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管理公共衞生危機的必修課 勿讓民粹主導抗疫．下
為求抗疫防疫，主張限制個人自由的公共衞生模式成為全球主流，可是，不少人在解讀相關措施時往往側重於限制自由一面，未有考慮其抗疫防疫效果，這使得推崇個人主義、重視個人利益的西方社會無法接受封鎖社區、禁足等措施，政府亦未曾正視防疫措施與本土文化間的衝突，導致民間醞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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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當美國人對政治和科學的信任削弱，會影響政府的動員能力，使政府無法實施「不受歡迎卻必要的」措施，難以發布全國性命令。
政治化阻礙治理
在是次美國的疫情中，戴口罩與否不再單純是一個科學問題。不少調查均指出，民眾對於疫情的認知會因應支持的黨派而有所不同，如自認是共和黨支持者的美國人較不傾向在公眾地方佩戴口罩，他們當中只有約四成人認為新冠病毒對公眾健康構成威脅，而民主黨支持者則有八成多—顯然政治化的社會氛圍影響了民眾的判斷。
立場各異及態度極端令戴口罩成為政治問題，而政治人物所作出的誤導，更成為疫情加劇的催化劑。當政府高層甚至一國元首提供反科學、反專業的建議時，不但其支持者會傾向相信，一些對病毒了解不足、欠缺相關訊息的民眾亦較容易相信其說法。以美國總統特朗普為例，他一直淡化疫情的威脅及嚴重性，如在2月26日談及確診個案時，曾聲稱人數會在數天內接近歸零；期後疫情爆發，特朗普對「鎖國」措施嗤之以鼻，更發表「美國會在4月12日復活節恢復正常」、「疫情會在夏天消失」等言論，不單無視現實，亦欠缺科學根據，讓人感到在他眼中，政治考慮較科學實證和國民福祉來得重要。
另一代表人物是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他在患上新冠肺炎前便稱此病為「小流感」，亦曾公然在政治集會與支持者近距離接觸，無視世衞的衞生指引。不單只在美國及巴西，英國、德國和西班牙等國的官員也有相似的舉動，這不單加深大眾對疫情的誤解、令專家意見被忽略或蔑視，亦導致民眾視戴口罩和「封城」等抗疫措施為政治操作，而非實際需要。
從上述經驗看來，當民粹被包裝成民主自由時，或會挾持政府的運作，導致治理效果不如人意，美國抗疫一事就是典型的例子。究竟要如何梳理政府的能力及政治制度與抗疫之間的關係？
不論是民主還是專制國家，都有處於混亂的時候；不同政治體制在處理疫情上，也會有截然不同的表現。以《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而聞名的美國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3月底在美國《大西洋》（The Atlantic）雜誌撰文，討論影響國家抵禦疫情能力的因素。他提出，大眾不應運用「民主」與「威權」政治體制二分法，這未能判斷國家能否有效應對危機，因為集權國家和民主國家均出現好和壞的榜樣，「一個地方抗疫能力的高低，在於政府能力及對政府的信任，而非源於制度。」
福山認為，沒有人能以今次疫情中各國政府的表現來斷定是獨裁政權還是民主政體能在疫症大流行中倖存，因為即使美國表現欠佳，但韓國和德國等民主國家卻相對出色。他解釋，所有政治制度都需要將自由酌定權力下放予行政部門，尤其是在危機時期，然而，沒有一套現有的法律或規則可預示各國將面臨的迅速變化，因此政府高層的能力及判斷會影響結果的好壞。民主國家會將緊急權力授權給行政部門，以快速應對不斷變化的威脅，但有效與否取決於大眾是否相信政府會明智而有效地使用這些權力，美國顯然是反面教材。
經此一「疫」後，福山表示，「看到不少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出於各式各樣的壓力，淡化疫情的危險性，不論是為了避免損害經濟，還是保護他們自身的利益。」
政府保護人民生命安全責無旁貸，但來勢洶洶的疫情讓不少政府變得窘迫不堪，不但讓人民看見應對能力不足，也暴露出民粹治國方式的弊端。像上月底辭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其內閣便因防疫抗疫不力，5月時支持率一度跌破三成，成為任內最大政治危機；韓國抗疫防疫工作雖然相對成功，但在疫情初期大邱市「新天地教會」成為爆發關鍵時，當地政府卻未有果斷採取隔離等措施，反把精力放在「口罩外交」之上，惹起民眾不滿，逾120萬人在3月初聯署彈劾總統文在寅。有趣的是，韓國在野保守陣營不斷在抗疫一事上狙擊政府，但當地政府亡羊補牢，其後更一度成為抗疫典範，以文在寅為首的「共同民主黨」及聯合參選的「共同市民黨」成功扭轉局面，在4月舉行的國會議員選舉取得壓倒性勝利，高效有力的防疫政策成為了文在寅的「保命符」。
至於香港，經沙士一疫後，醫管局、立法會及專家委員會曾撰寫三份檢討報告，政府亦在事後成立「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專家委員會報告建議監督委員會」，落實諸如成立數據系統追查與患者相關的人士等改革。但是次疫症爆發初期，港人在封關、口罩以至保護裝備供應等問題上對政府極為不滿，批評政府沒有汲取教訓。陸恭蕙卻回應指，香港亦有一些值得學習之處，如她曾親身經歷居家檢疫，坦言與其他地方相比，香港不論是機制還是科技研發均有參考作用。
本港疫情隨着輸入個案大增而一度惡化，自3月中起，所有被隔離人士包括海外抵港人士須佩戴一次性電子手環或監察手帶，接受14日的強制家居檢疫，並配對「居安抗疫」手機應用程式，其中採用了由香港科技大學研發的地理圍欄（Geo-fencing）技術，透過人工智能及偵測電子訊號強弱變化，方便當局查證檢疫者有否離家出走。而在檢疫期完結前，檢疫者亦會再獲安排參與檢測。
又如向市民派發由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研發可重複使用的「銅芯抗疫口罩」（CU Mask）甫推出後，便面對諸如外觀不好、太遲派發等種種批評。對此，陸恭蕙表示：「香港人一看到便會問為什麼那麼貴？但這是技術發明，如果我們冷靜一點看待，其實香港出錢研發，日後亦有用途。我認為我們不用一味批評，如果外國希望取得授權，這便是一個商業性的發明，成為商機。」她認為，當戴口罩已變成全球大眾的習慣，銅芯口罩的價值可日後再作定論。
在各種科技與防疫措施相輔相成下，一地的抗疫工作或許未臻完善，但至少能起一定作用。然而，在疫症大流行時，若政府沒有治理能力，或缺乏團結民眾的力量，只讓民粹主導抗疫，那麼在抗疫路上，亦難以看到終點。
上文節錄自第231期《香港01》周報（2020年9月14日）, 文章原題《管理公共衞生危機的必修課 勿讓民粹主導抗疫》。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