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出現拐點 西方輿論下的中國形象
新冠病毒來襲，引起全球恐慌；由於該病毒最先在中國武漢發現並爆發嚴重疫情，「黃禍論」再度興起，掀起新一輪歧視華人乃至亞裔的風潮。不但向來具優越感的西方人，就是鄰近的亞洲，華人也遭到其他國家的人歧視，如日本有人稱中國人為「生物恐怖份子」，而華人之間也出現互相歧視，例如香港有餐廳就公開聲明不接待內地人，內地其他城市早期更有人見「武漢人色變」等等。
撰文：凌月
迄今為止，觀乎整個抗疫過程，中國的種種表現和西方媒體的反應，這個時候，二十世紀初英國小說中傅滿洲（Dr Fu Manchu）的形象不禁躍然腦際，彷彿反映了世人對中國的某種觀感。
二十世紀初，英國小說家羅默（Sax Rohmer）在其系列小說中塑造了傅滿洲一角。這個人物首次出現在1913年的《傅滿洲的謎團》（The Mystery of Dr Fu Manchu）一書中，是一個瘦高禿頭、倒竪長眉、面目陰險的人。他博學多才，懂得古今中外所有的科學知識，手下多是持刀的惡棍和流氓，曉得使用諸如毒蛇、蜘蛛乃至細菌一類的生化武器幹盡壞事，而不喜用槍炮。
然而，傅滿洲卻擁有海德堡大學、索邦學院和愛丁堡大學等學位，是個語言天才，能說多國語言。他這個角色無疑是個既聰明又邪惡的歹角，反映了當時西方人對華人的普遍印象，並形成「黃禍論」及由此產生恐懼與歧視。
當人們因為成見而對某個群體產生與事實不符的負面觀感時，就會形成歧視，而疾病每每會加深歧視。由於新冠肺炎最先在中國發現，疫情初期，表現慌張，加上信息混亂，中國人予人的第一個印象就是帶來疾病和災禍，以及這種疾病是由於中國人乃至華人生活習慣的不文明所致。
首先是部份西方媒體把疾病和中國拉上關係，並大肆渲染，慢慢更影響至民間，擴大至視包括海外華人在內的人都是帶菌者，需要加以提防。例如早在1月底，丹麥全國性報章《日德蘭郵報》（Jyllands-Posten）刊載一幅諷刺漫畫，將中國國旗上的五顆星星換上病毒形狀的圖案；接着是法國知名地方大報《皮卡德信使報》（Le Courrier Picard》以聳動的文字如「黃色警示」、「黃色危險」作標題和圖片說明，並配上女性華人戴口罩的相片；而著名的德國《明鏡》（Der Spiegel）周刊2月1日出版的一期甚至以《冠狀病毒，中國製造》為封面標題；《華爾街日報》也發表由美國巴德學院教授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撰寫、題為《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的評論文章（編按：該文刊於2月3日，標題為該報評論版編輯所擬）……
與此同時，戴口罩的海外亞裔人士明顯遭受異樣眼光，甚至被扔垃圾和遭嚴重毆打……
其次是咬定病毒的源頭是中國。之所以如此，除了最早在武漢發現病毒外，還認為中國文化較為劣質，民眾生活不檢點，較為野蠻。在世界衞生組織2月12日為病毒正名為COVID-19後，美國總統特朗普、國務卿蓬佩奧等仍堅持用「武漢肺炎」（Wuhan Virus）、「中國病毒」（Chinese Virus）等字眼稱之，特別強調病源來自中國。
美國右翼的霍士電視台（Fox News）主持人沃特斯（Jesse Watters）更在3月2日的節目中表示，中國人需要就新冠肺炎疫情「正式道歉」。他又稱，疫情發源於中國是因為「中國人吃蝙蝠和蛇」。3月發布的美國民意調查機構「拉斯穆森報告」（Rasmussen Reports）數據顯示，42%美國選民認為中國應賠償部份由新冠肺炎帶來的財務損失，36%不同意，22%不確定。
