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憑審核教科書 就能解決通識教育的問題？
由2000年成為教育課程改革關鍵、自2009年成為新高中四大核心科目的通識科，鑑於教材不送審、無標準，不時被指是「無掩雞籠」，甚至被詬病為年輕人激進化的「元兇」，所以歷來改革呼聲不絕。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上周二（9月22日）向教育局提交報告，終於建議將教科書納入現行「課本送審機制」；然而，單憑強制審核教科書就能解決通識教育的問題嗎？須知道，通識教育之所以偏離原有教學目標，在於一味強調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卻未能為學生打下進行批判的知識基礎，而觀乎整套教育哲學，也都以自由主義為主導，完全缺乏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中國香港」主體性。
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提交報告前一個月，社會剛因有通識教科書自願送審後被刪除「香港奉行三權分立」等並不十分準確的敏感內容而引發軒然大波。正反雙方爭論兩周後，全國政協副主席、首任特首董建華牽頭的智庫團結香港基金率先發表檢視十年通識教育成效的研究報告，當中引述基金委託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進行的通識教師和中學校長調查結果，指有近九成受訪教師依賴教科書作教學基礎，且有近四成以社交媒體資訊為主要教材，但鑑於資訊氾濫，嚴重影響相關教材的準確和中立，故倡議當局就此建立強制而清晰的審核制度。
根據上述民調，分別有逾八成受訪者認同教育局應該審核通識教科書，以確保課程涵蓋關鍵概念和保持觀點中立，另有逾七成受訪者同意由局方推薦網上教材。負責該項研究的團結香港基金教育及青年研究主管郭凱傑更建議，特區政府可以就此建立「通識教材資料庫」，既為老師減省備課時間，又為公眾整理真確資料，令學生在掌握事實的基礎上培養思辨能力。
究竟通識教科書需否審核？這其實是個在通識科2009年面世之前已經爭論不休的老問題。通識科原本旨在鼓勵學生以多角度和明辨性思考研究當代議題，再以實證為本和抱持客觀的態度建立個人觀點，並作出合理判斷，藉此培養他們正面積極的人生觀，使他們成為有識見且負責任的公民；而為了令課程與時俱進、鼓勵教師因材施教，當年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多番強調，通識教育不會設置指定教科書，更不會像其他主修科一樣就教學材料進行審核。
這個看似自由、包容、開放的決策一出，旋即激起千重浪—支持一方認為，由於當代議題持續發展甚至急速轉變，政府根本難以統一教學內容，而既然通識科目標為訓練學生多元思考，也應該給予老師因材施教的空間，而非「填鴨式」餵飼學生；反對一方則擔心，培養學生批判思考的前提是令學生掌握足夠的知識基礎，但當特區政府未能為教學材料和答題標準把關，恐怕難以確保教育成果，加上整套課程的教育哲學都是以西方自由主義為主導，完全缺乏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中國香港」主體性，日後可能不利香港發展。不過，教育局最終仍然堅持「放任式」的通識教育，即使後來由坊間編製的教科書五花八門、質素參差，甚至與課程綱要有出入，但局方也只呼籲教師謹慎選擇教材，根本無意強制審查。
時至今日，通識科已經在全港464家津貼、官立、直資、私立中學裏，培養了約50萬名文憑試畢業生，跨越了「90後」和「00後」這兩代人的中學生涯—但爭議事件和改革呼聲卻從不間斷，尤其是當香港愈趨政治化，每逢社會出現由年輕人主導的抗爭運動時，總有人歸咎於通識教育的失敗，例如在回歸初期拍板推行通識教育的董建華，去年中與傳媒高層會面時，便承認由他提出的通識教育和中史改革可謂完全失敗，導致時下年輕人出了問題。
兩種教育哲學博弈
無可否認，相較以往而言，近年的香港青年的確更加關心社會議題、熱衷參加社會運動，甚至有激進化的趨勢。通識科推出後三年、即2012年，時任特首梁振英銳意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卻因由教育局資助出版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被指內容偏頗，觸發數以萬計中學生和大學生參與的「反國教運動」。
