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以藝術語言提出警示　歐洲創作界發表「氣候宣言」

這邊廂，澳洲大火維時四個月，遠遠還未結束；那邊廂，武漢肺炎疫症已然在全球蔓延，我們恍如置身地獄裏。無論碧海藍天還是繁華鬧市，剎那幻化成一片教人瞠目的異托邦。我們或許對疫症驚惶，無色無味無遠弗屆，對濃煙籠罩的澳洲，卻太容易轉頭忘卻；然而，很多事，我們看不到、感受不到，並不等於不存在、不受牽連。時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在社交媒體上冷嘲熱諷：「這世界真的有氣候危機嗎？」
撰文︰若山

在各式各樣急切的社會問題當中，大家如今終於發現，環境問題所帶來的深遠而不可逆轉的影響。「氣候暖化」及較為學術的「人類世」（Anthropocene）是近年歐美知識界、科學界甚至政經界的關鍵詞，是被熱議、演繹的概念，一種日益滲透生產與消費關係的催化劑。隨着17歲瑞典少女、氣候社會運動家通貝里（Greta Thunberg）發表一連串舉世矚目的演說，以成長中的下一代之姿向唯利是圖的成年人、商業巨擘作出控訴和憂慮，這些環境危機概念普及全球。當中，「人類世」尤其在文化思想界產生重大影響，各地作家及藝術家紛紛圍繞這個概念創作。回顧歷史、批判當下、想像未來的各種蹊徑中，大家都在問：世界能否不步向滅亡，而朝另一方向發展，甚至重生？

資本主義發展加速地球衰亡

2003年，倫敦Tate Modern藝術館曾展出一個名為《Weather Project》的作品，引起很大迴響，逾200萬人參觀。在藝術館地下最大的展覽空間Turbine Hall，三萬平方呎，近十層樓高樓底的中央高懸着龐然的「太陽」—發着橙黃暖光的大圓燈，有點未來世界的虛幻。人們在太陽前駐足，久久不去，感受其溫熱，甚至開始在跟前混凝土製的地上聚集、徜徉，猶如周日草地上沐浴於陽光下百般慵懶。丹麥暨冰島藝術家Olafur Eliasson的這個作品異常成功。英國《電訊報》指這是美的極致；《紐約時報》引述藝術家指，他想人們躺下時，在頭頂的天花板中，看見別人，同時看見自己。

每天，我們都在外頭頂着真的太陽，卻又情願窩在藝術館裏黏着一個假的太陽。當代藝術是現代社會的鏡子—我們總似要渴求日常以怪誕、異化的形態重新出現眼前，以感受它，或者由此作為了解問題的起點。我們是如何依賴着太陽和自然的？我們會失去它們嗎？若然失去，我們會活在哪一個世界？Eliasson如是說：「我們在這樣一個處境，分享經驗反而放大了經驗本身，在藝術館裏的個體經驗變成了集體的（collective）、共同的。這個成為了作品重要的一環。」

地球的處境，我們終需共同面對。

「人類世」於2000年由荷蘭大氣化學家Paul Crutzen提出。Crutzen是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因發現一氧化氮對臭氧層的破壞而得獎。根據香港大學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助理教授吳易叡《人類世：跨學科的愛恨情仇》一文，他在一學術會議上近乎意氣用事地提出以「人類世」替代「全新世」（Holocene）來描述現時的地球生態。這個未經地質學界嚴謹考究認可的用詞，引發學術界廣泛爭議，但無阻這個詞語的滲透程度。

此二十年間，「人類世」發展出多於一個定義，核心為人類對自然「主宰」、「掌控」而對環境、生態產生的根本性的逆轉和影響。有指其濫觴於工業革命，在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於1784年改良蒸汽機成功的一刻，對能源的剝削性運用、二氧化碳的無限擴張，便回不了頭；亦有指這個時期開展得更早，例如人類由遊牧轉至務農的時期；另有研究組織則以1945年人類首度作原子彈測試為「人類世」的肇始。