即使是一些香港人，也表示對疫情感到愧疚，有媒體至今仍堅持用「武漢肺炎」的稱呼。甚至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傳染病專家袁國勇也曾與助手於《明報》發文談到疫症的名稱，指摘吃野味的習慣「是中國人劣質文化之產物」。
高效先進VS野蠻專制
如今，特朗普已收回「中國病毒」的稱呼，袁國勇也撤回《明報》文章，但那種關於中國人的傳統惡習造成疫情、中國文化低劣的說法，仍廣泛流傳於坊間。而且，作為「一黨專政」國家，中國官方長期予人實行高壓、不尊重言論自由的印象，所以，由西方媒體主導的輿論界在批評中國應對疫情的表現時也受這種觀感影響。
有人批評中國初期隱瞞疫情。雖然中國政府已懲治武漢主事官員，並經調查後對「疫情吹哨人」李文亮的表現予以肯定，乃至追認為「烈士」，不過，西方的報道仍不時指摘中方這方面的過失；即使中國的抗疫措施見效後，還是抓住不放，例如英國《太陽報》於3月19日就有題為《不要忘記中國如何隱瞞疫情使新冠病毒擴散》（Don't forget how China let coronavirus spread while trying to cover its tracks）的文章，指只要中國官方提早三個星期行動，感染個案已可減少95%，並阻截跨境傳播。
李文亮本是武漢市中心醫院的眼科醫生，疫情爆發初期，他於2019年12月30日在自己的微信同學群組中提醒大家小心出現沙士（SARS）式病毒，要注意保護，後來當地派出所因其「在互聯網上發布不實言論」提出訓誡。
有人認為，這本是疫情初期，大家對疫症沒有足夠的了解，有關當局的循例行動，李文亮本人也沒有遭受懲罰，但在網絡的誤傳和西方媒體鋪天蓋地的渲染下，卻令人以為李文亮受到極大的迫害，並封他為對抗中共專制的英雄和覺醒者。實際上，李文亮是一名共產黨員，並非反建制的人。但西方媒體的渲染無疑加深了人們對中國政治體制專制、野蠻、不可靠的印象。
《紐約時報》中文網2月27日更有《中國宣傳機器在新冠疫情中受挫》一文，批評中國官方媒體在手機和電視上大量炮製關於團結、犧牲的影像和故事，推出名叫「江山嬌」、「紅旗漫」的卡通吉祥物，意在危機時期激起年輕人的愛國熱情，在前線醫護缺乏口罩等基本物資的情況下，鼓吹個人犧牲，宣揚女性醫護為了抗疫剃光頭，指出中國網民也質問這些女性是否出於自願，以及為何沒有男性剃光頭的照片。
該文又批評一些關於醫護人員「媽媽剛過世」或「孩子剛出生」就走上前線的報道，聽起來相互雷同，更有違常理，例如西安的一家報紙在一篇文章中說，一位護士剛出生的雙胞胎寶寶問爸爸「媽媽幹嘛去了」；另一家內地報章寫道，一名護士去了前線後，2014年起就處於植物人狀態的丈夫，每次聽到她的名字就會微笑，「好像知道自己的妻子在做着一件偉大的事情」。
出於意識形態的不同，中國式集體主義、犧牲精神與西方主流主張的個人主義和自由、民主相牴觸，被認為毫不人性化，西方媒體尤其不能接受中國官方媒體在疫情下刻意營造英雄形象，認為這一切都是虛假、不可信的。
由於世人對於中國文宣手法的成見，連帶確診和死亡數字，也提出質疑。抗疫初期，試劑不足等問題還令人鄙夷中國醫療條件。
不過，隨着疫情發展，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國政府公布的確診和死亡數字大致可靠，西方各國也存在試劑不足的問題，西方的數字也因檢測的不全面而顯得不盡不實。這時，才令人思考是否誠信不一定是政治體制的問題。
