年以不看評論著稱的張愛玲，連寫幾篇散文自辯。又在給宋淇的信中，表達清晰的自我認知：「其實水晶已經屢次來信批評……雖然措辭客氣，也是恨不得我快點死掉，免得破壞image。這些人是我的一點老本，也是個包袱，只好揹着。中國人對老的觀念太落後，尤其是想取而代之的後輩文人。」
回到與胡適的交往，在他面前，張愛玲也算後輩文人，她大為推崇的《海上花》，就是父親看了胡適的考證買來的。兩人在美相識，最後一次別離，她送到大門外，寫「可是彷彿有一陣悲風，隔着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陳子善透露，在與宋家書信中，張愛玲卻直言，「胡適沒有看懂她」，認為他對小說集《傳奇》評價不高，借走了書也無下文，因為「上一代人不像我們一樣沉浸在西方文學中」，倘再歸還，恐怕還需無謂點評兩句，為免尷尬，相見不如懷念。
從胡適到張愛玲，從張愛玲到亦舒，亦舒到如今，人世幾番新，三代人的隔膜，一輩比一輩遙遠。
上文節錄自第233期《香港01》周報（2020年9月28日）《張愛玲百歲冥誕 只是當時已惘然》，網上標題為編輯重擬。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