無論發源於什麼時期，空氣中二氧化碳含量的上升程度都經已無可救藥，莫說融化的冰川、物種的滅絕。近年的討論則針對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如何大大加速和強化地球的衰亡（Accelerationism），甚至認為加速至地球滅亡是資本主義唯一停止的方法。我們其實都知道問題是何等嚴重：世界上每天有150至200物種消失；科學家預測地球第六次大型滅絕的降臨；大西洋那猶如一個島嶼般大的垃圾漩渦；好些城市如泰國曼谷、美國休斯頓、意大利威尼斯等地在可見的將來有機會沉沒……

「沉浸式體驗」令觀眾感受危機

以環境和「人類世」為主題的討論熱潮席捲歐洲文化思想界，在一眾創作者發出的遍地警號聲中，世界藝術中心倫敦近期有兩個大型而矚目的展覽，分別是剛過去的、上文提到的Eliasson個人回顧展《Olafur Eliasson: In Real Life》，以及正在皇家藝術學院（Royal Academy of Arts）舉行的《Eco-Visionaries: Confronting a Planet in a State of Emergency》藝術展，後者由歐洲多個藝術團體跨國合作，集合了藝術家、建築師、設計師的創作。前者把天氣和自然形態本身不斷轉換成嶄新的、詩意的藝術形態和感受形式；後者指向較具體地談論一個環境的破壞事件，一些現實在試驗中或虛擬的解決方案，一些對未來地球的想像（異化悲觀或浴火重生），不過，兩者都充分表現藝術家如何運用當代藝術流行的新語言，喚起大眾對一個社會危機的覺醒：以「沉浸式體驗」（immersive experience）啟動觀眾多重感官和被無遠弗屆的「外界物」包圍的感受。

今日，去藝術館，不再是冷眼旁觀被畫框框起、被白燈照射的展品，展品也不再是自外於自身的「對象」，而是倒過來刺激、包圍觀者，甚至要觀者參與、介入，「對象」反而比現實更接近。我們在濃烈的感受裏思考，而非以西方自啟蒙時期以降的「觀察」、「理性」、「分析」進路看待危機。

在Eliasson的展覽中，有這麼一個展品，觀者把門打開，走入恍如霧氣瘟煙的純白隧道，矇矓混沌間，連自己是否身在隧道也無法確定，只能憑前方在霧中消失的背影推測眼前有路。步伐緩慢浮游，那種由強烈的不安全感帶動五官異常警惕地感受四周，那種又怕又興奮的經驗進駐腦袋，籠罩全身。我們如此重新感受「FOG」或「SMOG」—把一種天氣現象極端化，極美又極為難以掌握，你需要重新調節你的感受模式，挑戰你感官一貫的運用。

這是「沉浸式體驗」的要義—藝術不只是觀看，而是體驗。此概念用於氣候議題尤其見效。大眾對此議題的態度近乎僵化—不是漠不關心，或者剛剛相反，無時無刻被「我們是環境的破壞者」或「地球就要毁滅」的消息轟炸，英國哲學家提摩西．莫頓（Timothy Morton）指出，在傾倒的資訊模式（information dumping mode）下，我們認為有責任為氣候暖化做點什麼，卻同時認為個體完全無助於改變目前的集體命運，而由此產生純粹充滿道德的內疚感，反而令個人更加無力。「沉浸式體驗」想改變什麼？簡化地說，其中一樣就是逆轉人和物的關係，為個體的行動注入動力。

莫頓提出「超物件」（hyperobject）的概念。超物件不再是一般人理解的「物件」，不再是握在手中或是工廠製造的產品，可見可觸，乃是龐然至意識未能及、黏稠（滲透至生活無所不在的角落）、存在的時間超乎想像。例子有山巒、大海、網絡科技、氣候暖化、塑膠袋、核彈、生命演化⋯⋯山河、電子世界、人類製造的污染物已是自然（nature）的一部份，我們已無法回到全然的自然及工業革命前的生態。

超物件在日常生活中雖然無處不在，卻因其無遠弗屆而無法意覺和觸及。藝術館中展廳的「沉浸式體驗」令超物件「可見可觸」，而且以一種怪異（alienated）或極美（aesthetically powerful）的形式存在。Eliasson和莫頓年前把北極冰川的大冰塊運到倫敦，矗立於Tate Modern藝術館門外空地，在城市的廣場上、眾目睽睽下逐漸融化，那種錯置和近在眼前的視像震攝了很多人（但也有引發因巨冰運輸反而造成大量碳排放的相關爭議）。

