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疫情及社會動盪後 香港會出現新五大訴求嗎？
社會運動走到今天，「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仍是不少人的堅持，甚至潛移默化為一種價值觀。只是一年過去，反修例風波變得一發不可收拾，政府各政策範疇停滯不前—全民退保遙遙無期、房屋政策仍舊以置業主導等—社會所積累下來的深層次矛盾如雪球般愈滾愈大，改革卻無從啟動……如果五大訴求轉而針對房屋、醫療、教育、勞工福利及全民退保，香港會有怎樣的未來？
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撤回示威暴動定性、釋放所有被捕示威者、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及落實雙普選，在這一年內，五大訴求已成為部份港人的共識，成為反修例運動的主旋律。但一年過後，五大訴求終究實現了多少？除了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去年10月23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正式宣布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外，其餘四個訴求仍是尚未實現的口號。
五大訴求未竟，但香港早已遍體鱗傷，過去一年，香港社會充滿仇恨，不但沒有朝向理想的方向，更像脫了軌的列車，社會民生原地踏步：房屋政策仍以置業主導、公營醫療系統長期負荷過重、教育資源患寡又患不均、標準工時及全民退保仍遙遙無期。而在生活失常、經濟受創、民生問題亦亟待解決的情況下，改善香港管治便成為一個長期而複雜的工作。
社會需更多經濟改革
「香港不僅需要更自由的社會，還需要更為公平的社會。」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學實踐教授、領導力與公共政策高級培訓項目主任劉浩典表示，現在的五大訴求明確卻狹義，主要與反對《逃犯條例》及要求政府回應示威訴求相關，嘗試爭取更大民主及政制改革。劉浩典直言，民主化並非完全在香港政府計劃之中，而且不能在短期內實現，但不代表香港不能邁向民主化，「民主有不同的形式，如一人一票選特首的直接民主，也可以爭取協商民主，與群眾一起解決問題，互相尊重地商討香港的問題與未來。」
劉浩典認同追求民主的訴求，但他認為這在當下香港未必切實可行，或需以十年計時間去達成。他相信，短至中期而言，政府更有機會回應與社會不平等相關的訴求。
時代在變，市民尤其是年輕人不僅只考慮切身的民生問題，亦關心政治制度上的民主、社會的公義、公平等等。只是在缺乏社會保障的前提下，市民終日奔波勞碌，又如何把握自己的政治權利？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簡稱「社協」）在去年10月中政府公布《施政報告》前夕召開記者會，向政府提出「十大訴求」，除了「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和「落實真雙普選」外，餘下八大訴求涵蓋房屋、教育資助等範疇：包括增加土地房屋供應，設立租津租管；設立全民退保，優化在職津貼；改革綜援制度，檢討特別津貼；停止外判服務，完善勞工保障；平等教育權利，增加教育資助等等。社協認為，香港目前正面對回歸以來前所未有的政治社會危機，而長期累積下來的社會深層次問題和矛盾仍有待紓解，政府應從結構上大刀闊斧地作出制度與施政改革，以挽回民心及重新凝聚社會，並解決基層居民的需要。
不論是政治還是經濟民生，政府都必須正視。五大訴求，部份實為民主及公義的追求，但民主的本質亦在於公平及公義的權利，訴求不能與民生割裂。在劉浩典眼中，「一隻手拍不響」，社會動員的規模代表人民對議題的取態，政治改革是重要的，但現在卻與民生訴求出現「錯位」，社會改革顯然並非每個人的首選，但若香港社會能夠為此動員，相信情況會變得不一樣：「政府會想，當沒有社會動員施壓關注這些問題，為什麼我要關注這些議題？」
劉浩典直言，修例訴求與政治相關，但香港不能止步於此，社會需要更多的福利及經濟改革：「改善社會不平等最為重要，但現在社會有多少相關的討論？例如失業保障、社會保障，我認為現在是沒人談論。」
未兌現的民生承諾
另一邊廂，政府也只推出一些小修小補的措施。今年年初，政府召開記者會公布十項改善民生政策措施（見表），包括將現時的長者兩元乘車優惠門檻由65歲下調至60歲、改革長者生活津貼計劃、將法定假期增加至17日等，預料各項措施涉及100億元經常性開支，即政府經常性開支會增加2%。當時，特首林鄭月娥否認措施是為過去半年的施政失誤「補鑊」。
意圖難以揣度，但相隔近半年後，措施的推行進度如何？在這十項民生措施中，儘管政府一早表示落實時間各異，除了發放現金津貼程序較迅速外，不少措施均需時研究，亦有不少距離落實之日遙遙無期。例如增加法定假期一事，事實上勞工顧問委員會曾於去年進行討論，但未有共識，政府亦未諮詢商界意見；而為低收入人士代供5%強積金或於2024年方可全面落實。
更重要的是，財政預算及社會政策應以長遠惠及大眾利益、改革深層次結構矛盾為依歸，若然政府未能解決社會分配問題，單靠派錢或是小規模改革也買不回政治上失去的民心。例如在退休保障一事上，根據政府最新數字，即使在政策介入後，長者貧窮率仍達30.9%，可政府仍採用審查式長生津應付了事，而對全民退保隻字不提。而且，有學者擔心政府只依靠稅收*支撐長生津的開支，長遠來說，公共財政將難以為繼。
*注︰有民間團體提出三方供款的全民退休保障方案，透過社會共責共享及財富再分配的方式，讓市民在退休後仍能獲得穩定的基本收入，紓緩長者貧窮情況。
動盪是社會問題的照妖鏡
恐懼無助政府施政。劉浩典認為，對政府而言，社會動員、抵抗及壓力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政府不應懼怕社會動員，而是應學習如何面對社會壓力，以及向正確方向前進。香港經濟結構單一，面對衝擊時更顯得脆弱。他說，一直以來，香港經濟過分倚賴旅遊業，並且很大程度向內地旅客及資本傾斜，因此，香港需要更多元化的經濟。他認為，在接下來的五年，大型的社會保障改革、失業援助、退休保障、房屋保障等減少社會不平等的措施，以及再重新定位香港經濟應可付諸實現：「香港政府有能力及願意推動改革，長遠而言對社會及市民也有益處。」
只是每當談起大刀闊斧的改革，政府都會搬出「加大財政負擔」等說詞推脫。「政府對福利有錯誤觀念，沒有視之為投資。」劉浩典解釋，若政府改善住屋保障，市民對未來會更有信心；若政府提供退休保障，實際上也可刺激經濟，這些福利都是創造繁榮及有動力社會的必要因素。他說：「疫情爆發前，歐洲國家經常遊說削減醫療、教育及福利等開支，而在大流行病後，卻揭露它們的醫療系統喪失處理能力。」
劉浩典猜想，其他地區在疫情過後也會着手改革，同樣道理也適用於香港，社會動盪及疫情暴露了香港在社會福利及保障方面的不足，給予政府契機反思香港問題。
若香港想成為成功的自由市場，政府便需要有強勁的社會開支作支撐，「福利不止是只會花錢的開支，而是福利轉移。我會很驚訝—如果政府官員仍然認為這些是不必要的開支、只會減少盈餘，這代表他們沒有從過去學習，在2008年（金融海嘯）一事上汲取經驗。如果他們還是這樣想，這真值得香港來一場抗議。」劉浩典補充，如果政府仍然抱持着過時的觀念，自由市場只會繼續換來社會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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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217期《香港01》周報（2020年6月8日）《疫情及社會動盪後 香港會出現新五大訴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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