至2014年政改期間，當全國人大通過不設公民提名的「831決定」後，香港爆發連串示威，而由俗稱「雙學」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和學民思潮所主導的罷課集會和重奪「公民廣場」等抗爭，更為79天的「佔領行動」揭開序幕；直到去年，鑑於深層次矛盾持續未解，而特區政府又強行修訂《逃犯條例》，香港引發了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最久的反修例運動，同樣是以年輕學子為主要抗爭力量，例如至今被捕的9,000人當中，就有四成是學生，其中一半是未成年人。
不過，年輕人的政治化、社運化、激進化，與通識教育究竟有多大關係，社會眾說紛紜。
建制陣營便批評通識教育誤導學生，是散播仇恨和偏見的「洗腦科目」。內地央媒《人民日報》去年9月中旬發表的評論文章《香港通識教育，是時候檢視了》，更直斥通識科的三大不是—首先，教材不送審、無標準、有錯誤、有偏見，「明明是說要鼓勵正反思辨，但顯然違背客觀公正、戴着有色眼鏡」，難以想像一些經過教材化包裝的政治宣傳品流入課堂後，將會教出怎樣的學生；其次，課程無王管、課堂泛政治，因為政府當局給予通識教師極大的教學空間，導致不少激進份子藉着教學造文章、塞私貨，甚至煽動學生參加遊行集會；最後，只有通識教育而沒有國民教育，在強調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的時候，卻沒有做好國民教育，未能令學生形成足以進行批判思考的知識基礎，導致他們脫離歷史與國情，容易簡單否定現實，失去中國座標思考，容易滑向極度崇尚西方標準的文化不自信。
至於反對歸責通識教育的陣營，則批評特區政府只以「經濟需要」作為改革教育和課程的立足點，令教育淪為鞏固特區政權和資本主義的附庸和工具，卻沒有以學生的主體發展為依歸。
不難看出，兩套說辭背後，是兩種教育哲學和意識形態的博弈，而後者明顯是以西方自由主義為基礎的教育理念，強調個人和自主，卻忽視了國家和社會。但必須指出的是，他們之所以持有這樣的觀點，其實是非常自然而合理的事—因為由殖民時期開始，整套香港教育制度就是以西方文化邏輯作為參照物，從而創造了一群自覺能夠應用西方價值體系的香港精英，即使了解殖民統治背後的宰割、鎮壓、壟斷等本質，仍然自覺矮化成為追逐西式上流的次等公民，甚至對原屬文化和民族感到莫名的羞恥，完全喪失以「中國香港」為主體的意識。
評審制度弊病百出
然而，無論意識形態怎樣博弈，教科書不設審查和規管，始終說不過去。在《人民日報》發炮後不久，教育局副秘書長康陳翠華便在教育局網誌撰文，表示理解公眾對通識科教材未有送審而抱持質疑，「尤為關注高中通識教育科的學習材料，憂慮教材的內容不夠全面、客觀及持平，誤導心智未成熟的學生，甚至散播仇恨和偏見」，和質疑教育局對教科書的質素「放任不管」；當局因而決定「特事特辦」，為出版社提供自願性「教科書」專業諮詢服務（下稱諮詢服務），確保教材引用的資料真確，以提升市面上通識教科書的質素。
起初有七間出版社接受諮詢服務，包括明報教育出版有限公司、香港教育圖書公司、時信出版（香港）有限公司（名創教育）、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齡記出版有限公司、培生教育出版（亞洲）有限公司，總共10套通識教材。最後培生教育出版（亞洲）有限公司退出計劃，而剩餘的８套通識科教材自去年10月中向局方提交後，經過了九個月的審閱和修訂，終在7月完成整個流程，並列入局方的「推薦」清單內，而出版社相繼於8月初上載新修訂版於網上，但從推出服務到完成審閱流程，教育局都沒有公布評審原則。
事實上，撇除通識教材不設審查的問題，現存的教科書評審機制本來就弊病百出。香港教科書的編選，包括編寫、審定、選擇、購買和使用五個階段，在首四個階段當中，儘管教育局均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但出版社仍享有相對自主的開發和編寫空間，至最後一個階段，則主要交由教師決策。所以，市面上流通的教課書均非官方所出，而是出版社參考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就編印和送審事宜提供的指引，自行編訂，再送給校方自由挑選；而如果出版社希望該些教科書被教育局列入《適用書目表》，則須送交課本評審小組，然後供學校參考評審結果。不過，儘管教育局強調評審小組由專家組成，但近年不時被社會批評質素參差、要求監管。
幾可想像，假如教育當局未能改革課本評審制度，即使將通識教科書納入評審，也難以確保課本質素。而更嚴重的問題是，假如特區政府仍然糾纏於意識形態的認知迷障，而無法深刻檢討通識課程乃至整套教育制度仍然以西方自由主義為基礎的本質，根本難以建立一套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教育邏輯，遑論要培養「中國香港」的未來主人翁！
上文節錄自第233期《香港01》周報（2020年9月28日）《單憑審核教科書 就能解決通識教育的問題？》。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