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對香港政治的意義｜于品海

沒有人會預料到香港的反修例騷亂竟然是因為疫情而停止，亦沒有人料到歐美的疫情竟然會比中國嚴重得多，更想像不到世界經濟因此而停頓下來。發起佔中和反修例運動的政客未曾想過自己會控制不了事態發展、預料不到結果，就像疫情的走向也讓大家撲朔迷離一樣。

只求對抗的行為帶不來政制發展，遠一點的教訓是依據「831決定」而制定的普選方案被否決，近在眼前的是《逃犯修例》修訂雖然被撤，社會卻因為騷亂而受傷，普選依舊寸步難行。最近一次運動的結果更是汽油彈亂飛，傷者無數，不少店舖被破壞。更荒謬的是，騷亂維持了超過八個多月，七千多人被捕，走在最前面的竟然是學生，甚至是中學生。

汽油彈要用生產線製造，多處地方發現槍支和彈藥，甚至出現炸彈，政治運動的發起者竟然躲在勇武背後，昧着良心不願批評違法暴力行為。以社會主流為服務對象的民主黨和公民黨最是尷尬，民主黨兩位資深黨員甚至因為反對暴力和歧視而被迫退黨或退出黨務核心。曾經堅持非暴力的和理非政黨，現在卻犧牲了自己曾堅守的原則。

小小病毒戳穿西方「發達」幻象

疫情本是中國內地的災難，這至少是隔岸觀火那些人的想像。一些激進的醫護當時發動罷工，要求港府封閉與內地所有關口，卻由於主張不切實際，無法服眾，很快就被迫放棄。這種民粹操作也許可一時蒙蔽社會，但隨着事態演變而水落石出，讓人看清搞事者只求自保，希望製造斷絕陸港聯繫的格局，甚至予人孤立中國的印象。

事實上，病毒有自己的傳播規律，任何人都無法完全免疫。許多人本以為西方發達國家的醫療體系先進、科學水平高，這種「小事」難不倒它們，結果卻大跌眼鏡。原來，小小病毒挑戰的不是科學和經濟實力，更不是民主或專制，而是社會組織和公共服務能力。西方大國措手不及，在迄今全球超過200萬染病者中佔了絕對多數，死亡人數更可謂天文數字—意大利是中國的5倍多，西班牙是4倍多，法國是4倍，英國是3倍，美國甚至是近9倍。人均計算更是難以想像，美國是中國的35倍，英國近70倍，意大利超過100多倍。這些國家的染疫死亡人數都超過1萬，當中以美國最多，逾3.9萬人死亡，疫情來襲，這個在「全球衞生安全指數」獨佔鰲頭的政經大國應對卻極為荒唐，總統與多州州長互相推諉，更在Twitter「開戰」，醫護和病人只能承受政府無能和無恥造成的後果。

一個多月前看似是中國要遭殃，現在卻成為全球共同面對的世紀大疫情，而且發展為經濟災難。美國四周內就有超過2,200萬人失業，高盛投資銀行估計失業率會超過20%。這一切都提醒我們，空有民主之名，缺少治理之優，政府一盆散沙，政客勾心鬥角，多少理想和財富都不堪一擊。

在香港，疫情的嚴重程度讓勇武派「英雄」無用武之地，政府亦改變了以往的冷漠態度，開始懂得政府的社會角色，做些救援工作，特首林鄭月娥的民望竟然「鹹魚翻身」，亦有不少和理非被疫情提醒改革才是重點，騷亂毫無作用，只會讓社會大傷元氣。

疫情最近看似稍有收斂，周末到郊外吸新鮮空氣的人多了，雖然如此，大家都不急於響應政客要保持反修例熱度的號召。當然，政客想着9月的立法會選舉，疫情和經濟對他們來說都不重要。

短視的政治計算只會使香港亂下去，就是因為即將要舉行立法會選舉，香港人希望不再亂下去的美好願望估計無法實現。各個政治團體早就摩拳擦掌，積極參與這場遠比區議會更具權力意義的政治搏鬥，但它會依然只是一場口水戰嗎？香港政制是行政主導，但一些人相信立法會有足夠權力制衡政府政策，逼迫政府滿足他們的政治要求，問題是，立法會內兩大派別都沒有因為擁有權力而去推動大膽改革。建制派一直在為行政部門保駕護航，做保皇黨；反對派則只懂得在議會和街頭叫囂政治口號，將衝突指向中央政府，但這種手段能讓中央讓步嗎？它是為了解決問題，還是激化問題？

香港從政者需要提出服眾的建議與適合香港政治的技巧，泛民主派好像念經一樣不斷叫喊「真普選」、「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鼓勵年輕人去衝擊，以為這就像「芝麻開門」，講完了寶藏就會自動奉上，只能是癡人說夢。建制與泛民主派往往讓市民感覺政客的行為與自己的需要風馬牛不相及，政府官員亦感覺不到立法會對施政的壓力，香港的既得利益群體更不用憂慮自己的蛋糕會發生變化。