疫症後來不斷蔓延，尤其是歐美社會疫情和死亡人數遠比中國嚴重，其政府表現更顯手足無措，讓西方開始發現，中國的體制也有優秀的一面，媒體對於中國的抗疫措施湧現一片驚嘆，例如3月19日的英國《衛報》就發表文章《中國的抗疫封城措施：野蠻但有效》（China's coronavirus lockdown strategy: brutal but effective），更進一步指「世界對武漢的隔離措施感到震驚，但它看來已見效」（The world was astonished by the Wuhan quarantine but it seems to have worked）。
此外，更有媒體對於中國短時間內建成火神山、雷神山兩間醫院表示驚嘆。中國的強制性封城措施的確違反了自由、民主，可是用於抗疫這種特別時期，顯然異常奏效。所以，當歐洲大規模爆發疫情後，多國都效法中國的封城措施。
另外，《經濟學人》2月20日那期專門介紹了中國運用高科技監控系統來抗疫，例如用不同顏色的QR code來辨別國民的健康狀況，從而擬訂不同的防疫策略；3月14日那期報道中國為確保春耕不受疫情影響，開闢「綠色通道」保障春耕物資配送到位，當中可見中國體制的機動性和效率。
不過，西方媒體後來對中國抗疫的種種正面報道似乎無助消減一般人的歧視心態，人們覺得中國無疑很高效、先進，卻也是「邪惡的」，因而更為可怕。正如傅滿洲聰明絕頂，卻用旁門左道，因而不容於正道。
近期，西方政客和部份保守媒體更急於強調中國在疫情初期瞞報和處理失當，以致出現由官方和民間機構向法院提出訴訟，向中國索賠的現象，至今為止的索賠總金額竟高達50兆美元。以往各種疫症，源自各個不同國家，並沒有人提出索賠；2008年，由美國次按危機引發金融海嘯，波及世界各國，也沒有人向美國追討，如今卻出現為新冠疫情向中國索賠的怪現象，不能不說這也是出於歧視，甚至可以說是，日漸強大的中國招來嫉妒和排擠。
此外，西方媒體對於中國外交上的一些表現，以及在有關病毒來源爭拗中的處理手法，也頗有微言，認為中國予人憤世嫉俗又野心勃勃的感覺。
對於中國針對《華爾街日報》拒絕為有關「亞洲病夫」文章正式道歉而吊銷該報三名駐京記者的記者證一事，有人便指，歐洲一些國家也曾被媒體冠以「sick man of Europe」之類的負面形容詞，但都處之泰然。而中國作為正在崛起的大國，官方大可以輕描淡寫，從而淡化有關詞彙的特別色彩，而一味指罵只會顯得憤世嫉俗，不夠泱泱大度。
至於中國與美國之間關於新冠病毒的源頭之爭，西方媒體固然對於特朗普刻意污名化中國不以為然，但同樣批評中國有意「推卸責任」。
大國擔當VS野心勃勃
新冠肺炎疫情最早於武漢爆發，早期報道的病例也指是來自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因而那裏被認為是新冠肺炎的發源地，人們也稱之為「武漢肺炎」。
但這假設卻未得到科學驗證，中國呼吸系統專家鍾南山在2月的記者會上就表示，疫情雖然首先在中國爆發，但不一定發源於中國。（編按：後來多份中外醫學報告均推翻「源自華南海鮮市場」的說法，病源至今未有定論。）
然而，以右翼為主的美國政客卻不斷在病毒來源問題上大做文章，不時在病毒名稱上玩弄文字遊戲。以致中美雙方在「病毒源頭」上展開了你來我往的多番較量，各方民間也在社交媒體上出現維護己方的言論。
有人認為，既然病毒最先在任何一個國家出現都不是原罪，輿論就沒有必要在這個議題上糾纏不清，中國外交官和官媒不懂避重就輕，只會招來各國非議。例如，3月28日《經濟學人》的「茶館」（Chaguan）專欄副題是《中國在新冠疫情上的卸責行徑難以擔當負責任大國》（China's blame-shifting over covid-19 sits uneasily with claims to be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來批評中國政府。
近年在西方媒體上，不時可見對中國外交政策和外交官員的批評聲音，指中國採用「戰狼式外交」。西方媒體指出，中國外交官往年一向克制，只有當政府被批評時，才會表示抗議，但近年卻改變了韜光養晦的作風。