五國六城藝術團體共同策劃

《Eco-Visionaries》由西歐五國六城旗艦藝術組織共同策劃，包括Fundação EDP/MAAT（葡萄牙里斯本）、Bildmuseet（瑞典于默奧）、 HeK（瑞士巴塞爾）、 LABoral（西班牙希杭），以及皇家藝術學院（英國倫敦）和Matadero Madrid（西班牙馬德里），是當今歐洲的共同「氣候宣言」。 其中，藝術家兼設計師Alexandra Daisy Ginsberg創作了一個眩目的作品。她以人工智能DeepMind重塑已絕種的北白犀。屏幕上，一個平面的、虛擬的犀牛慢慢在你眼前由pixels幻化成形。犀牛也身在和展場相似的白色房間中，好奇張望，四處走動，卻永遠走不出白房間。偶然回眸，和觀眾四目交投。即使犀牛是假的，卻如幻似真。

「我對人類在疏忽舊生命的同時，創造新生命形式這種癡迷很好奇。」藝術家製造了面面相覷的、共同被困的處境，教人窘迫，腦裏不期然浮現藝術家的話—「我們把世界上的白犀牛都早已殺清光，又為何想生產一個全新的所謂的犀牛？」英國《衛報》的評論認同此作帶來的詰問的力量：「藝術家Ginsberg想要挑戰當今科技理想主義（Techno-Utopianism）旨在將已滅絕的物種起死回生的想法。最後，跟我們同活的，便只得眼前這類犀牛。」

問題以不同的形式重現：我們都知道這些問題，牠們不是隱形的，但我們或許需以另一種方式認知、明白和感受。展場的另一個角落，建築師Nerea Calvillo把馬德里的空氣狀態視覺化為一層蓋着城市的被子，波浪湧動、色彩變幻懸浮於空中，造成《Madrid in the Air》。

甫進場，柴可夫斯基悲涼的曲子《The Swan》響起，那是HeHe的《Domestic Castastrophe N3: La Planete Laboratoire》的底樂。水族箱裏的地球儀在摩打驅動自轉時，會產生熒光綠色染劑包圍地球，形成一層覆蓋地球、海藻般的綠色，一種已經分不開自然還是人為的模糊的地球的現態。

當超物件如此之大，而恍似活生生如自在的生命體，莫頓指人會沉浸在藝術作品所模擬的超物件當中，感受趨向感官化、生物化。莫頓提出人作為某程度上的Cyborg（由化學物質組成的半人半化學合成體）會生出以感受其他生物（相同物種和相異物種）、非人物件（inanimate objects）的物料振動頻率形成的陌生感（strangeness）、同時又是「共鳴感」（attunement）的深刻感受。那是一種物種間、甚至人和非人之間的連結—一種主體更易的嶄新體會，一種新的平等。

詮釋人和生物之間的共存關係

藝術界近年來都在預演、探問對人類以己為尊、物種長期階級化的終極平等，尤其以法國藝術家Pierre Huyghe的作品最為前瞻。這位被權威藝術平台Artforum選為世界上第二位具影響力的藝術家，這些年來嘗試在作品建立一個「生態」—不是比喻，而是活生生的蒼蠅、鸚鵡，以及池塘，讓牠們在作品裏繁衍，讓觀者介入牠們的成長。後來，他在作品裏加入了科技元素、人工智能，和自然生態互動。

在2017年德國的Skulptur Projekte展覽上，Huyghe在市郊屋村廢棄的溜冰場上建了一個考古挖掘現場。在由癌症細胞、植物、昆蟲、人工智能裝置構成的生態及科技圈中，各物種自行演化成「作品」本身。在偌大一片泥土和水窪間，有一個小小的水族箱，裏面有一隻水蝸牛，藝術家依這極微小的生物的殼上的花紋譜成樂章，樂章的流向影響溜冰場頂部的天窗電子開關，而這開關將決定使水窪裏海藻生長的陽光和空氣的進入。換言之，原先被視為在生態鏈底層的甲殼類生物，轉瞬間成為場內整個生態最關鍵的角色。反之，人在當中的角色較為次要，以人為尊的生物階級被倒轉。