當世界習慣忽略政治是有關人民生活能否得到保障、弱勢群體會否獲得幫助，疫情卻讓大家看到有效政府的重要性，而不是徒具民主的形式；加上之前的反修例騷亂，香港人更像被潑了一盆冷水。

不論是威權的中國還是民主自由的美國，在疫情面前都實施同樣政策，禁止大多數人自由流動，要求社區隔離。不同社會之間的效率和效果或許有差別，美國加州強制商店工作人員戴口罩，一些西方國家跟進，而香港人早就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公民責任。紐約州的情況更是慘不忍睹，《紐約時報》這兩天開始教人如何做口罩，當地的死亡人數是中國的3倍多，是911襲擊死亡人數4倍多，而香港只有4人離世。

美國被讚譽為最自由平等的社會，種族歧視早應根除，又是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理應有足夠資源應對疫情。但事實並非如此，各個州和市政府各自為政，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搶奪資源、哄抬醫療物資價格，數千萬弱勢群體根本沒有醫療保障，有色人種染病和死亡比例明顯高於白人，就以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奧巴馬的發迹地芝加哥為例，在因為疫情而死的人當中，有超過七成是黑人，而他們只佔人口的三分之一，再次證明就算選出非洲裔總統，也沒有改變美國根深柢固的社會和利益結構。顯然，利益和生命比意識形態和政治口號來得實際，當一些人妄稱香港就是西方民主自由陣營一員的時候，不如想想究竟是從什麼角度加入這個陣營，希望不是因為大家都是口水多過實際。

世界上不少精英都意識到國際合作的重要性，英國前首相白高敦（Gordon Brown）與多國前政要共同發起聯合抗疫國際聯盟，要求G20採取行動，以強於2008年次按金融風暴的團結來應對疫情，包括因此而引發的經濟危機。很可惜，號召沒有得到迴響，不到兩天就在輿論中消失。當然，不少國家手忙腳亂，疫情嚴重挑戰他們的行政組織和公共服務，在這個時候要求他們為國際疫情作出貢獻，顯然是勉為其難，更不符合他們首先要對選民負責的制度設計。

離任者曲高和寡，在任者忙着挽救民望，只想保證自己再次被選上，又如何會去追求理想。作為歐盟成員的意大利，連獲得歐盟幫助亦做不到，又如何想像歐盟及其成員國參與解決世界或發展中國家的疫情？這兩天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公開向意大利道歉，就說明當時的混亂。

普選捆綁結構改革　才是脫困之道

英國殖民地政府留給香港的優質資產是司法制度和醫療體系，當然還有郊野公園，但香港的經濟和民生困局卻源自當年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它搭建了今天的既得利益結構，如果連這些也堅持五十年不變，香港大多數市民只能繼續身處絕境。

香港當然要發展民主政治，普選是關鍵的機制，但我不相信單靠普選就能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只有通過大多數港人的共識，一起動搖既得利益結構，香港的情況才會改變。這絕不是要剝奪任何人的財富，更不是要消滅資本主義制度，而是在堅持「一國兩制」的基礎上，以民主與包容，用更適合今天香港的政策去建立公平正義的社會。我們絕不應該輕視市民的不滿與怨恨，過去一年的動盪絕對不是無理取鬧，但亦不是反修例一事就能激發。

香港必須改變，這是《香港01》創立時給自己訂立的努力方向。我們人微言輕，未能為香港解困，但卻不希望市民通過騷亂和疫情才意識到情況的嚴重程度。如果我們曾經有過幻想，認為爭取普選就能改變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和既得利益結構，那就去看看美國和英國以往一百多年是如何處理貧窮和社會不公，在這次疫情中又是如何應對不同階層的醫療需要。香港就算成功實現普選，但如果結果像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連人民的生命和健康都無法保障，特別是被制度遺漏的人，那又有什麼意思？只有改變思維，從香港的現實中尋找解決方案，將普選和結構改革捆綁一起，不是將普選視作萬靈膏藥，而是必須推動勇敢的改革，香港才能真正走出困境。

有人笑稱，「唔見棺材唔流眼淚」，這句話可能欠缺同情心，卻說清楚了問題。香港確實到了「見棺材」的地步。對於泛民主派，我希望他們從疫情的全球肆虐，看見不同制度的各種制約因素，不要只懂得鸚鵡學舌，叫喊政治口號。對於建制政黨和議員，請放棄以往的保皇角色，真正從香港的整體利益出發，將無能的政府官員趕下台，拒絕為無益的政策背書，強勢要求政府全面改革，只有這樣，你們才能被中間選民接受。因為政治現實，泛民主派或許有着政治激情，但並不認識社會的真正需要；建制議員更具推動政策的機遇和角色，但如果他們選擇自暴自棄，甘願做保皇黨，只懂得猜想中央的態度，政治態度甚至比商界更保守，那香港只能繼續沉淪下去。

上文刊登於第21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4月20日）《疫情對香港政治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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