與此同時，中國在自己抗疫見效後，支援其他國家，將檢測試劑盒等醫療用品及專家送至海外，又將診療手冊譯成各國語言。這對於未來中國發展「一帶一路」或有幫助，也頗能贏得一些友誼，塑造慷慨解囊的大國形象。意大利外長迪馬（Luigi Di Maio）就曾在臉書上發布中國運送醫療物資和人員抵達意大利的視頻，對中國的支援表示感謝。面對疫情擴散，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Aleksandar Vucic）在3月15日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該國正在申請加入歐盟，但歐盟卻限制出口醫療防護用品以應付疫情，令塞國無法從歐盟進口急需的醫療設備，故此，武契奇說：「團結的歐洲不存在，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中國。」
在疫情持續、物資緊缺之際，中國展示了工業種類齊全和產業鏈完整的優勢，僅口罩就佔全球生產的一半，成為世界各國的強大後盾。中國已向很多國家和世界衞生組織、非洲聯盟等提供檢測試劑、口罩和防護服等物資援助。中國一些地方政府、企業和民間機構也向韓國、日本、意大利等國捐贈物資。疫情無孔不入，亦已蔓延至一些貧窮國家，這些地方更需要強大的支援，因而仰賴中國，中國能為他們提供幫助，令各國感受到中國的友善。
有人以「口罩外交」來形容中國在疫情中的對外援助，並認為中國是在透過對各國的支援，努力修復1月初有關武漢疫情處理手法的爭議，表明中國是有擔當和慷慨的強國。但中國伸出的友誼之手卻未必贏得人心，而且物資供應引起的糾紛還產生不利的輿論，甚至令人感到中國在地緣政治上有很大野心。例如，巴西教育部長溫特勞布（Abraham Weintraub）就在Twitter上暗指新冠疫情或有助中國「主導世界」，指摘中國廠商藉疫情謀利。
對於競爭對手來說，就更會心懷嫉恨。美國《紐約時報》援引特朗普政府的高級貿易官員納瓦羅（Peter Navarro）說，美國反對中國把為美方提供物資變成宣傳資本，以提升自己在國內外形象的任何努力。而中國一些醫療物資的品質問題，也常常見於西方媒體的報道上，影響人們的觀感。
中國在對抗新冠肺炎的戰役中報捷，打破了過去世界重大危機中，皆由西方國家帶領全球渡過難關的慣例，3月27日的G20視像會議就是在中國主導下召開，塑造了強國的形象，卻令美國感到失去領導地位的威脅。而西方也顯然並未有心理準備接納中國成為世界領袖，他們認為中國缺乏坦誠的胸懷，近期也使用過多憤世嫉俗式外交辭令。
最令中國尷尬的是，就在連美國總統都收回「中國病毒」的稱呼之際，在台灣和香港，還有媒體堅持用「武漢病毒」這個名稱，千方百計表達對所謂「中國文化劣根性」的不滿。其實，中國人自己在自己心目中的負面形象才是最可怕的。
中國要成為世界強國，顯然就要擺脫諸如傅滿洲一類的歹角形象。中國如何扭轉西方的歧視和排斥，躋身國際舞台，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中國文化深厚悠久，無論古代、現代，都有好多令人神往的人物形象，中國顯然需要透過各種途徑塑造這類形象來代表自己，而不是任由西方媒體塑造另一個傅滿洲作代表。
上文刊登於第212期《香港01》周報（2020年5月4日）《疫情出現拐點 西方輿論下的中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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