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專制的巨靈」　讓民主體制有效運作？

自2月中開始，中國各地陸續引入健康碼制度，要求所有人通過微信或支付寶的APP，登記真實姓名和住址，並交代過去14天行蹤。所有人出行必須出示健康碼，並記錄曾到訪的地點，藉以識別國民的肺炎感染風險。如果系統判斷這個人沒有被感染的風險，就會在手機上顯示「綠碼」（綠色QR Code）；如果系統判斷有被感染的可能，就會因應程度顯示「黃碼」或「紅碼」。出入社區、商場或公共場所，都必須出示手機上的「綠碼」，才可通行。
在香港或其他地區，只有具感染風險的人才會被要求隔離和受監控；但在內地，健康碼卻適用於所有人。這種對自由社會來說匪夷所思的事情，在內地卻習以為常，見怪不怪。它是否更有效防範疫情散播呢？現階段看來確有其成效，通過國家機器自上而下的集權統籌，防疫策略似乎較自由社會來得全面和到位。

中國各地陸續引入健康碼制度，所有人出行必須出示健康碼。（中新社）

然則，集權體制是否更能防禦各類型的大型系統風險？目前似乎言之尚早，尤其是資訊透明度偏低，甚至有刻意隱瞞事實的傾向，令集權體制的弱點往往在危機管理上突顯出來。在自由社會，起碼從理論上來說，只要每個人均能取得充足的資訊，便能通過自身選擇作出最佳決定，實在毋須國家過度介入個人生活，代替我們作出各種各樣的決定。

無論如何，關於個體和集體的界限、自由和效率的爭論大概仍會不斷繼續。經過了二百多年的發展，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看似很成熟，但可能只是一個脆弱的平衡。在近期熱門的《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一書中，經濟學家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和政治學家詹姆斯．羅賓森（James Robinson）力圖論證的，正是國家和社會之間達至權力均衡的困難。

國家力量發展過度，社會力量發展不足，便會形成國家機器「專制的巨靈」，人民無法享受被應許的自由。（資料圖片）

正如書中的附圖（見上圖）所展示，國家力量發展過度，社會力量發展不足，便會形成國家機器「專制的巨靈」（套用哲學家霍布斯的「利維坦」（Leviathan）經典概念），人民無法享受被應許的自由：但作為銅幣的另一面，假如社會力量過於膨脹，國家力量發展不足，則只會出現無政府主義的混亂局面。國家和社會力量必須恰到好處地平衡，才能產出「受約束的巨靈」，即自由民主體制有效運作。

作者把這脆弱平衡稱作「自由的窄廊」—進入廊道的路徑不容易，進去之後也有極大機會溢出。廊道之所以窄，是因為脆弱的社會力量，根本無法和強大的國家力量相提並論；更嚴重的是，就算社會力量被動員起來，也要發展得恰到好處，否則很容易又會落入國家效能不彰的困境。國家和社會力量皆過猶不及，以至廊道極為狹窄，人類自由極難確立。

不過，問題還有更加複雜的一面。看了《自由的窄廊》，不期然令我想起，早前Kate Raworth出版的《Doughnut Economics: Seven Ways to Think Like a 21st-Century Economist》。書中套用「冬甩經濟」來比喻經濟發展的臨界點，與「自由的窄廊」彷彿如出一轍。儘管前者探討的是經濟議題，與後者探討的政治議題迥異，當中卻隱含着極為重要的關聯。

若經濟發展超出地球資源的承載力，便會構成無可挽回的生態危機。（Getty Images）

按照Raworth的觀點，經濟發展受制於生態環境的極限，若超出地球資源的承載力，便會構成無可挽回的生態危機—在相當程度上，疫情失控正是這個生態危機的縮影。但經濟發展同樣存在另一下限，開發不足便會影響人類基本生存條件。因此具備可持續性的經濟規模，只能存在於一條狹窄的「冬甩經濟」之上。若換上另一種表述，那其實亦是一條「可持續性的窄廊」。

為何冬甩經濟脆弱的均衡同樣難以達至？這和資本主義體制先天的不穩定性至為相關。資本累積乃依賴經濟活動不斷擴張，發展速度稍緩，也大有可能構成系統性的經濟和金融危機。經濟發展速度過快，固然容易構成市場力量的失控；但作為銅幣的另一面，經濟發展勢頭一旦減弱，同樣很有可能將市場拖垮。

「自由的窄廊」和「可持續性的窄廊」對人類現代文明的挑戰已夠巨大，但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更大的挑戰乃在於兩條窄廊難以同步配合（synchronized）。也就是說，即使一個社會能維持在「自由的窄廊」，也很可能無法達至經濟的可持續性；相反亦然，一個社會即使能進入「可持續性的窄廊」，卻不一定能夠同時滿足自由社會的條件。

經濟發展速度過快，固然容易構成市場力量的失控。（新華社）

從傳統經濟學的教條（包括艾塞默魯和羅賓森二人的觀點）出發，國家力量過大是窒礙經濟自由發展的主要因素；但從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看來，現實的情況卻可能剛好相反。無論在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國家機器皆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所謂的放任或自由經濟政策，往往只是在經濟發展起來之後，為了歌功頌德編造出來的一堆「廢話」。

也就是說，當某些社會成功確立「自由的窄廊」，副作用之一卻極可能是經濟過度開發，人們方才發現與「可持續性的窄廊」的路徑並不一致，難以同步配合。例如在英國和美國等地，為了維持自由民主體制的有效運作，國家需在物質上盡力滿足社會力量的期望，但這往往超出環境生態的上限。

美國總統特朗普，即使在肺炎疫情未見緩和的情況下，仍急不及待要重啟美國經濟。（美聯社）

以上觀點過於抽象、不着邊際嗎？其實只需看看美國總統特朗普，即使在肺炎疫情未見緩和的情況下，仍急不及待要重啟美國經濟。路人皆見的顯淺事實是，政治需要已完全凌駕社會經濟的需要，爭取連任的考慮勢必帶來過激的決定。美國國會通過歷來最大規模的救市方案，巨額資源在其舞弄之下，勢將成為總統選戰中最有力的武器。

無論是共和或民主兩黨，均爭相以巨額赤字預算作為主要政治注碼。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列根時代開始，美國國債便不斷向上飆升，至2008年金融海嘯後達到失控水平，即使近年經濟復蘇，仍不跌反升。

在經濟下行之際，華府採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在經濟向上之際，華府仍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試問如此這般的國家力量，經濟上又怎可能具可持續性呢？

《香港01》周報特約撰稿人鄒崇銘其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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