更重要的是，作品最後並非由藝術家完成，而是生物的互為作用和科技的設計結合而成—藝術家把當下現實搬到作品之中，希望強調各種生物和非生物間，以至生物和機械間互為依存的關係（interdependence），是真正的平等。我們對其他物種的滅絕不應是「同情」，而是對自己和其他生物的共通有更清楚的意覺，瓦解人理性地或存在主義地，把自己劃分出為人跟其他生物有決定性分別的意識。

現實裏的生態，所謂生態鏈最底層，才對整個地球至為重要，例如大家如今都知蜜蜂在全球食物供應鏈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參與《Eco-Visionaries》的藝術家組合Rimini Protokoll索性把生物學家找出來的事實公諸於世：人類和水母競爭生存，並且水母會贏—水母成為了氣候暖化的大贏家，當牠們的獵食者（魚類）有絕種危機，水母卻在愈來愈高的水溫下極速繁衍。作品《Win >< Win》具力量的地方在於訴說這個「輸給水母」的故事方式—

設置如水族館的黑房內，看着水母在水族箱裏優雅地浮游時，燈光一轉，一班觀眾會突然穿過水族箱看見對面的觀眾，根據耳筒傳出的指示，每個觀眾回答對自己生命的期盼，想像自身死亡和人類滅亡時的表情和演出，跟對面被水母牆屏蔽的觀眾說再見。而對面的觀眾看到他們對自己揮手，原先是觀眾的人，同時凝視「他人」、跟「他人」道別。在這個黑房內，在悠閒的水母面前，「人類」猶如在進行一個預知自己和同類滅亡的儀式。這種異常衝擊着思維的藝術過程，所有科學數據、資訊不再停留在「明白」、「接收」、「責任」的層次，而是，我們需要重新反省生而為人的狀態。

展場變解決社會問題的實驗場

不少藝術家和科學界、建築界、設計界合作，除了在作品呈現上有所創新，還在透過作品創造一些解決氣候問題的工具和方法、一個跨界別的實驗場、一些永續未來的可能。但如此這些，都是立足於前人的成果，甚至是一些被遺忘的、被忽略的創造品。

科學家早在工業革命初期已經發起環保社會運動，而且不遺餘力。例如有藝術家把早期發明的生物氣體發電機在《Eco-Visionaries》上展示（參見Skrei的作品《Biogas Power Plant》）。作為一種比風力、水力發電還有益於地球的再生能源的方法，迄今雖然仍有些國家使用，但因成本和效率問題一直難以普及。早期的發電機屹立於展場上，鋪上厚厚的塵埃，有如出土文物般，藝術家旨在提醒國家組織和觀眾，這個既可減少二氧化碳和廢物、且無任何有害氣體釋放的方式，卻被資本主義社會遺棄，只因邊際利潤和企業效益先於解決眼前危機。

藝術或許從來未曾如此實際過—以展場作為解決社會急切問題的跨界實驗場。應該說，天馬行空的想像和社會變革的推動終於明明白白地扣連到一起。展覽中有不少正在經營的案例的展品，如美國經營無人生態島的案例（Island House in Laguna Grande, Corpus Christi, Texas）。也有藝術團隊如Unknown Fields攀山涉水到波利維亞看這生產鋰的大國—有說那是世界能源未來的存庫和希望—在他們製作的超現實調子裏，無際的鹽湖閃閃生光、Atacama沙漠，恍如天空之鏡底下，就是提煉對地球傷害較低的鋰的鹽地、Unknown Fields稱之為「火山的奶水」（Breastmilk of the Volcano）的地方。

由工業革命至電子時代，我們如何能真正相信、仰賴土地，又可以何種方式如此？當鹽田映照着藍天，歐洲藝術家和思想家希望在作品裏創作出能詰問世界的、集烏托邦和異托邦於一身的、辯證的世界，那就是今天我們無時無刻處身的世界。他們想要逆反的遠不只是少用一隻膠叉或一個膠袋的環保意識，而是對地球運行系統、無限擴張的資本主義、人自視為高一等生物的種種結構性的、災難的肇因。

上文節錄自第20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10日）《以藝術語言提出警示　歐洲創作界發表「氣候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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